给予是没有条件的，有条件的给予就会变得丑态百出。为了讨好别人而表示笑容，固然也在表达亲切，但因为缺乏真诚，而变得生硬、勉强，令人厌恶。同样地，心中有所要求，才给予对方好处，对于真正的人际关系，没有实质益处。因为它可能带来更多的渴求，变成贪婪的操纵。
给予透过行为而实践，无论给予的内容是什么，不外乎使用语言、姿势、表情和行动做手段。因此给予的行为态度，会影响给予的内容和品质。古人说，不食嗟来之食。不礼貌、不尊重的赏赐，对方即使接受，也不会感激。因此，你要注意平常的言行态度，因为它也是我们给予的一部分。
给予，不能只对人类，而是要普及到大自然中的各种生命现象。现代人谈保护动物，维护生态，古人称之为“众生平等”。大自然是人类的老师，但是在人类自强以后的不知什么时候，人类开始征服自然并以征服者自居，殊不知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却让自然惩罚了自己，真可谓玩火自焚。人类能善待大自然的一草一木，能够对大自然的生命现象给予维护，大自然也一样会给予福报。
二、善于权衡利弊
权衡利弊办事，不单是针对自己，有时还要善于帮助他人分析利弊得失，说服他人，进而实现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的双重效益。
分析利弊得失，以供他人选择
不论求人办事，还是帮人办事，人们都需要选择办还是不办，而选择的目的就是为了趋利避害，选择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权衡利弊得失的过程。在权衡过程中，有的人考虑得比较周全，有的人可能就只考虑某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这时就需要分析摆出利弊得失，供人选择。
著名成功学家卡耐基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
他曾租用纽约某家饭店的大舞厅，用来每季度举办一系列的讲课。
在某一季度开始的时候，他突然接到通知，说他必须付出比以前高出三倍的租金。卡耐基得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入场券已经印好，并且发出去了，而且所有的通告都已经公布了。
当然，卡耐基不想付这笔增加的租金，可是跟饭店的人谈论是没有什么用的。因此，几天之后，他去见饭店的经理。
“收到你的信，我有点吃惊：”卡耐基说，“但是我根本不怪你。如果我是你，我也可能发出一封类似的信。你身为饭店的经理，有责任尽可能地使收入增加。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将会丢掉现在的职位。现在，我们拿出一张纸来，把你因此可能得到的利弊列出来，如果你坚持要增加租金的话。”
然后，卡耐基取出一张纸，在中间划了一条线，一边写着“利”，另一边写着“弊”。
他在“利”这边的下面写下这些字：“舞厅空下来。”接着说，“你把舞厅租给别人开舞会或开大会是最划算的，因为像这类的活动，比租给人家当讲课场能增加不少的收入。如果我把你的舞厅占用二十个晚上来讲课，你的收入当然就要少一些。
“现在，我们来考虑坏的方面。第一，如果你坚持增加租金，你不但不能从我这儿增加收入，反而会减少自己的收入。事实上，你将一点收入也没有，因为我无法支付你所要求的租金，我只好被逼到另外的地方去开这些课。
“你还有一个损失。这些课程吸引了不少受过教育、修养高的群众到你的饭店来。这对你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不是吗？事实上，如果你花费五千美元在报上登广告的话，也无法像我的这些课程能吸引这么多的人来你的饭店。这对一家饭店来讲，不是价值很大吗？”
卡耐基一面说，一面把这两项坏处写在“弊”的下面，然后把纸递给饭店的经理，说：“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你可能得到的利弊，然后告诉我你的最后决定。”
第二天卡耐基收到一封信，通知他租金只涨百分之五十，而不是百分之三百。
在这里，卡耐基没有提自己的要求，却减少了开支。卡耐基一直都是谈论对方的要求，以及他如何能得到他所要的。
明确是非善恶，摆平不合理现象
分析利弊得失是个说理的过程，尤其在摆平不合理现象或抨击社会现实时更显重要。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纽约勃克莱博物馆公共教育会议上说：
“我想，要我到这里来讲话，并不是因为把我看作一位教育专家。如果是那样，就会显得在你们方面缺少卓越的判断，并且仿佛是要提醒我别忘记了我自己的弱点。我坐在这里思忖着，终于想到了我所以被邀请到这里来，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让我这个曾在大洋之上飘流的不幸的旅客懂得一点你们这个团体的性质与规模，让我懂得，世界上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一些人正在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从而对我有所启迪。另一个原因是你们之所以邀请我，是为了通过对照来告诉我，教育如果得法，会有多大的成效。尊敬的主席先生刚才说，曾在巴黎博览会上获得赞扬的有关学校的图片已经送往俄国，俄国政府对此深表感谢——这对我来说，倒是非常诧异的事。因为还只是一个钟点以前，我在报上读到一段新闻，一开头便说：‘俄国准备实行节约’。我倒是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我当即想，要是俄国实行了节约，能把眼下派到满洲去的三万军队召回国，让他们在和平生活中安居乐业，那对俄国来说是多大的好事。我还想，这也是德国应该毫不拖延地干的事，法国以及其他在中国派有军队的国家都该跟着干。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了。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我把俄国电讯再看了一下，这样，我对世界和平的梦想便消失了。电讯上说，保持军队所需的巨额费用使得节约非实行不可，因而政府决定，为了维持这个军队，便必须削减公立学校的经费。而我们则认为，国家的伟大来自公立学校。试看历史怎样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演，这是多么奇怪。我记得，当我还是密西西比河上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曾有同样的事发生过。有一个镇子也曾主张停办公立学校，因为那太费钱了。有一位老农站出来说了话，说他们要是把学校停办的话，他们不会省下什么钱。因为每关闭一所学校，就得多修造一座牢狱。这如同把一条狗身上的尾巴用作饲料来喂养这条狗。它肥不了，我看，支持学校要比支持监狱强。你们这个协会的活动，和沙皇和他的全体臣民比起来，显得具有更高的智慧。这倒不是过奖的话，而是说的我的心里话。”
在这次演讲中，马克·吐温对当时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剖析。他攻击俄国的侵略政策，却避开正面的谴责，大谈俄国的所谓“节约”，然后用精妙并令人发笑的比喻，揭穿了俄国妄图进一步霸占中国领土的野心。这篇演讲妙趣横生，作者将激烈慷慨的感情隐藏在诙谐的言辞中间，而听众从笑声里会猛然警悟出作者的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