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少比较牵强的戏，例如：一位悲痛欲绝的母亲擎着一把火炬出场，目的是为不幸的伤残者请命；又如四大强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开会，准备决定全世界人类的命运时，海伦出现了，恳求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要发动战争等等。最后这场戏他们也觉得太虚假，结果又删掉了。
由于掺入了各种奇思妙想，使得影片的情节越来越不可思议，变得脱离了现实。尤其是结尾的一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哈哈大笑，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要我扮成天使，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谁知他们找来的这匹白马活力十足，跑起来的冲劲异常惊人。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操纵缰绳，好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我越来越局促不安，一颗心忐忑不安，全身紧张得像洗桑拿似的出汗。头上的太阳又无遮无拦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打开了的水龙头止不住地下淌，连放在唇边的喇叭都满是汗水，吹起来咸咸的。
小心翼翼地骑了一段路后，在没有任何预感，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胯下的这匹马突然双脚站立，一时间把我吓傻了，幸好旁边有位摄影记者身手灵活，马上跑过去按住马，使马重新站好，要不我一定会摔在地上了。
杂耍剧院的生涯
结果，我所参演的这部影片没什么票房。我的生活重归平静，再回到原来的住所，如此过了两年时间。这期间，我们当然也动脑筋设法多存一些钱。朋友们赠送的款项以我健康活着为限，我必须要考虑替莎莉文老师省下一笔养老金，万一我先她过世，那她的晚年该怎样活下去？
正因为如此，我们下定决心从1920年起进入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参加表演，这一表演就是将近4年，直到1924年春。当然，这4年间我们只是偶尔地表演，一开始，我们只是抽空参加全世界的巡回演出。1921年至1922年期间，则在美国本土巡回表演。
我们在杂耍剧院演出的消息传出后，也受到某些人士的议论：“你们瞧，海伦这个人，为了出名竟不择手段。”
有些热心的人则写信安慰我，劝我不要投身演艺界。其实，我怎么会是为这些呢？我有我自己的打算，只不过是依自己的想法和考虑去实行罢了，连莎莉文老师都是被我多次劝说才同意。
在我看来，这种工作比起写稿来，不但松弛，而且收入颇丰。虽然名为巡回表演，实际上，往往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星期以上，不像我们过去的演讲那样，有时一天要马不停蹄赶好几个地方，十分劳累，而且演讲时通常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得立刻演讲，连稍事休息的机会都没有。在杂耍剧院的演出给了我很充足的时间，每场仅20分钟。剧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管理模式，贴进生活。在这里，我们有充分的私人自由，不必担心受到别人的干扰，连类似演讲观众要求握手的情形都非常少见。
从事这种工作，我在身心上都感到很高兴。不过莎莉文老师似乎不像我这样平静自然，她自始就感到有点难受。也怨不得她，因为刚开始时，我们的名字与那些特技人员、驯兽师，乃至各种飞禽走兽等一起出现在节目单上，不管是谁都会觉得有点不像回事。只是，我扪心自问我的表演内容一点都不低俗，更没有什么不能讲的，因此，觉得很放心。
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人，引起了我前所未有的兴趣。他们多半都直率，热诚而讲义气，他们的行为令我觉得特别感动。总之，我在杂耍剧院的这段日子真的是快乐的。台下的观众就像亲人一样，他们听到我说话时都表现出称赞之情。通常，由莎莉文老师说明我学习的情况，然后由我做简单的自我介绍。最后是我与观众互动的提问环节。
观众们最常提出的问题有如下几项：“你看不见钟表，如何辨别白天和黑夜呢？”“你有没有打算结婚？”“你的眼睛看不见，那么你相信有鬼吗？”“你会在梦里看见什么东西呢？”类似的问题很多，有些还更幽默呢！我总是很关心观众们对我的反应，很不容易的是，到这儿来的观众十分真诚，当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或者令他们开心时，他们就很自然地拍手大笑，一点也不把感情藏起来，尽情地笑着。也因此，我用心地给他们最真诚的答案。
提到听众们的反应我想起了与现在极端相反的情况，那是一次在教会里的演讲。进入教会的听众当然跟在杂耍院的观众身份有很大差别，心情也不一样。但他们的十分安静却让我感到十分不自然。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不知道他们的表情，可是我却体会到他们对我的话没有共鸣。台下一片静悄悄，再加上讲台很高，因此，使我产生了一种我是在自顾自的错觉。我到广播电台去演讲时也一样，四周静悄悄，也没人，那就更没有掌声，连空气中我也闻不到熟悉的烟味和发胶香味，仿佛置身于一个无人的世界里。
所以说，我宁可在杂耍剧院中与观众们打成一片，至少不会觉得紧张和孤独。
慈母去世
我这一生中最悲伤的时刻，莫过于在一次演出前，突闻母亲去世的消息。当时我们正在洛杉矶的某处演出。父亲去世时我还很小，不太懂事，还不太了解生离死别的悲痛，因此没有像这次这么悲痛不已。当然，也许是因为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挺多的，感情极好，有更多的难以割舍。
对我来说，在莎莉文老师没来之前，有关母亲的记忆是溃乏的，只知道母亲后来常说：“当你生下来时，我感到很高兴。”母亲的话一定是真的，因为她把我患病之前19个月中的大小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常常在我耳边说给我听：“你学会走路以后，是你最喜欢到院子里去追逐花丛中的蝴蝶，而且胆子很大，一点都不怕小动物，还常用小手去抱它们。那时，你的眼睛非常好，连一般人不易看到的小物件都可以迅速找出来，因此是我工作时的小帮手。”这些事母亲不厌其烦地不停说着，还说某次家中正在编一个有三只脚的竹笼子，笼子四周留了许多小洞，正好学说话的我又好奇又高兴，总爱爬到母亲膝上，用不流利的儿语问道：“什么时候能完成？”
母亲又说我最喜欢壁炉中熊熊的火烟，经常不愿上床睡觉，紧紧盯着燃烧着的木材发呆。如果看到火烟由烟囱上窜出时，特别感到兴奋。
“唉，那时候我们俩人是那么地快乐呀！”母亲在回忆之后，总会面带微笑着说。
当我不幸经历一场大病，变成伤残人，母亲才23岁。年轻的她从此生活在痛苦的岁月中，因为天生沉默少语不太说话的个性使她没有什么朋友。遭此不幸，心情当然更失落了。长大之后，我尽量学习自立，希望不使母亲操心。母亲与我一起旅行或与我同住时，也许会感到高兴吧，可是更多时候，她必然为我这个残疾女儿而独自流泪吧！我似乎可以有一丝感觉出母亲在最后几年变得越来越少言寡语了。母亲不只一次说过，她常常早晨醒来和晚上睡前，脑海中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海伦的问题，也经常为此担心。母亲的手患有风湿，写起信来很辛苦，可是为了我，还是常常不辞辛苦地用盲文写信给我。
在我之后，母亲给了我一个妹妹，5年后给了我一个弟弟菲利浦，他们两人的到来多少给她带来了一些安慰。
父亲离开，母亲独立担负起家庭重担，日子过得很辛苦。好不容易妹妹长大了，嫁给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母亲才算轻松了一点。她分别到妹妹家或我这里走动，探望孩子们。
老实说，年轻时候母亲对针线活和家务事都不怎么样，出嫁以后，却要挑起家庭的重担。不但要监督工人做工，又要帮着作家务，还要自己做各种食物，孩子的衣服也得自己亲自动手，此外，还得照顾父亲每天带回家的朋友。总而言之，属于南方家庭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得一手操持。
母亲做的火腿与腌黄瓜很出名，吃过的人都称赞说好吃极了，附近的人总是向母亲要一些带回去。当时我年纪小，一点都了解母亲的操劳和艰辛，总是拉着她的裙摆，紧跟着，母亲从不厌恶，默默地承担着一切。
以母亲这样一位身材短少，体弱多病的弱女子，怎么能够承受那么多家务给她带来的压力呢？莎莉文老师就常常对此表示难以置信而夸赞母亲。更令人钦佩的是，我们从未听母亲说过一句气话，她总是默默地做着，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她就这样工作着。
母亲还是个园丁，她知道如何插苗播种，也知道用什么方法照顾那些花花草草。虽然浇水除草等工作很累人，但是她干得十分舒服。她对花草的疯狂迷恋也可以说明她的心思很是细心。记得有一年的早春，她移植了一株蔷薇，不料几天后遇上温度突降，新栽的蔷薇被冻，母亲在给我的信上十分悲伤地表示：“我就像丧子的大卫王似的，抱头哭起来。”
母亲也很是喜欢鸟类。她每次到连杉来时，喜欢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随身还携带些小东西去喂鸟。当她看到母鸟在教小鸟学习时尤其在意，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自己却觉察不到。
母亲对国家大事也很有兴趣，经常看报。她十分讨厌那些戴着面具的人——当然指的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常语带嘲笑地批评那心术不正的议员和政客们。她最欣赏那些头脑聪明，能当机立断地评论政事的评论家，例如汤玛斯·卡莱夫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曾和卡莱夫人进行过书信交流。在作家中，母亲喜爱惠特曼、巴尔扎克等，他们的作品母亲经常一遍遍地阅读，几乎倒背如流。
有一年夏季，我们到帕蒙特湖畔的山木屋中去度假，那里有我们最喜欢的碧绿的湖水、林木及婉娫曲折的小路。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亲望着湖上在划船打闹的年轻人，一刹那，想到什么，一股莫名的情绪低潮，我当时根本无法理解。
世界大战爆发后，母亲从来不提有关战争的事情，只有一次，母亲在外出途中遇到了很多青年在野外生存，禁不住有感而发地说：“哎，真可怜！这些结实的小伙子眼睁睁地就要被送到战场上去。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们去呢？”
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再就是听到俄国提出和平条件时，母亲说：“勇敢地去吧‘战争是人类的东西’这句话的国家真是太棒了！虽然隔着海洋，可是我真想伸手去拥抱它。”
母亲在世时也常说，希望将来老了，不要麻烦别人，宁可独自一人离开这个世界。母亲去世时正住在妹妹那儿，她安详平静地离我而去，没有惊动其他人，事后才被人知道。我在临上台表演之前两小时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在此之前，我从未得到任何母亲生病的消息，然而，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啊！这种时候，我还能表演吗？”我马上联想到自己快要死了。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肉似乎都想放声大哭。可是，我竟然表现得很勇敢，当我在台上表演时，没有一个观众知道我发生了这样一件不幸的事，这点令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感到很平静。
当天，我还记得，有一位观众问我：“你的年龄是多少，很大吗？”
“我到底多大了呢？”我把这问题给自己说了一遍。在我的感觉上，我岁数不小了。但我没有正面答复这个问题，只是反问道：“依你看呢？”
观众席上爆出一阵欢笑。然后又有人问：“你的生活幸福吗？”
我听了这个问题，眼泪几乎无法控制，可还是强忍住了，尽量平复地回答：“是的！我很幸福，因为我很虔诚。”
这一天的问答基本就是如此。当我回到后台，内心的悲伤再也无法控制，瞬间彻底爆发了出来，我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虽然，我知道在“天堂”里，总有一天可以见到母亲，可是眼前这个失去母亲的世界是如此孤独。不论什么地方，每一件事物都会让我想起母亲，我在内心里暗自感叹：“啊，如果我能再次收到母亲寄来的盲文家书该多好啊！”
直到次年4月，我到亚拉巴马的妹妹家里时，我终于承认母亲真的离开了！
亲爱的母亲呵！您为我付出了一生，现在您到了天堂，应该可以开朗轻松些了吧！因为您该明白我之所以变成这样，完全是上帝的意思，您的心应该得到满足了吧。这是我最感安慰的事。
意外的喜悦
经过长期的奋斗，在人们都认为必不可少的情形下，一个全国性盲人机构终于建成了，时值1921年。宾夕法尼亚州盲人协会会长是这一事件的发起人，在俄亥俄州举行的美国盲人企业家协大会的年度总结会上，正式通过了这项决议。
纽约的M·C·麦格尔先生是该会的第一任会长。麦格尔先生在开始时都是靠朋友们的支援经营此协会，1924年起，协会变换计划，决定向社会各界筹募基金，因此希望我和莎莉文老师前来支持。
对于那种为了募一点钱，而必须四处走动的日子，老实说我实在很担心。当我知道他们的计划时，虽然觉得煞费苦心，可是心里依然有点不太高兴。然而，不高兴归不高兴，我心里十分明白，依照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社会的支持，任何慈善团体或教育机构都不能生存下去。为了盲人们的福利，我无论如何也得强迫自己地尽力去做。于是我又开始进出于各种各样的高楼大厦，坐着电梯串上串下地去演讲了。
这笔基金的目的，在于协助盲人们能学到一技之长，而且提供他们施展才能的场所；另外，也要帮助那些有天赋而没钱的盲人，让他们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譬如那些有音乐天赋，却因家境贫困而买不起乐器的。事实上，这类被埋没的天才非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