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岸上的那些人，大概就在大舢板划口岸边的时候陆续出现了；他们去的时候分成两批，回来时却稀稀拉拉，七零八落，这时只要过来一小队斗志昂扬的人，估计他们就会全军覆没。
然而这一带的人已经被他们吓破了胆了；这些土著由于刚遭到我们袭击，已经吓得魂飞魄敬，我相信纵使我们只有五个人遭遇到他们的一百人，他们也会不作抵抗，逃之夭夭；其实，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这次可怖的行动中作出点像样的抵抗；在漆黑的夜里，他们一怕大火，二怕我们那些人突然袭击，惊惶得手足无措，甚至连方向也摸不着；由于如果他们逃向西边吧，就会碰上这帮人，如果逃向东巴，又会碰上另一帮人；因此他们从东到西都是被动挨打；而我们这帮奇军中间，除了一个人手灼伤了，另一个人的脚扭伤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挂花。
我心里对那船长侄儿非常生气，说实话我生所有人的气，特别生他的气，由于一方面他身为一船之长，作为要对整个航行负责的人，他的行为已使他脱离了职守，另一方面，他对他手下的那些残暴好杀的无耻之流，没有使他们镇静安抚，而是火上浇油。我的侄儿尽管态度毕恭毕敬地作了回答；但他辩解道，当他看到那可怜水手的尸体，看到他竟然被土著人这样残忍地杀死了，就情不能自抑，就怒火中烧，腾上脑门；他承认他作为一船之长，做这种事是过份了；但他毕竟首先是人，受人性主宰，因此忍不住也很正常。至于其他的那些人，他们很清楚，他们根本不属于我，因此一点儿也不在乎我的反感。
我们于第二天便扬帆启航了，下面发生了什么事便不得而知了。对于他们到底杀了多少人，我们的那些家伙口径不一；但根据他们的说法，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起码有一百五十人在他们手中丧失，而且镇上的房子全被烧了个精光。至于汤姆·杰弗里这个可怜家伙，他喉部中的一刀深可透骨，脑袋都几乎掉下来了，把这样一个死人带走毫无意义；因此他们只是割断拴住他一只手吊起他的那根绳子，把他从吊他的大树上放了下来。
不管我们的这帮人如何夸他们的行动如何天经地义，我始终对此抱反对态度，而且此后不停地警告他们说，上帝会降点惩罚给我们这次航行的；由于在我眼中，他们那晚的集体大屠杀使他们都蜕变成了杀人犯。由于尽管人家确实杀死了汤姆，但汤姆冒犯人家在先，破坏了双方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而且那位年轻的土著女子清白无辜，满心期望着进行平等交易，哪里料到会受到他的糟蹋。
后来我们在船上时，水手长极力为这次武斗辩解不休。他说尽管表面上看，是我们首先破坏了彼此间的和平关系，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是那些土著自己在前一天夜里挑起了这场武斗的，是他们毫无理由地拿箭射我们并要去我们一位同伴的性命；因此，我们攻打他们天经地义，以非常手段对付那些人也理由充分，为的是为我们自己报仇雪恨；虽说那个可怜的汤姆对那年轻女子的行动放肆了些，但杀了他却十分过分，更何况用毒辣残忍的手段弄死了他；因此，他认为，上帝是允许这样对待杀人犯的，干这种事他们问心无愧。
也许有人会总结道，这件事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不要莽莽撞撞就冲上岸与崇拜偶像的野蛮人交战；然而，只有自己付出惨痛的代价，人类才可能自省而变得聪明；而且，人们为取得经验付出的代价越高，这经验对于他们就越有价值。
现在我们驶向波斯湾，然后又从那儿取道科罗曼德尔海岸，只是中途在苏拉特〔印度中西部城市，靠近坎贝湾和达布蒂河河口〕停泊了一刻；押运员的主要用意是到孟加拉湾。要是在那儿错过了他的越洋贸易，他就直奔中国，回来途中再经过这海岸。
在波斯湾时，我们遭到了一个天大的灾难，当时我们的五个人冒险登上了阿拉伯一侧的海岸，阿拉伯人围困住了他们，要么全杀死了他们，要么全收他们为奴隶；舢板上的其他人没法救他们，弄得自己差一点没法划走舢板。我借这件事数落他们，说这是上天给他们的公正惩罚。但水手长却十分不满地反驳道，他认为我这种责备过分了，而事实上又摆不出《圣经》上有什么凭据；他还举出了《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四节〔《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四节全文为；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住在耶路撒冷的所有人都更有罪吗？〕说是我们的救世主在那节经文里告诉世人，西罗亚楼压死的人们，其罪恶并不比所有的加利利人更深重；尤其他拿这件事令我哑口无言——这次损失的五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曾上岸参加了那场马达加斯加的大屠杀——我一向用这个词来称呼这件事，尽管我们那帮人十二分反对“屠杀”这个词。
然而我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对他们说教，产生了出乎我意料的坏结果；有一次，那次袭击事件的首凶——那位水手长放肆地前来找我，责备我老是在外面宣扬这件事，斥责我的做法并不公正，损害了有关人士，特别是他的名誉；他还说，我仅是名乘客而已，根本无权指挥这艘船，船怎么航行也根本同我无关，他们没有必要听我的，再说他们不清楚我头脑是否在酝酿什么坏主意，说不定他们一到英国，我便会使阴招同他们清算这笔旧账；因此，若我不决定停止这无谓的事，而且不再多管闲事、不再同他纠缠，他就选择离开这艘船；由于他认为有我夹在他们中间，只会给航行添乱子。
我十分耐心地听他讲，等他讲完了，才说道：我承认我的立场是一贯反对他们在马达加斯加的那场大屠杀的，而且在所有场合，我都是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但未必对别人的斥责就逊于对他的斥责；至于说我无权在船上发号施令，事实如此，可我也并没有在船上以老大自居，只是在一切与我们彼此有干系的问题上，我毫无保留地坦诚地说出了心里的想法，但若说到我同这次航行有什么关系，我请他走远点，毕竟我身为这艘船的主要股东之一。既然我拥有这份所有权，我认为自己也有这份发言权，而且即使我实际行使起来超过了我那份发言权，也无须向他或其他的什么人解释；这时我对他开始表示有点愤怒了。他当时并没有回答我，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当时，我们的船正停在孟加拉〔孟加拉湾西岸是斯里兰卡和印度，北岸是孟加拉国，沿海重要港口有加尔各答等。此处的孟加拉应是一城市名，或指加尔各答〕的锚地，由于想看看当地的风景，我就同押运员乘着舢板上岸去转转；傍晚时分正准备回大船，一个人从舢板上下来通知我，他请我不必劳驾上舢板了，由于有命令通知他，不准带我回船上。任何人都可以想象，我一听到这个毫无道理的消息时，不啻晴天霹雳；于是我问那人，到底是谁下命令的。他说是那个舵手。我无话可说，便让他们告诉他，我对他传到的回信没有反应。
我马上找到了那押运员，告诉他整个事情，同时也言明我当时的预感，就是我预料船上将会爆发哗变；我要求他立即乘一条印度人的小划子回到大船上，向船长报告这件事。可是我这消息传不传出去毫无关系，由于在岸上我同他谈话之前，大船上已经出事了。原来我刚坐上舢板离开，水手长、炮手、木匠和船上全体头头脑脑集体去找船长，说要向他讲这件事；接着水手长气势汹汹地讲了一大通，重复了一遍他先前对我说过的话，然后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船长，既然现在我已和和气气地离船上岸了，他们也就不愿诉诸武力了，若我不上岸，他们就得使用武力迫我离开。因此他应当明白，既然他们上了这船，在他手下干事，那么他们就会忠诚不贰地把事干好；但若是我不愿意离船，或者船长不放我离开，那么他们就全体离船，不再追随他航行下去；显然他们早已约定好了暗号，由于他说到这“全体”一词时，转过脸向主桅瞧了一眼，聚集在那儿的水手们立即对这一动作作出反应，齐声叫道：“全体！全体！”
我那身为船长的侄儿，是个非常沉着也很有勇气的人；虽说他免不了对这事感到吃惊，但仍很镇静地对他们说，他要考虑一下这事，并且在同我谈话前他是无法作出决定的。他对他们大讲了一番道理，指出他们这种做法全无理由，也不公正，但他们一点儿也听不进去；他们一边发誓，一边当着船长的面相互握手，以示他们有上岸的决心，除非他们得到他的保证，不再让我上船。
这可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由于他知道他对我负有义务，而且我对此事的态度他也不知道；于是他采取了很机智的做法，告诉他们说，我是这条船的大股东，按公道不能赶我离船；他说若是他这样对待我，那么他就与臭名昭著的名海盗基德〔威廉·基德（164～1701），又叫“船长基德”，是劫掠船船长及半神话式海盗，曾在北美沿岸、西印度群岛、红海和印度洋一带活动〕，无异了他在船上发动哗变，把船长抛弃在荒无人烟的岛上，然后驾船扬长而去。而无论他们上哪条船，除非他们不回英国，否则就将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他说我既然是这条船的主人之一，他便不能赶我下船，否则他与其放弃这条船和这次航行，也不愿做这种严重损害船主的事，因此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然而，他愿意，也邀请水手长同行，上岸同我谈谈，也许能找到一个双方皆大欢喜的折衷办法。
但他们全都反对这个建议，扬言不愿同我打任何交道；说让我上船也可以，他们全都下船。“好吧，”船长让步道，“既然你们都这么想，那么让我上岸同他谈谈。”说了这番话之后，也就是那舵手给我传来口信后不久，他就亲自来找我了。
我从心里高兴看到侄子的到来；由于我担心他们用暴力把他关起来，然后张开篷帆驾走船只，而我被剥夺一切，孤零零地被抛弃在一个遥远的国度，无依无靠；总而言之，那种情况下，我的处境比孤身一人呆在岛上那时还惨。
但略使我宽慰的是，他们还未绝情到这地步；当侄子告诉了我他们的话，说起只要我上船，他们发誓和握手扬言全体离船，我安慰他完全不必为此担心，由于我并非不愿留在岸上。我只是希望给我送来一些必需品，并且留一笔足够的钱给我，让我自己想尽一切其他办法回英国。
侄儿听我这么说，觉得心情沉重，然而除了点头并无他策，于是——长话短说吧——他回到船上后，告诉他们他的叔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对他们的无理要求表示让步，但要把他船上的一切东西留给他；因此这件事几个小时后就烟消云散了，大家各归自己的岗位，我则开始琢磨下一步的行动。
我想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现在我孤身一人在一个世上最遥远的地方，由于按海路计算这儿离英国比我在我那岛上还要远上九千海里；不过话说回来，我可以从这儿走陆路，穿过伟大的莫卧儿国家〔从十六世纪早期到十八世纪中叶，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受蒙古人的穆斯林王朝统治，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莫卧儿王朝〕到苏拉特，可以从那儿走海路到波斯湾顶端的巴士拉，然后沿骆驼商队的路，穿越阿拉伯沙漠，抵达阿勒颇〔阿勒颇令届叙利亚，是该国西北部的重要城市〕或伊斯肯德伦〔伊斯肯德伦今为土耳其海港，距阿勒颇不远〕从那里再走海路到意大利，从陆路入法国国境；把这些路程累加一下，至少足以抵得上地球的直径了，或许还多一些。
还有另外一条路等着我，那就是静等英国过路船，它们从苏门答腊岛上的阿琴〔阿琴在苏门答腊北部，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常停泊于此〕驶向孟加拉，搭这船可以直达英国了。但由于我来这儿，与东印度公司无关，因此除非有他们的准许，我很难上船，而我既无那些船长对我的特别关照，也无公司方面的关照，因此这可能性不大。
看着我们那艘船撇下我就驶走了，我有一种蒙受侮辱的感觉涌上心头；我觉得，除非海盗抢走了船，把不肯同流合污的人撇弃在岸上，否则一个像我这样身分的人是不会落到这种待遇的。事实上，我们情况几乎和那种情况相同；总算我的侄子给我留下了两个仆人，说得确切些，一个是同伴，另一个才是仆人；前者是船上事务长的办事员，经我侄子劝说，就答应追随我了，后者则是他自己的佣人。我在一位英国妇女的屋里弄到了一个很舒适的住处，还有几位商人，有的来自法国，有两个从意大利来的——到不如说是犹太人——还有一个来自英国，也都聚居在那儿。我在这儿受到的待遇非常不赖，可以说从没有过不愉快的事上我的门；我在闭居于此的九个多月中，一过考虑采取什么走法，一边琢磨怎么筹划好自己的事。我手头还有一批贵重的英国货，还有一笔数额不小的款子；我的侄儿留下了一千比索，又给了一个信用证，以便急需时能应急，这么一点，无论什么事发生，都不会弄得我窘迫得无计可施了。
我很快就以一个好价钱卖出了那批货物，而且依照我起先的计划，我在当地购进了一批上佳的钻石，而在我当时的境况下，我买这东西真是太合适不过了，由于我可以把全部的财产随时随身携带。
在这儿住得久了，回英国的办法也想了不少，但没有一个合乎我的心意；一天上午，和我住在一起，而且相处甚密的一位英国商人对我说道：“我的同胞，我有一个想法要告诉你，我自以为再合适不过，也许你斟酌一番后，你也会觉得很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