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之工作的几个书商中的一个，曾提出聘他到他那里去，并答应长期雇用他，并给他提供舒适的住处，年薪1500法郎。啊！舒适的住处！1500法郎！多诱人哪！但是，当名书役？当一名雇佣文人？放弃自由？马吕斯不干。
马吕斯没有加入安多拉那个组织。大家是朋友，有事可以互相帮助，仅此而已。马吕斯有两个朋友，一个年轻——古费拉克，一个年老——马白夫先生。他和那马白夫先生相处得更为融洽些。因为他内心的革命是由他引发的，由于有了他，他才能认识并爱戴他的父亲。他常说：“马白夫先生切除了我眼中的白翳。”
四、马白夫先生
那一天，马白夫先生对马吕斯说：“我当然完全赞同那些政治观念。”政治观念如何对他来说全是无所谓的，不管什么样的见解，只要能让他自由自在，他总是不加区别地一概表示赞同。
他不能理解，人生在世，放着各种苔藓草木不去观赏，放着各种书不去阅读，却偏偏要弄出什么宪章、民主这一些东西来互相仇恨。他结识彭梅旭，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彭梅旭培植花卉，他繁育果木。他去望弥撒是为了修身养性。他认为人不能没有一个职业，于是选中了神甫这一行。他一个人孤零零过着，身边只有一个老女仆服侍。他患有手痛风症，手指被那病弄得僵直了。他编写并出版了一本《柯特雷茨附近的植物图说》的书，还配有不少彩图。那书是自费出版、自费发行的。人们对它评价很高。每天总有三三两两的人来梅齐埃尔街按他的门铃，前来购买。他每年可以挣下2000法郎。这是他的全部收入。他还有一个梦想——把靛青移植到法国。
他的女仆也是一个天真类型的人物，一位可怜的、慈祥的老处女。她能阅读。她叫普卢塔克妈妈，名字是马白夫先生替她起的。
马白夫先生喜欢马吕斯，因为他觉得马吕斯年少温存。老年人碰上一个和善的青年就像碰上了风和日丽的佳期。每当马吕斯谈到军事，谈到火药，谈到进攻，谈到反攻，谈到他父亲在战场上挥舞大刀砍人同时也被砍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时，马白夫先生便谈彭梅旭的花卉，从培植植物的角度来评价自己的英雄。
1830年，他那当本堂神甫的兄弟突然死了。兄弟的猝死如同黑夜降临，一切景物在马白夫先生面前全部暗下来。接着，公证人的背约使他损失了10000法郎，随后，出现了七月革命，那次革命招致图书业的危机，首当其冲受到冷遇的是《植物图说》这类图书。他的《柯特雷茨附近的植物图说》再也卖不动了。后来，马白夫先生搬出了梅齐埃尔街，并辞去理财神甫的职务，脱离了圣稣尔比斯，迁至巴纳斯山大街，找到一栋小房子。在那里他也只住了一个季度，因为那房子和园子的租金是300法郎，而他所能承受的房租是200法郎。
最后，马白夫迁到了奥斯特里茨村，在一个茅屋里安了家。
马白夫只允许两个客人来奥斯特里茨的茅屋看他，他们一个是圣雅克门的那位书商，一个是马吕斯。
马白夫先生便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精神习性犹如钟摆，一旦被幻想上紧了发条，即使那幻想已经破灭，它还要摆动很长一段时间。
五、穷就会苦
马吕斯喜爱这个慈祥、厚道的老人。他常来探望马白夫先生，每月一两次。马吕斯的兴趣是独自一人去郊外，在大路上做长时间的散步，他也去马尔斯广场，也去卢森堡公园，那里有一些人迹罕至的小路。
戈尔博老屋正是他闲逛时发现的。这里很偏僻，房租低廉，对他再合适不过。这样，他便在那里住了下来。周围的人只知道他的名字，别的全然不知。
任何激情都会消失在幻想中。马吕斯的政治狂热已经消失。1830年的革命在使他感到满足给他带来安慰的同时，在这方面对他也起了作用。他的愤激之情仍然存在，只是不再那么偏激了。确切地说，他已没有主见，有的只是共鸣。
他觉得，自己参悟到了人生的哲理和生命的真谛，除了天，他对一切都不留意。
假使有人对马吕斯的现在的内心进行一番观察，就会发现他的内心已变得惊人的纯洁。愿望产生于思想，幻想产生于内心一个人的幻想是他最逼真的写照。
在1831年的夏秋之交，服侍马吕斯的那个老妇人告诉他：他的邻居，一个叫隆德磊特的穷苦人家，要被赶走。
“为什么要赶走他们？”他问。“他们欠了两个季度的房租。”“一共多少钱？”
“20法郎。”老妇人回答。“拿去，”他把钱交给那老妇人，“25法郎。20法郎替他们付房租，剩下的5个法郎留给他们。但是交给他们的时候不要提起我。”
六、代替品
忒阿杜勒中尉所属的团队换防调至巴黎。吉诺曼姑娘要让忒阿杜勒接替马吕斯在家的位置。
不管怎样说，在这个家中，老人需要有一张青年人的脸，它可能多少会带来一种像曙光给古迹带来的那种温馨之感。
一天早晨，吉诺曼先生正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每日新闻》，女儿进来了。她用她最柔和的声音对他说了下面那句话：
“爸爸，一会儿忒阿杜勒要来向您请安。”“忒阿杜勒？什么人？”
“您的侄孙呀。”“啊！”老头应了一声。
随后，他继续读他的报，已把什么不相干的侄孙忒阿杜勒丢在脑后，报纸上的消息就够吉诺曼先生恼怒的了。老头想起了马吕斯，因为马吕斯就是个大学生，兴许他会和报上那些学生一道，“中午12时，在先贤祠广场，开会讨论”。正当他想到这一层之时，忒阿杜勒中尉进来了。
吉诺曼姑娘大声对父亲说：“这是忒阿杜勒，您的侄孙。”又低声嘱咐那中尉说：“赞成他说的一切。”接着，她便退出去了。
中尉不太习惯如此严肃的会见场面，他怯头怯脑，嘟囔了一句：“您好，叔公。”
“啊！是你，好的，坐吧。”那老祖宗应了一声。忒阿杜勒坐下了，而吉诺曼先生却站了起来。他在房间里踱起步来。“这堆毛孩子！要在先贤祠广场集什么会！一群顽童，小崽子！居然要集什么会！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很清楚，要走向昏天黑地的世界！”
“您说得对。”忒阿杜勒说。吉诺曼先生侧过身，看见了忒阿杜勒，接着说：“国王古已有之，将来肯定也会存在下去。要明白，人民总归是人民，你们那共和制，没有谁愿意欣赏！笨蛋，你的冲动过于令人恶心了！卢浮宫院子里安大炮？不折不扣的土匪行为！”
“您讲得对极了，我的叔公。”忒阿杜勒说。吉诺曼先生继续讲他的：“博物馆院子里安大炮！要干什么？啊！这些年轻人，个个是无赖！”
“嗯，是的。”忒阿杜勒说。吉诺曼先生继续说自己的：“他们丑态百出，全像老虎笼子里的猴儿。公民们，我向你们宣告，你们的进步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种疯癫病；你们的人道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种空论；你们的革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桩罪行；你们的共和不是别的，怪胎一个！你们年轻貌美的法兰西呢？只不过是臭婊子的一个私生子。不管当着谁的面，我都会这么说，傻小子们，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些。”
“对极了！”中尉大声道。吉诺曼先生听后，转过身，看了中尉一眼，对他说：“你是个蠢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