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今夜的恶梦，没准儿也是贡妃即他的生母托梦于他，让他救助自己的骨肉兄弟。因为据说神仙或鬼魂，才有能力“托梦”，而活人是“托”不起“梦”的。想到这一点，燕王顿感毛骨悚然，同时忧心如焚。“必须救他！”他对自己说，“无论怎样，也得把他救出蒙化！”
似乎听到有个声音，来自天上，或者地下，这样清清楚楚地提醒他。无须分辨，那一定是他们的生母贡妃。母亲在教给他“唇亡齿寒”的道理呢！
其实无须母亲教导，他也懂得这个道理。朱允炆的刀子捅在周王身上，血却在两处流——他的身上也有伤口啊！
他非常清楚，现在被“治罪”的是周王，下一个也许就轮到他了。
自从赴京奔丧受阻于淮安，他便预感到，建文帝以及“用事者”齐泰、黄子澄之流，为稳固帝座，必会向他们这些藩王手里收权。“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军士，今后一听朝廷节制”，那仅是第一步。（今后肯定不会有让他燕王节制沿边兵马的机会了！）第二步、第三步……麻烦肯定会接踵而至。他们这些亲王——尤其是他燕王，日子必会越来越难过，处境必会越来越险恶。看不透这一点，那才是傻瓜呢！
他也非常清楚，从现在起，他必须跟朝廷斗心眼儿了！为了生存，甚至得不择手段了！
其实，朝廷不也在跟他们斗心眼儿吗？对付周王令李景隆“假道开封，北征备边”，堂堂朝廷也耍这种花招儿！这不像正经皇帝的来头儿！搞这种小鬼点子的皇帝不会有出息！“我知道应该救周王。可我如何救他呢？”燕王朝向繁星密布的夜空发问。
没有回答。只有喝饱了露水的秋虫还在不倦地唧咕；却也莫衷一是。
燕王沿着曲桥、花径来回走。后进入亭阁，坐在石鼓上便再也不动。等到晨曦微露，秋虫也倦睡了，薄雾也从荷塘里升起时，他脑子里总算有了大体的想法。
他知道现在还不能公开跟朝廷对抗。还必须违心地承认朱允炆这个新皇帝。向他俯首称臣。在“忍”的前提下“蓄势待发”。至于救助周王（当然也是救助他自己）的切实可行办法，无非上书建文帝，利用洪武皇帝立下的“祖训”和所谓“亲亲之情”，希望能打动建文帝，对周王减轻处罚。
他记起了上个月里，建文帝曾将周王的罪状写成敕书，颁发诸王“议罪”，即要求诸王对周王的处置发表意见。这未尝不是一次机会。按明洪武皇帝立下的规矩，“皇亲惟谋逆不赦，余罪，宗亲会议取上裁”。只要周王不是“谋逆”，其他的罪行好办，先认下来再说。鉴于他燕王在宗人府的地位（洪武朝时，宗人府以秦王为宗人令，晋王与他为左右宗正，周王、楚王为左、右宗人，五人的班子现在只剩他和周、晋二王了）应该是有资格说话、说话也应该有分量的。且试试再说吧！
然后他便开始构思这封奏书该如何写。书中不好否认周王之罪，却也不说该当何罪。重点是说两点：一是“亲亲之情”、“骨肉之恩”；二是宜按“祖训”处置，不宜逾越“祖制”。总之措辞要软中带硬，有情有理。
此时天已亮了。霞光染红假山一角，枝叶间也有了莺鸣。燕王神清气爽，暂时放下忧心之事，就在亭阁上比划起拳脚来。
五建文帝是很容易动感情的人。上午的朝会上，当刑部尚书暴昭、御史巨敬等议论到某几位藩王“在国多不法”时，这位二十一岁的皇帝曾拍着龙案，声色俱厉地表示：“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朕就重办几个不法者，让天下人看看！”且还当场列举了周王的例子。说“周王尽管是朕叔父，但只要违犯法律，一样追究！”在朝会上，他鼓励有司查访包括藩王在内一切王公大臣的罪行，“只要属实，按律惩治。”话说得慷慨激昂，显示了这位新皇帝的魄力与胆略。然而，当他退了朝，坐到乾清宫里，读到秉笔太监刚送来的一封书信时，情绪马上变了。他暗暗地为刚才所说的话而后悔了。
书信是从北平发来的。燕王在书中说：
……若周王橚所为，形迹暧昧，幸念至亲，曲垂宽贷，以全骨肉之恩。如其迹显著，祖训具在，臣何敢他议？臣之愚议，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
读罢，他心头呼地一热。说实话，这是自他登基以来所接到的燕王的第一封书信。——当然，燕王曾经进过“贺表”，但“贺表”与书信不同。贺表仅是为了礼仪之需要所采取的一种形式，讲究的是“格式”，而无实在感情。书信则不同了。书信是两个人面对面的谈话，有感情存焉。他读过第一遍，最先的感觉便是：燕王老老实实称他为“陛下”了，甘心情愿地自称为“臣”了。燕王已不是在淮安时，张口闭口称他为“我侄儿”如何如何了。
他再读第二遍。发现字里行间体现着谦逊或卑躬（如“臣何敢他议？”如“臣之愚议”，等等），同时也洋溢着骨肉亲情（如“幸念至亲”，“骨肉之恩”，等等）。这写信人毕竟是他的亲叔父啊！毕竟是在群臣中享有颇高威望、亦曾深受先皇帝厚爱重用的亲王啊！燕王能用这样的口气说话，不容易啊！——此时他的胸口已有些发烫了。
他读第三遍时，感情渐趋平静而思维接近理智了。他知道这封信的用意是为周王求情（如“曲垂宽贷”等语）；但求情的同时，却又与他讲理。讲理的根据便是“祖训”。说是“何敢他议”，但按照“祖训”，这事还真该议一议。在哪儿议？在宗人府议。既然要议，便须先摆出犯罪人的罪状。周王“其迹显著”乎？抑或“形迹暧昧”乎？说实话，所谓“谋逆”也者，真还都是些含含糊糊的东西。因为周王毕竟没有公开地造反啊！“其迹”怎么能“显著”呢？——此时他的心倒有点发虚，而脸倒有点发烫了。
然而，读到第四遍，他的心便踏实了，而脸也不烫了。因为信中提醒他：“体祖宗之心，廓日明之明，施天地之德”。这是为皇上找到了下台的梯子。周王不是无罪，因而逮治他完全有理；燕王现在要求他做的，仅仅是看在“祖宗”面上，法外施仁，从轻发落，而这恰能体现新天子的“仁政”呢！
建文帝反复阅读，思忖再三，觉得燕王的书信无懈可击，入情入理。如搁置不问，说不过去。尤其是当他回忆起父亲（即懿文太子）薨逝前，当着洪武皇帝的面，在东宫里张挂《负子图》的情景时，真是百感交集，心颤鼻酸，扑簌簌落下泪来。《负子图》上马皇后所保护的婴儿，其实不仅是他的父亲朱标，亦应包括燕王、周王，以及故去了的秦王和晋王。他们都是洪武皇帝和马皇后的亲骨肉。马皇后以性命所养护的亲生儿子，逝者逝矣，乃天命也；然而，尚在世者，如因他朱允炆之故而丧命，他如何向祖宗交代呢！岂不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吗？朱允炆主意已定。当即令秉笔太监将燕王书奏让齐泰、黄子澄传看。其御笔朱批说是让此二臣先议，拿出意见，但他本人的意思，已是要赦免或宽宥周王的了。齐泰见到燕王书奏，并看了御批，对建文帝的态度深感忧虑。他连夜找到黄子澄，两个人就在黄府交换看法。黄子澄不惟忧虑，甚且有点愤恨，冲口而出道：“皇上这是‘妇人之仁’，将坏大事也！”齐泰说话比黄子澄谨慎，不会拿古人对项羽的评价来比喻当今皇帝，但也觉得“妇人之仁”几个字，用在建文帝身上十分合适。由此他倒没来由地打个寒噤。
也许，在这一霎间，齐泰朦朦胧胧地预感到，他陪伴着建文帝走上了一条危险道路。但这种“危险”的意识刚萌即逝。他来不及想它。他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说服建文帝，对藩王们不能心慈手软。
“文死谏，武死战”。齐泰说，“你我要做忠臣，无论如何不能让皇上因仁慈而坏大事！”
“说的对！”黄子澄说“，我等就学一回宗孔先生吧！”
“宗孔先生”指的是洪武中期大理寺卿李仕鲁，字宗孔。此人性刚介。因规谏洪武皇帝“勿舍圣堂而崇异端”（此异端指释道教之怙恶不悛者），帝不听，宗孔先生即愤怒地将笏板往地上一掼，说道：“还陛下之笏。请把我的骸骨送归家乡吧！”激帝大怒，令武士当场杖死阶下。
第二天，齐泰、黄子澄进宫见建文帝。他们指出燕王的书奏居心叵测，力劝皇上决不能过于仁慈，“法外施仁”。其态度虽没有“宗孔先生”那么过激，将笏板掼于地上，但的确也十分激烈。尤其黄子澄，直指皇上的弱点是“心太善而耳太软”。说得建文帝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
建文帝最后修正了自己的意见：对周王朱棣既不赦免，也不宽宥，而只是照顾到他的身体、生计等具体难处，将其迁回京师，关押于高墙之内；其子辈继续流徙，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