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柳传志一行几人来到香港，手里只攥了30万港币，因此到香港后也只能和在中国大陆一样，先从做贸易开始。通过贸易积累资金，了解海外市场。
当时，“联想”进军海外市场的条件并不完全成熟，他们虽然有技术和国内大本营做后盾，但是他们对国际计算机市场却一无所知，就好比一个身强力壮的“瞎子”。与联想合资的香港导远电脑公司的几位年轻港商毕业于英国伦敦帝国大学理工学院，资金与科技实力不够，但对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律一清二楚，就好比一个心明眼亮的“瘸子”。
让这两个不完美的“残疾人”完美地结合起来，让“瞎子”为“瘸子”做腿，站立起来然后起跑；让“瘸子”为“瞎子”做眼，看清世界，找到方向。“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以不完美的个体做完美的“组合”，这就是柳传志和“联想”的“瞎子背瘸子”策略。
柳传志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1988年我们带了30万港币到香港，同当地两家公司合作，总投资90万港币，办了一家香港联想电脑公司。那时在香港开公司成立大会，也就是4月1日，我在记者会上讲，我们计划一年要完成营业额1亿港币。记者就问我们有多少本钱，我们说有90万的股本，当时没说利润，结果所有记者脸上的表情都很明显，似笑非笑，绝对不以为然，觉得又是大陆来的人说大话。时隔一年以后，我们完成了1.2亿港币。事实证明，我们不是说大话。”
对于钱具体怎么赚的，柳传志说这不是秘密，很简单。当时他们的三家公司分别是中科院计算所、中国技术转让公司、香港导远公司。一家在国内有技术，另一家公司有可以做资金担保的雄厚背景，香港公司掌握了海外销售渠道。当时他们主要销售美国公司AST刚刚引进中国的机器。当时的计算机与今天不同，今天的计算机因为竞争激烈已经成了新鲜水果，像荔枝一样不能搁，一搁就贬值，那时却都是干果，搁些时间也没问题。如果他们每月可以卖200台，他们就订货400台，因为北京联想还可以销200台。万一香港的200台谁都没卖出去，顶多下个月北京公司再接着卖。这样，多进货价格就大大不同。价格能差40％。后来他们做到每个月销售两千多台。那一年他们卖了两万多台，进价又比别家低得多，便有了很大利润，所以第一年他们愣是做了1.2亿港币的营业额，净赚了一千多万。
当时，大陆有不少公司也与香港有着合作，但多不愉快。联想的成功无疑证明了策略的正确。这一开头的喜人成绩不但给联想的海外发展增添了信心，也在内地和香港大企业合作方面作出了表率。
用自己的长处来弥补别人的短处，拿别人的长处来克服自己的短处，在合作中谋发展，在互补中谋前进，这样双方就都能做大、做强、做长久。
商业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发展自己，但是纯粹不顾别人的自我发展是不可能的。正如人具有社会性而必然会受到周围人群和社会变化的影响一样，单一企业的发展也要受到行业发展、企业发展的影响。社会生活是个大舞台，颇像莎士比亚描写过的那种情景一般：“所有的男女都在这儿扮演角色。”每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登场表演的入场券，他们结成一支互为影响的群体，汇成一股人流，摩肩接踵地在众目睽睽下表演着。企业也如此，具有社会性或群体性。竞争只是企业活动的一个方面，即表现企业个性的方面；而合作则是企业活动的另一个方面，即表现企业群体性的方面。当今社会竞争空前激烈，如果不存在“大鱼吃小鱼”的前提，竞争的双方要是不顾对方的死活，死拼到底，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只会出现两败俱伤的结局。如果双方在必要时采取合作对策，也许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在商业活动中提倡互惠原则是必要的。
买卖双方中，卖方想赚钱，买方想省钱，表面上看这是一对矛盾，但是买卖双方的关系也是通过这种“赚”与“省”的关系而发生的，两者又在统一体中，没有了任何一方，买卖关系就不存在了。以长远之计去维持这种关系，就需要考虑双方互惠的原则。
招牌要振聋发聩
借力不能滥借，不能什么都借，应该只借自己最紧迫需要的东西。
在中国的电脑圣地中关村，提起柳传志和他所创立的“联想”，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确，于公——上百亿元的年销售额，于私——上亿元的身家，这都不是一般人能轻易达到的创富高度。经商取得如此成就，头上的光环自然多多，但在这光环笼罩之下的，是他不平凡的创业和发展历程，其中最为他自己庆幸的就是在联想创业之初就“借”到了一块金字招牌。
1984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公司的前身成立。在当时还属偏僻之地的中关村又多了一家实在不起眼的新公司。柳传志和另外10个被认为不太安分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开始摸索赚钱之道。
当时公司的基本状况是：中科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加上一问20平方米的小平房以及端着计算所“铁饭碗”的11个人。创办初期，与“两通两海”相比，这家公司实在不起眼。那时候到政府部门开会，联想的总经理总是早早到场，坐到第一排。如果有机会讨论，一定要抢着发言，目的是引起领导的注意以便得到支持。
很明显，这是一家地道的国营企业，因为投资少、规模小，也许投资者并没有指望这个小公司能干出多么大的事情来。但国营这一点，对于刚刚诞生的这个小企业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柳传志他们非常清楚，国营企业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民营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正是基于这一点，柳传志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用活用足政策，把联想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大企业。
成立前期，柳传志和创业的同事们考虑，计算所只投资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应该放权。于是他们向所里提出要三权：第一是人事权，所里不能往公司塞人；第二是财务权，公司把该交国家的、科学院的、计算所的资金上缴以后，剩下的资金支配所里不要管；第三就是经营决策权，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由自己做主。
虽然投资不多，但在柳传志的要求下，计算所将三件宝交给公司：一是下放人事、财务和经营自主权，也就是在机制上保证后来柳传志所说的“民营”。二是保证所里上千名科技人员做公司后盾。这一点在当时可能并不觉得有多么重要，因为中科院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也许还有人觉得是计算所在甩包袱。但是，高素质的创业人员可能是当时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最大的财富。三是给一块“中科院计算所”的金字招牌。这是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重要的无形资产，有了中科院计算所这块国内计算机界的顶尖招牌，对公司发展业务肯定有很强的支持作用。因此，柳传志一直到1988年还在强调“我们是官办公司”，那是一块“金字招牌”，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优势，也充分地利用了它。
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国有企业最大的好处是贷款容易、税收优惠以及有商业信誉等等。回顾联想集团的发展历程，国有优势的发挥在联想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功不可没。柳传志曾直言不讳地说：“1988年我们能到香港发展，‘金海王工程’为什么去不了？因为它是私营的，而我们有科学院出来说话：‘这是我们的公司。’”香港联想开业三个月就收回90万港币的全部投资，第一年营业额高达1.2亿港币，“国有”的优势再一次得到体现。甚至在企业发展的后期，联想还一如既往地享受着“国有”的恩惠，与政府成功地合作、开发并实施了诸多的合作项目。
一次，中国科学院进口了500台IBM计算机，配给其下属的上百家研究院。王树和、柳传志几位得知后，和李勤天天跑中国科学院。当时的信通公司等也在争这笔业务，但是，李勤他们给出只收价格4％的维修服务培训费，使其他公司觉得没法做。新技术公司有很多人曾经参与过我国大型机的研制，技术力量很强，加上这些人的努力，一趟一趟地跑，终于感动了中科院，于是科学院把这500台计算机的验机、培训、维修的业务交给了联想。
联想就这样迎来了第一桩大生意。500台计算机把两间小屋堆满了。由于场地小，排不开，只好腾出一间屋子验机，其他人便都挤在另一问小屋子办公。这笔业务做得非常不容易，做完之后，扣除3％的成本，只剩下1％的利润，但是，由于李勤他们服务、培训等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得到了用户的好评，最终把他们的服务费涨到了7％。于是终于挣到了公司的第一笔巨额利润——70万元。
赚这笔钱主要靠的是技术，是以验机、培训、维修机器等为主要服务内容，采取出卖技术劳动力的方式赚取的。
第一桶金的掘得是因为发挥了新技术公司的长处，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技术，并且也是靠着中科院这个背景，这两点优势在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创业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借力不容易，把借到的力用好更难。用好它就得仔细分析好双方的优劣，然后再优势互补，以发挥所借之力的最大功效。成功商人不仅是一个善借者，更将是一个善用者。
虽然人生得意、财源滚滚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然而，却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得到的。这是因为个人的力量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实在太弱小了，以至于单凭一己之力几乎无法实现。但如果你懂得借路而行，就可以做到以小博大。
在生意场的打拼中，借力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其形式各种各样，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利用别人的力量优势达到自己的目的。
“草船借箭”的故事流传千古，成了借外力成功的经典，这是因为对方的箭正是己方所急需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人都需要借他人的力量成事。正如卡耐基墓碑上刻的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明白如何集合比他能干的人在他身边。”
大凡成功者必善于利用他人之力，从而使自己拥有一双能翱翔寰宇的羽翼，比别人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为自己挖“井”
培植也是一种投资，想乘大树之凉，就得多植树苗。想借人之力，有时需要先舍得付出，把有潜力供自己借的人培植起来，这需要眼光，也需要魄力。
人们常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我们说朝里有人好经商恐怕也没人反对。当然，我们所说的靠山，并非指政治靠山，而是指那些真正能帮助你成就事业的能人。但是人们往往会忽略一个事实，现成的靠山往往不那么可靠，一到紧要关头比如可能危及到靠山本人前途的时候，他可能就成了缩头乌龟，如果你硬往上靠，说不定会被闪一个嘴啃泥。所以借力最高明的手段是培植靠山，让他心甘情愿做你的靠山，任它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要达到这一境界，需要有极佳的商业眼光——一眼就能估出其价值几何；还要有破釜沉舟的魄力——总想着万一不成如何如何，永远不会成为商场上借力术的高手。另外，要有点点耐心。树苗长成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是需要时间的。
在培植靠山以资借用方面不能不提一百年前的徽商代表胡雪岩。胡雪岩自幼丧父，且家境贫寒。12岁那年他告别寡母，只身去杭州信和钱庄当了学徒。
胡雪岩生得一双八面玲珑的眼睛，一看就是个绝顶聪明的主儿。平时他不仅能吃苦肯学，而且能言善道，出手大方，外加他有一张常开的笑口，所以人缘极好，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由于这些因素，胡雪岩三年师满后立刻成了信和钱庄一名得力小伙计。
开始时，胡雪岩和其他伙计一样在店里站柜头，后来东家觉得这个小伙计顺眼，就派他出去收账，胡雪岩认真操办，从来不曾出过纰漏，深得东家赏识。
有年夏天，胡雪岩在一家名叫“梅花碑”的茶馆里跟一个叫王有龄的攀谈，知道他是一名候补盐大使，打算北上“投供”加捐。
清代捐官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富而不贵，美中不足，捐个功名好提高身价，可以与地方官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再有一种，本是官员家的子弟，书也读得不错，就是运气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孙山，年纪大了，家计也艰难窘迫了，于是就走“做官”这条路，卖田卖地，托亲拜友，凑一笔钱去捐个官做。
王有龄就属于后者，他的父亲是候补道，死在异乡，身后没有留下多少钱。王有龄与寡母寄居在异地，境况不好且又举目无亲。他虽然捐了官却无钱去“投供”。
在清代，捐官只是捐了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要想补缺，必得到吏部报到，称为“投供”，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王有龄尚未“投供”，更谈不上补缺了。
胡雪岩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心头不由一亮，眼前的王有龄决非等闲之辈，若助他进京“投供”，日后定有出头之日，成为助己飞黄腾达的靠山！
胡雪岩虽然读书不多，却极有悟性，对“否极泰来”、“乐极生悲”这类社会哲理体会弥深。他身处钱庄，在钱眼里打斤斗，看惯了多少人在生意场上一夜之间暴富，改变命运；又有多少人万贯家产毁于一旦，沦为乞儿。
胡雪岩认定眼前这个落魄潦倒的王有龄必定会翻转过来，大富大贵，只是火候未到，还缺一位帮他的贵人罢了。他决定在王有龄身上下注。
他将500两银票送给王有龄进京“投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