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宋代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县南旧夏县）涑水乡人。
据说，司马光6岁时开始读书，学习非常刻苦。稍大一些时，晚上睡觉竟以圆木为枕，称为“警忱”，只要木枕一滚动，他就能从熟睡中醒来，接着起床苦读。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好学，还能举一反三，所以少年时代便名扬乡里。流传至今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也说明了他当时的有关情况。
司马光15岁时，由于他的父亲司马池任兵部侍中，官居四品，而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六品以上的大臣子弟可以补官，所以他也恩补人仕，被授予将作监主簿。但是，他刻苦读书的习性有增无减。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此后，他被朝廷先后任命为礼部判官、华州判官、苏州判官，随后又任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职。治平四年（1067年），升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从此官职不断升迁，一直升至相位。
一、怀民以仁
司马光为政，同情百姓疾苦，主张“怀民以仁”。
他认为：只有“利百姓”，才能“安国家”。所以，在他担任地方小吏时，除勤勤恳恳地完成本职工作，还经常深入民间，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调至中央部门后，司马光依旧关心下情，经常为民请命。
治平三年（1066年），陕西一带发生严重旱灾，但朝廷却没给予应有的重视，还决定从那儿抽壮丁组成义勇军，并让百姓分摊费用。时为龙图阁直学士的司马光十分气愤，一连上了6道折子进行劝阻。其中，他对农民的疾苦绘述得极其详尽，还指出历史上官逼民反的现象，一再强调此举是“欺蔽上天，诬罔海内”。当他发现宰相韩琦竟支持这一决定，又持札子赶到中书省同韩琦辩论。两人唇枪舌剑，进行了一场轰动朝廷的激战。司马光为相不久，许州（今河南许昌）一带又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饥殍遍野。司马光闻报，立即奏请皇帝发钱粮赈饥。并亲自草拟赈灾文书，令各州县立即开仓放粮。他还明文规定：各级地方官员，只要恪尽职守，赈灾有功，受到百姓的拥戴，都将受到表彰、赏赐；而玩忽职守，贪污受贿，弄虚作假，一律受到制裁；对那些因失职而饿死人者，还将严惩不贷。发文之后，司马光仍不放心，又特派专人赶赴现场视察灾情，监督救灾措施的具体实施。结果，由于政策到位，措施得当，受灾百姓及时得到了救济，没有饿死一个人，也没有外出逃难者。大家齐心协力，开展生产自救，很快度过了困难时期。
二、荐贤任能
司马光非常赞赏唐太宗李世民的那句话：“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为利于朝廷得到更多、更好的人才，他针对当时在用人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不少好的见解和主张。如建立健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科举制，设十科举士；改进延访、荐举和按察制度；破除循资历、重门第的陈腐观念等等。熙宁元年（1068年），他又向皇帝提出了选拔和提升对象必备的三个条件：一、“不爱富贵”；二、“重惜名节”；三、“晓知治体”。显然，前两条指的是“德”，后一条说的是“才”。“德”、“才”相比，以“德”为先。根据这一标准，司马光力于荐才，起用了许多清正廉洁之士。据史载，他晚年时曾将他一生中所荐之人汇编成册。后人一一加以考论，结果是“失之者不一二”。
司马光还非常注重人才的保护。早在他担任谏官时，发现苏东坡应试的文章立论新颖，多中时弊，富有开拓精神。但考官胡宿却对此不感兴趣，甚至还有些担心，无意录取他。为此，司马光一再表示：苏东坡有爱国忧民之心，实在是一个难得的贤才，“不宜黜”。对现任官吏，司马光也常常在皇帝面前开诚布公地进行评论，他曾多次说：王曾清纯廉洁；张知白刚正无私；鲁道宗质直如竹；而薛奎则敢言直谏。这些人，都属社稷之臣，应当重用。相反，马季良、罗崇勋之流不学无术，只知道阿谀奉承，应当撤销其一切职务，重加惩治。
有一次，皇帝刚刚为宦官头子任守忠加官晋职，司马光马上上疏议奏，说任守忠是“大奸”，是“国之大贼，人之巨蠹”；还说他“资性贪婪，老而益甚，盗窃官物，受纳货路，金帛珍玩，溢于私家；第宅产业，甲于京师。聚敛之心，曾无纪极”。他还建议皇帝将任守忠“斩于都市，以谢天下”。皇帝听罢他那慷慨激昂的陈词，虽然没对任守忠“斩于都市”，却将他贬到了京外。
三、清正廉洁
司马光基于“怀民以仁”的指导思想和“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自己率先做出榜样，始终勤政廉政，两袖清风，决不为自己及亲友谋取任何私益。
随着职位的升迁和权力的增大，司马光的同学、同僚、亲戚、属下中也有不少人想通过他捞些个人好处。但是，却被他一一拒绝。为避免此类人“拉关系”、“走后门”，他干脆在自己的客厅内贴了一张告示。其中写道：凡来者若发现我本人有什么过失，想给予批评和规劝，请用信件交给我的书僮转我，我一定仔细阅读，认真反思，坚决改正；若为升官、发财、谋肥缺，或打算减轻罪名、处罚，请一律将状子交到衙门，我可以和朝廷及中书省众官员公议后告知；若属一般来访，请在晤谈中休提以上事宜。
司马光不但从来不收任何人送给他的礼物、礼金，而且连皇上的赏赐也不受。有一次，宋仁宗赐给他许多金银珠宝、丝绸绢帛，他却力辞再三，并诚恳地表示：“国家近来多事之秋，民穷国困，中外窘迫”，应将这些钱用到济民上。当却之不成时，他只好谢恩领取，但第二天便将珠宝全部上交自己所在的谏院，作为“公使钱”（即办公费），将那些金银周济了一些贫穷的亲戚朋友。
司马光年老体衰时，他的一位朋友准备花50万钱为他买位婢女，以便伺候他。他当即谢绝，说：“我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穿不敢有纯帛，怎敢拿50万钱买一婢女？”当他住在洛阳时，住宅坐落在城郊西北数十里处的一个僻陋小巷中，房子不过是一个仅能避风雨的茅草屋。在夏季，他为了找个纳凉避暑之地，便在草屋里挖地丈余，用砖砌成一间地下室。当时，由于王安石的同僚王宜徽、王拱辰在洛阳的宅第都是飞檐斗兽，华丽无比，所以民间出现了一句谚语：“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据《宋史》，司马光任官40年，只是在洛阳有薄田三顷。他的夫人去世时，无以为葬，只得卖田以充置棺榔。
这就是人们一直传颂的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四、严以治家
司马光在严于律己的同时，对其家人也要求甚严。在他的儿子司马康很小的时候，他除了教他读书、写字外，还非常注重对他品德的教育，培养他成为诚实、谦逊、节俭、爱他人的人。待儿子长大后做了官，又教他如何勤政廉政，为百姓谋福利。当他发现儿子在为人、为政、为学方面表现还可以，便将其教育的重点放在了节俭方面。
有一次，司马光特意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先现身说法，谈了自己的经历和观点。他说：“我们家本来就是清寒的，清白的家风代代相传。至于我本人，从来不喜欢豪华奢侈。小时候，大人给一件华美的服装，就不愿意穿；考中进士后，别人戴花，自己也不愿意戴；只是出于对皇上的尊崇，才不得不勉强插戴一支。我认为，平时穿的能够御寒、吃的能够饱腹也就行了。但是，许多人却嘲笑我寒酸。对此，我从未后悔过。古代的人都把俭约视为美德，现在的人竟看俭约为羞耻，真是咄咄怪事！”
为了使儿子充分认识奢侈所带来的祸害，司马光对古往今来因奢侈而导致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总结。他说：贪得无厌的人，当了官必然收受贿赂，贪赃枉法；不做官，在乡里也会偷盗行窃，作奸犯科。接着，司马光又讲了几位以俭朴著称的人物的事，并重点介绍了宋仁宗时期的宰相张知白。
他说：张知白拜相后，生活仍保持过去在地方做小官时的水平。有人不理解，问他，他叹道：“我今天的收入，全家人锦衣玉食足够。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今天的收入，不可能永久保持。一旦收入不如今天了，家人久过奢侈的生活又习惯了，一下子改不过来，就可能出事。倒不如无论我在职不在职，生前或死后，总这么一个标准！”
在信中，司马光还举了七件“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例子，并希望司马康不但自己记住这些事例和道理，还要身体力行，并向子孙后代进行同样的教育。
司马光担任宰相时，惟恐在老家的侄子们仗势作恶，又专门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其中，要求他们安分守己，谦恭退让，奉公守法，绝不许依仗他的权势而干扰官府，欺压百姓，使乡人讨厌。谁若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为非作歹，他将命地方官依法严处！
司马光的子侄们牢记他的谆谆教育，经常照此而自警、自查、自省，确保了“清白的家风代代相传”，也由此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元祐元年（1086年）初，司马光重病卧床，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挣扎着坐起来，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写了一封信，说：“吾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
司马光去世后，皇太后大哭，马上同皇帝一起去吊唁。接着，又赠其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整个京师的人，也主动罢市，纷纷前去相府哀悼。有的人为了致奠，竞变卖了自己身上穿的衣裳。此外，史书上还说：“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数万人”；“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可见，其场面之大、之动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