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在鸦片战争前是弛禁派的主要代表。他反对黄爵滋重治吸食者的主张，攻击黄的主张“大谬不然”，说什么鸦片吸食“今则数十年之久，十八省之大，岂能令出惟行乎？”认为鸦片不但禁止不了，而且严禁不得。他的理由是“若吸食鸦片不肯俯首受缚，势必聚众抗拒，此大可虑也。至于闽省海疆，其人习于械斗，善于打仗，吸食鸦片者尤多，倘或遁逃海岛，外夷资其衣食，藉以探听虚实，荒陬僻壤，弁兵巡役不到，要结无赖，一登陆地，炮台反为虚设，此则更大可虑也。”他说：吸食鸦片的人众多，其中有“忠良后裔、簪缨世胄”、有“幕友书役”、贤媛、孀妇以及“农工商贾，安分守己之人”，如果“一吸鸦片，即罹法网，将见缧绁之人载道，囹圄无隙地可容，贯索略重，不待部文复转，而瘐毙者已盈千累万矣。”他歪曲严禁派严禁主张的内容和实行办法，说什么“若吸食者尽诛，即闽、广而论，吸烟者十居七、八，十余万人恐不能尽也”。因而他强调说“今一言之下，欲兴率土普天之大狱，此真断断乎其不可行者也。”他主张封关锁国，“大张晓谕，不准通商，则鸦片无自而来，……内地已入之烟土，并不必缉捕销毁，吸食者一面戒烟，一年半载，知烟不续来，贩卖者另寻别业，吸食者尽保残躯，如是则从容不迫，而天下皆安居乐业。”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琦善的弛禁主张，代表了满洲权贵、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他们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因而极力主张维持现状，使烟毒进一步泛滥，以便从中取得更多的好处。他的所谓以“不准通商”使“鸦片无自而来”的“正本清源之道”，纯然是一句空话，不仅完全做不到，而且也不想这么做。他发表这些言论唯一的目的是阻挠禁烟运动的实行和开展。
道光十九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于广州，道光二十年清朝海防吃紧，英军攻占浙江定海，战争波及北方。琦善被调往天津筹办海防事务，道光二十年七月（1840年8月），当英舰窜到天津大沽口对清政府进行威胁时，琦善即主动派人向英军馈送牛羊及其他大批食品，以取悦侵略者。英军海军舰队于八月十一二日驶抵大沽口外，琦善会见并宴请了英国的领事义律，以及英军将领，答应替洋人向皇上奏明情况。十六日收受巴麦尊勋爵致清帝信件，该信索求赔偿林则徐在广州销毁的鸦片烟价以及英军军费。信中还要求为义律所受之侮辱雪耻；香港岛割与英国作商埠；广州商行清偿其巨额债款；将来中英官吏平等等。八月二十日道光命琦善同英人谈判，意在使其回广州商谈解决。琦善在大沽特设帐篷款待英使，并在那里举行谈判，琦善指责林则徐办事不妥，答应代为惩办，谈判成功，九月十七日英人应允返粤。琦善被派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取代林则徐，不久署两广总督。
琦善抵粤不久，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向道光皇帝密奏林则徐引起冲突的原因是：“林允诺赔偿英人由他所毁之鸦片烟价，但未兑现；林坚持出具甘结后方可继续贸易，从事鸦片贸易者格杀勿论。”琦善在广州，告谕沿海一带的清军将领只准防守要塞险隘，遇到美国兵舰时不得开炮还击。但美人的要求有增无减，要求惩处林则徐并割给英国一个新的贸易中心。道光二十一年（1841）一月七日，英人无意再拖延谈判，攻陷川鼻要塞。次日琦善首次奏报此战时称“不分胜负”，但十日获悉实情后即奏报要塞已陷，英军炮火难以抵挡。他主张将香港割与英国，迅速重开广州贸易以安抚英人，并使广州幸免于难。于是他开始同英人谈判，二十日达成《川鼻草约》。该的规定香港本岛割与英人，赔款六百万元，英人有权同中国官员直接交涉，立即重开广州贸易，不待中英两国政府任何一方之批准，义律就占领香港，并正式宣布它为大英国一部分。广东巡抚怡良马上将此奏报皇帝，同时公开表示《川鼻草约》的条款事前一无所知。怡良的奏报，使道光皇帝确信琦善阳奉阴违。道光皇帝命广东大量增兵加强防务，致使英人也疑心琦善对他们耍花招。琦善后来向皇帝辩解说，香港地势无险可守，兵械短缺，人力不足，民无斗志，北京当然难以为信，朝廷乃重申要剿灭英人。一月二十七日和二月十三日，琦善同义律的两次私人会谈已使国内反对派深信他在暗通英人。二月二十三日他未能阻止英人进攻虎门，二十六日虎门炮台失陷，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以身殉国，攻计崎善之声尤甚。二十六日道光皇帝颁诏斥责琦善擅自把香港割让给英国，擅许与洋人议定通商，并以上述罪名免去琦善的官职，将其逮捕法办，籍没家产。并命将琦善革职逮捕回京，褫夺全部爵衔，他多年为官积蓄的万贯家财被籍没。奕山接替其军权，怡良暂取代其总督职位。三月十二日琦善被囚解出广州，到了京师朝廷议定其罪为大辟之刑，不久又宽容了他，让他带罪到浙江清兵军营中效力。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琦喜又被改派到军台。
道光二十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琦善东山再起，充叶尔羌参赞大臣。道光二十三年授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当即对此上疏指责，因而他未能就职。但道光二十三年末又被派充驻藏大臣，道光二十六年他在西藏今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和秦离藏。道光二十六年他们携带两只装满琦善财产的大箱子启程，琦善请他们把箱子存在四川成都以便他回京时带走。道光二十七年初琦善任四川总督，次年皇帝嘉奖其治理有方赏头品顶戴。道光二十八年末再接协办大学士，同时留川督任。道光二十九年调为陕甘总督，因苛待该地及青海回部，咸丰元年（1851）他被革职并流放吉林。但数月后需他去河南阻击太平军，又将其召回。琦善受命署河南巡抚，督办楚、豫交界防务。咸丰三年春文宗皇帝命他在江苏协守江北大营，三月他在浦口和扬州附近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四年夏病死，朝廷赠予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称号，依照总督的贯例赐物抚恤，谥“文勤”。
卖国奸臣人人唾骂——耆英传
耆英（179~1858），字介春，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祖父炳文是乾隆朝中期御史，由于在一奏折中触犯皇帝被摘谪戍伊犁，父亲禄康，一开始为宗人府主事，后官至东阁大学士兼步军统领。嘉庆十六年，以因为放纵其家奴仆与他家大臣奴仆聚赌而遭弹劾、降职。嘉庆十八年，充任职正黄旗都统时，手下几个士兵加入攻打北京皇宫之匪伙，于是作为流放的宗室，他被发配盛京，后最终还是死在那里。
耆英与父亲一样，由供职宗人府步入仕途，先为主事，后为副理事官，迁理事官。在此期间，曾充山海关税关监督一年。嘉庆二十四年，推内阁侍读学士，两年后为内阁学士。道光皇帝继位后，耆英历任理藩院、兵部右侍郎、工部、户部、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在此期间，还身兼多职，如包括总管内务大臣、步军统领和各旗都统，是属于较受宠信的臣子。道光十六年（1836），曾赴江西按事，并赴广州审理案件。
但离京不久，有人弹劾他释放一名犯赌的宦官张道忠。因此于道光十六年降职为兵部侍郎。道光十七年初，再投兵部右侍郎，同年四月为热河都统。从道光十八年六月至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受命担任盛京将军。这些年，耆英忙于查禁鸦片走私，在辽东半岛沿海设防，以防当时正与中国交战之英航的突然袭击。当璞鼎查所率之英国远征军占领浙江镇海后，北方各省沿海严加防卫，耆英更加严督东北沿海防务。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广东方面的战事紧急，琦善已经被道先撤职贬黜，朝廷下诏授耆英为广州将军，特授为钦差大臣，并且督办浙江方面的洋务。并令火速到任。后来耆英知道英吉利被邻国战败的事是讹传，所以就仍然留在了浙江，因为英军已连陷几城，正从宁波和镇海出发，故令耆英兼钦差大臣处理英人入侵事。五月十一日，耆英抵杭州，七天后英军陷沿海城镇乍浦，杭州受威胁。耆英赴嘉兴加强防务，与此同时，令另一宗室伊里布前往乍浦英军司令部协商交换俘虏事宜。五月二十五日，诏促耆英赴广州本任，但是六月五日，又令其留浙江专主与英人议和事宜。这时英军扩大侵略至江苏，六月十九日上海陷落，于是，耆英前往松江、苏州。此时道光皇帝仍希望抗敌下去，故拒绝牛鉴所请，牛鉴是1841年后的两江总督，他请示皇帝接受英国条款以结束战争。1842年七月十五日，耆英奏陈军事抵抗已无望，速为前途定大计，耆英之奏报未及抵京，道光皇帝已知不得不议和，并于七月二十六日密谕耆英接受英国条款，十天后又重下此谕，与此同时，英舰人长江，七月二十日陷镇江，威胁南京。八月十一日，耆英以签约全权大臣身份抵南京，此日开始会商，结果于八月十九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璞鼎查代表英国，耆英、伊里布和牛鉴代表中国。条约共十三款，允诺给予英国的如下：割让香港岛；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放五口通商；中英官员外交上平等，赔款项中，六百万元指明为赔偿英商，因林则徐收缴并销毁了他们的鸦片。耆英恳求璞鼎查停止在英国辖地上种植罂粟，但璞鼎查不接受，理由是假若英国停止出售鸦片，其他国家将接过这项贸易。璞鼎查指出，假如中国人停止吸食，假如中国官员廉洁正直，鸦片贸易将不禁自止，第一期赔款如数付清后，英舰撤离长江南下广州，在广州再举行进一步会商，朝廷下令伊里布为广州将军和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人商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耆英接牛鉴为两江总督。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五日，伊里布卒，诏令耆英赴广州继续协商。六月二十六日，耆英和璞鼎查在香港互换《南京条约》批准文本，并签署《过境税声明》。十月八日，签署附约《虎门条约》，此约包括实行《南京条约》的细则，《虎门条约》允给英国领事裁判权和其他治外法权，并包括“最惠国待遇”，根据“最惠国待遇”，中国允给一国任何特权，英国均也可以要求均沾。
与璞鼎查签约后，耆英回南京。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关国使臣顾盛抵澳门，告知署理总督，美国使团拟进京。为阻止顾盛进京，诏令耆英为两广总督速离南京赴任，并授予办理五口外交全权。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耆英与顾盛开始会商，七月三日《望厦条约》签订。这一条约将英国所享之一切特权给予美国，包括外国人享受治外法权的明确规定，随后，耆英又签署其他两约：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与法国又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
作为这些条约的签署者，耆英完全不懂得条约对中国产生的恶劣影响。领事裁判权这一最关键的条款，可能被当时的中国官员认为是最得意之计，借此可以避免审理洋人所带来的麻烦。甚至当道光皇帝议及《南京条约》时，似乎也仅关注赔款的偿付，并令耆英本人设法办理赔款事宜，耆英乃迫使先前之行商承担。道光二十五年，耆英虽驻广州，却提升为大学士。道光二十六年初，京察有功被议叙，可能是皇帝认为耆英在和英国议和上有功，从而使清王朝保存住力量以统治中国。
但是与外人之新磨擦又在酝酿之中。广州反对英人入城之情绪越发高涨，从前，粤人一直鄙夷外人，因而不能容忍英人入广州城。再则，道光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八年间，外人走出商馆漫游珠江时，已有骚乱发生。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三日，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率一支小舰队驶向广州以示反击，耆英被迫允诺英人两年后可以入城。但耆英未向北京详细奏报此事，因此继他之任的徐广缙以后不承认履行此诺言。耆英恼怒广东人生事，奏报闹事之人是受了无赖和歹徒之煽动，他还谴责在京官员妄想用暴民抵御外人，此年初，他处决四名罪犯，他们曾率一帮人杀死六名英国人。由于这些事情，耆英不仅遭致广东人反对，而且许多在京官员也参劾他抑民联夷。这些呼声也影响到宣宗。
耆英刚开始回京时，身受各种荣誉。始充协办大学士，兼肥缺崇文门税关监督一职。道光二十八年末，擢大学士。但不久宣宗崩驾，文宗继位，耆英及其一派失宠。道光三十年（1850），清文宗咸丰皇帝即位，耆英应诏上书陈言道：“要求得国家的大治，没有比用人、理财、行政等大事更应予以优先考虑的了。用人之道，在于明试以功。人有刚柔之分，才能也有长短之别。用人不按照他的才能情况使用，就是正人君子也会害怕误事；如果用人得当，小人也能担起事务。”等，但遭到咸丰皇帝的严斥。此后他称病在家。道光三十年一月三十日，帝手诏斥耆英抑民奉夷，面陈夷情，所奏言的外交事务都言过其实。同一诏内，还谴责穆彰阿欺瞒宣宗，压制林则徐等爱国者。事实是英人曾有书集给耆英和穆彰阿，此为他们被黜的原因之一，但诏书中未提此事，穆彰阿穆为阿被革职，耆英降至五品官员，任兵部院员外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