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2年，唐朝经济好转，国泰民安。文武官员再次请唐太宗封禅，也就是到泰山祭天，表示对天的敬畏，魏征却竭力反对封禅，他说，“唐初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粮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他又进一步指出，兴师动众，远行千里，必然会财尽民劳。经魏征这么一讲，原大宗的封禅之举也就停止了，身为宰相，魏征特别注意协调君臣关系。在魏征看来，君臣如同一体，国君是人的首脑，臣子是人的四肢；君臣一体，协调一致，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为寇仇。”
从儒家的道德观念出发，魏征认为在君臣关系上，君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因而，他主张君必须以诚信待臣，“诚信立则下无二心”，“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贞观政要·诚信》卷五）唐太宗懂得儒家君为臣纲的道理，他克己修身，崇尚节俭。但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此时魏征则是犯颜直谏。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为了个人享乐，在洛阳修建飞山宫。
魏征上疏反对，他希望唐太宗以附为鉴，吸取教训，他说：“炀帝恃其富强，不虑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国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撒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唐太宗遂即醒悟，停修了飞山宫，还有一次，唐太宗去洛阳，中途位显仁宫，因当地供应不周，太宗大发脾气。魏征进谏说：“陛下因供应不周而动怒，恐怕这种风气传下去，将来会弄得民不聊生。从前隋炀帝常以郡县供应多少而赏罚，所以海内叛之，亡国了。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为什么还要去效仿他呢？”唐大宗听了，出了一身冷汗，对魏征说，“要不是你，我是听不到这样的话的。”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因唐太宗有违克终俭约的初衷，逐渐趋于奢纵，因此向唐太宗上疏进诛，这就是历史有名的《十渐疏》。《十渐疏》指出了唐太宗渐不克终者有十条，这十条的主要内容是：一、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通荒，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戒狄。二、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轻用人才，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三、贞观之初，损已于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四、贞观之初，破两名节，不私于物，惟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斤小人。今则不然，轻亵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拥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魏征的奏疏，用鲜明的对比，有力的事实和论证，剖析了唐太宗自贞观以来的前后变化；他希望唐太宗居安思危，善始慎终，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继续发展贞观之治。
奏疏撼动了唐太宗一他后来对魏征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他还把魏征这篇奏疏写在屏风上，以便朝夕披读，激励自己一他把奏疏交给史官，让他们载入史册，还赏赐给魏征黄金十斤，马二匹。魏征的诤谏，抓住问题的要害，以史为鉴有理有据，语言虽尖锐激切，但他刚直诚恳的态度，据理力争，不留情面有理有据，使唐太宗虽始听而大发雷霆，最终也被魏征所折服。
谏诤的结果，有时候唐太宗愉快地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但有时因为意见提得尖锐激烈，冒犯了皇帝的尊严，也可能招致可悲的后果。有一次唐太宗回到宫里，恶狠狠地对长孙皇后说：“迟早我要杀掉这个老家伙！”皇后问要杀谁？唐太宗说：“就是魏征。他总是当众说我的不是，弄得我下不了台，有损皇帝的威信。”皇后听后，马上回去穿上朝服，向唐太宗道贺。唐太宗问：“贺什么呢？”皇后说：“君明则臣直。魏征那么直率，敢于犯上直谏，就是由于你的圣明呀！所以我要向你祝贺。”这说明唐初所以能形成谏诤的气氛，并不仅仅是唐太宗能纳谏，魏征敢谏诤造成的，而是在唐朝的整个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一种谏诤的风气，所以才能使魏征这样的敢于直谏的大臣，不但能发挥谏诤的作用，而且没有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魏征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对历史有深刻的了解，善于将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以史为鉴，以此论治道，劝大宗，他根据唐大宗的诏今修撰《周史》、《齐史》、《梁史》、《陈史》、《隋史》五朝历史。五部史书总监虽是房玄龄，但房政务繁忙，魏征是实际的总监。魏征还亲自动手，撰写了隋史的序和论，还为《梁书》、《陈书》、《北齐书》写了总论，他治史谨严，有“良史”之称。
贞观十年（636），五朝史书修撰完毕，唐太宗为嘉奖魏征，加封魏征为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贞观十六年（642）七月，魏征病重，唐太宗下手诏慰问。魏征居室简陋，生活俭朴。唐太宗还特别下令为他建了一个正厅，还赐给屏风等物。同年九月，唐太宗说：“方今群臣，忠直无遗魏征，我遣傅太子。”于是，罢去魏征的宰相职务，拜为太子太师。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征病危，唐太宗带领太子前往探望。魏征去世后，唐太宗亲临魏家哀悼，悲痛异常、他停朝五天，令百官参加葬礼。送葬时还登上苑西楼，遥望魏征天枢，还亲自为魏征写了碑文。唐太宗对魏征的去世，十分悲痛。曾感叹地说：“人以钢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不畏权势举贤任能——狄仁杰传
一、“真大丈夫”
狄仁杰（607~700），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人。祖父狄孝绪，曾官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曾官蒙州长史。少年时代的狄仁杰刻苦攻读，专心致学。有一次，门人被害，县支下来调查案情，周围的人都争说与己无关，独狄仁杰仍伏案并书，不予理睬。县支很气愤，责问狄仁杰。狄仁杰回答说：“我正在和书中的贤圣对话，哪有闲功夫和俗吏说话啊！”县支无言以对。后来，狄仁杰以明经中举，进入仕途。明经是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科目之一，狄仁杰最初任汴州参军，不久为人所诬告，此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步使，他召狄仁杰查问，发现狄仁杰有奇特的才能，于是举荐他当并州法曹。在并州都督府，狄仁杰以孝而著称，很受时人尊重，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高宗仪凤元年（676），狄仁杰上调升任掌握刑狱的大理丞。狄仁杰处理刑狱，公正果断，效率极高、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处理了一万七千人的案子，公平合法，没有一人上诉伸冤。时人都称他断案公正宽大。
仪凤元年（676年），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大宗昭陵上的柏树，狄仁杰判两人免官，上奏高宗，高宗非要定两人死罪不可。狄仁杰认为，罪不当死。高宗发怒说：“这是使我为不幸之子，必须杀了他才是。”狄仁杰对高宗晓之以理：“皇上，自古以来顶撞皇帝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并不以为然。夏柴时代也许如此，而在尧舜时期就不是这样。我庆幸生活在尧舜一样的时代，不怕是上听不进我的劝谏。汉代的时候，有一个盗贼盗取了高祖庙堂里的玉环，汉文帝大怒，要把盗贼一家全族诛灭。盗贼交与廷尉张释之处置。张释之按法判处弃市（杀头）罪，上奏文帝，文帝大怒，斥责张释之说：‘人无道以至于此，竞敢盗取先帝明器！我交付廷尉，欲判他灭族之罪，而你却拘守成法，有违我尊宗庙的原意。’张释之免冠叩头说：‘法今该如此判处。今以盗宗庙而灭族，万一有一个愚民挖取了长陵上的一抔土，皇上将以何法惩治呢？’文帝终于认识到延尉的判处是恰当的。今天依照大唐法律，权、范两人并没有犯死罪，陛下却下旨将二人处死，法令如此反复无常，以后还怎么治理国家呢？为昭陵上的一棵柏树而处死二位大臣，后世之人将如何看待陛下呢？”唐高宗觉得狄仁杰说得有理，怒意稍为缓解，遂免了权善才、范怀义的死罪，流放岭南。据理力争，免除权、范二人死罪之事使唐高宗认识到，狄仁杰是个有胆有识的人，不久便携升他为侍御史，举劾非法，督察郡县。在传御史任上，他不顾个人安危，不畏显贵权势，敢于勇敢地向那些恃宠用事、违法乱纪的官员展开斗争。
调露元年（679），司农卿韦弘执在洛阳为高宗建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几座豪华的宫殿。特别是上阳宫濒临洛水，一里长的画廊，画梁雕栋，流光溢彩，颇具皇家豪华气派。宫殿建成后，高宗移居东都洛阳。
狄仁杰上疏劾奏韦弘执，说他建造华丽宫殿，是在引诱皇帝追求奢侈。高宗猛然醒悟，免了韦弘执的官职。左司郎中王本立，倚仗皇帝的恩宠，在朝廷目光王法，肆无忌惮，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人敢顶撞他。狄仁杰利用手中的监察权力，向高宗上奏弹劾王立本的罪行。但高宗却下旨赦免了他。
狄仁杰再次上奏，他对高宗说：“国家假如缺乏英才，但像王立本这样的人也不少，陛下为什么要宽大他而违反国家的法律呢？臣愿先受斥逐，为群臣之戒，”高宗见狄仁杰说得有理，只得依了狄仁杰，定了王本立的罪，满朝文武十分佩服狄仁杰的胆量和勇气，对他肃然起敬。一次，高宗巡幸汾阳宫，狄仁杰也随行、车驾经过并州，并州长史李冲玄迷信旧俗，认为华服装过妒女词，会遭致风雷之灾，他驱数万民夫改修驰道，以便皇帝通行，狄仁杰闻知，非常气愤，他说：“天子之行十乘万骑，风伯清上，雨师洒道，何用回避妒女啊！”立即制止了这一愚蠢举动，命数万民工返归，唐高宗称赞狄仁杰办事果断，说他“真是大丈夫也！”
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其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执政，第二年，武则天把中宗废为卢陵王，立幼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武则天继续临前称制。
二、狄公施德政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调任宁州刺史，中州在甘肃境内，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杂居地区，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狄仁杰到任后，体察民情，施政有方。因而使各民族和睦相处，深得民心。老百姓感其德，立碑记其政绩。
不久，右台监察使郭翰巡视陇右各地，一路所到之处，弹劾了不少贪官污吏。然而一到宁州，则面目一新，百姓安居乐业，人们纷纷称赞狄仁杰的德政，郭翰回到朝廷后，遂即向朝廷推荐狄仁杰，请求重用、不久，狄仁杰被提升为掌握工程建设的冬官侍郎，充任江南巡抚使。吴楚一带修建很多祠庙，祭力已很滥，狄仁杰对这种做法非常厌恶，他不惮非议，一举关闭和拆毁了一千七百多所调庙，只保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在焚毁项羽词时，他还写了一篇《檄告西楚霸王文》，文章大意是：崇高的名声不可假借谬误来取得，天下的帝王不能以力去争夺；顺应天命者才享有百姓拥戴的美名，背违时代者就不是明察物变的君主。垂拱四年（688），狄仁杰转任文昌右丞，出为豫州刺史。
武则天当政之初，依靠李义府、许敬宗等贬杀了长孙无忌、诸遂良等元老重臣，杀了许多唐宗室皇戚，并且幽禁自己的亲生儿子，重用武氏家族武承嗣、武三思等人，这引起了李唐宗室的强烈不满。嗣圣元年（684），柳州司马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意图区复后室。他以拥立庐陵王为号召，人数曾发展到十余万，最后被武则天镇压下去，垂拱四年，琅玡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又起兵反对武则天，但因力量悬殊很快就遭致失败。
为了尽快恢复豫州的局面，武则天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武则天为惩治李贞余党，定罪六七百家，籍没五千口。狄仁杰为此密奏武则天，认为这些人仅仅是受牵累，并非存心要作乱。狄仁杰说服了武则天，宽赦了这些人，把他们流放到丰州，这些人深感狄仁杰的活命之恩，在路过宁州时，跪拜在狄公的德政啤前，“设斋三日而后行，”到了丰州又亲手为狄仁杰立下德政碑。当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辅。张光辅的军队在豫州，到处勒索钱财，滥杀无辜。狄仁杰非常恼怒，他亲自出面制止官军的不法行为。为此，张光辅怀恨在心，回到朝廷后上奏武则天，说狄仁杰傲慢不逊，狄仁杰被调往夏州做刺史，后来又降为洛州司马。
武则天实行“武周革命”改唐为周，她抛开傀儡皇帝李旦，自己登上了皇位。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但也是一位惟才是举、任用贤能的女政治家，天授二年（691），她重新起用狄仁杰，任命他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