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之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角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但是我们的办法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刊》，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现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它去哉，由它去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一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叫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似的天真，也像小孩子似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得真快啊。”
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酬、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叫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馄报副刑》，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从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
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民国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给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沉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沉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一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7点起，晚9点睡。有一回我9点10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全是因为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儿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会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1930年7月北平清华园
沈从文两救汪曾祺
1944年，汪曾祺从西南联大毕业，此时正值战火不断的多事之秋，工作找不到，生活无着落。抗战胜利后，汪曾祺途经香港去上海，在香港等船时，汪曾祺落魄到了极点，手头只有很少的钱，只能住在破旧的下等公寓，与水手、跑生意的为伴。吃的是最便宜的饭菜，为省钱每天不变：大米饭，一碟炒通菜，一碟在开水里焯过的墨斗鱼脚。汪曾祺后来形容自己这段生活：“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鸡毛！”
好不容易等到船，好不容易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汪曾祺更进一步体会到生活之艰难和谋职求生之不易。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因失业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汪曾祺想通过熟人在上海找一个能栖身的职业，人们对他表示爱莫能助。一连碰了好几个钉子以后，汪曾祺有点儿后悔不该离开昆明。在情绪最坏时，他甚至想到自杀。他把他在上海的遭遇写信告诉他最信赖的老师沈从文。不想沈从文先生回信把他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接到沈先生的信，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沈先生在信中略略说了一些他当年初到北京时的情形。那时，沈先生才20岁，冒冒失失地闯进北京城，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还不会用，却信心十足地想用手中的一支笔打天下。这些情况汪曾祺听说过，也都知道。他记得那时的沈先生经常为找不到一点儿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冬天，屋里生不起火，沈先生就围起被子，还是不停地写。只读过小学的沈先生，最终真的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
沈先生的信，教育了汪曾祺，也提醒了汪曾祺，要学习沈先生利用好手中的一支笔！沈先生虽然骂了汪曾祺，但还是一心牵挂着自己的学生，为苦难中的汪曾祺着急、担忧、想办法。他亲自写信给李健吾先生，请他对汪曾祺多多关照。李先生为他找了一家私立中学去任教。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平。汪曾祺一到北平，就感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氛，时局不稳，必然造成人民生活艰难，就业不易。汪曾祺不得不再一次体验失业的痛苦滋味，不仅求职无门，连在北平发表文章也不那么容易，以致他仰天长叹：“北方不接纳我！”
沈先生敏锐地发现自己的学生因为生活贫困，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并且找不到出路，再加上多读了一些西方现代派作品，就容易在作品中和平时的言行中流露出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每逢这时，沈先生就用他那很重的湘西口音对自己钟爱的学生说：“曾祺，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执著’，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要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该用自己的创作，使这个世界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儿好的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下，也不能丧失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经历了将近半年时间的失业生活，最后还是老师沈从文帮助汪曾祺在历史博物馆谋了个馆员的差事。对于作家汪曾祺来说，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为他增添了不少历史知识，增加了他的生活阅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