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中旬的某一日，国家教委大门口来了两位穿着破旧衣衫的青年学生，不顾门卫的阻拦，高声朗诵起来：
当金质钟锤在你们的公馆里敲响，
呵！你们是否想到也许有一个穷人，
挨着饿，停留在阴暗的十字街头，
从金碧辉煌的客厅的透明的玻璃窗上，
望见你们婆娑起舞的身影？
他在灵魂里把你们的华宴和他的家相比，
在那里
从来没有一丝炭火燃烧的火焰，
他的孩子们饿着肚皮，他们的母亲衣不蔽体，
老祖母躺在几根稻草秆上，沉默无语，真可怜！
严寒的季节已经把她冻得足够入土归天！
施舍吧！为了得到为人类受难的基督的抚爱，
为了使恶人也称道你们，
向你们致敬，
为了你们的家庭永远和睦与安宁：
施舍吧！
为了有朝一日，
在你弥留的时刻，
天上有一位神灵，
为你们祈祷，
超度你们的灵魂！
……
“喂喂，报告报告，门口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在大声喊着内容不好的反诗，要不要处理他们？”年轻的门卫紧张地抓起电话。
“先不忙，等我出去看看。”
不一会儿，教委大院内走出一位某部门负责人。他已经远远看到了那两位学生：“就是你们俩？”
“没错，就是他俩。”门卫十分严肃地报告道，“刚才他们在这儿大声念着不好的诗！”
“是这样吗？”
“我们是念了诗，但那是好诗，是伟大诗人歌德的那首《为了穷人》。”学生开始反驳，并重新向那位教委官员朗诵了一遍，“他不懂。这是坏诗吗？”
“对，这是首好诗。可你们有什么事吗？”官员问学生。
学生激昂地说：“我们只想问一句，国家教委为什么提出让我们交学费？我们是山区来的，根本交不起。请问先生，难道社会主义大学要把穷人赶出大学门？”
原来如此！
教委的官员和言悦色地把学生请到接待室，因为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多起了。
是啊，为什么突然要让学生们自己交学费！收了学费又是为什么呢？
只有一个答案：一切为了教育体制的改革！
震荡最后的堡垒
20世纪末的中国是什么？
是一头已经昂起头在呼啸的雄狮。
是一列已经启程并在快速道上飞速前进的战车。
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革命风起云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就让全世界为之惊叹！
开放与革新，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然而在这伟大历史进程中，人们却意外地发现一向缔造革命理论与改革模式的中国教育界则仍然拖载着那辆旧体制的老破车，与时代格格不入。
谁都知道，中国的每一场伟大变革总是先来自于教育界，但而今的教育战线为什么走在了中国体制变革的后头？
原因只为两个字：缺钱。
可有谁能不承认这个事实：改革开放近二十年的每一年人大会议上，“增加教育经费投入”的议案，年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又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最终的解决？
原因还是两个字：太穷。中国仍然太穷。
12亿人口的一个国家，有2亿多人要接受义务教育，几千万人的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500多万人的高等教育，还有近亿人的扫盲工作，近千万教职员工的待遇……统而言之，国家需要在教育上的投入，如果按西方国家的人均标准，则至少将我国50％以上的国民收入投进去。怎么？就不管12亿人的吃饭啦？
于是，研究来研究去，每年的教育经费仍然像大饼上撒落的芝麻——看得着而吃不饱。
不去说全民教育，单说高等教育。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上大学后就是国家管了，既然“管了”，当然连吃连住连学习连分配就该全管。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真做到了这“全管”的“统一招生、免费入学、困难补助、统一分配”的大包大揽。应当承认，在人民的经济收入很低的情况下，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阶级差别，鼓励工农子弟上大学，培养优秀人才，确保国家重点行业需要等等，这样的办学模式有过积极意义。但随着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的变化，原有的国家大包大揽已经跟不上形势，且日益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如把大学当做社会福利事业，国家出钱，学生免费，学校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那样极大挫伤了教育单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随之而来的便是宏观教育机制、办学机制到微观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等的严重滞后与社会发展步子的停滞。国家教育经费长期徘徊在12％的水平只能维持教育单位的“人头费”，所有其他想做的事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教育部门曾经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探索推行过委培、代培、自费等制度，并想以此缓解教育经费的不足。结果不是出现“分数不够钱来凑”的问题，便是有的大学坚持教学质量而拒绝招收这一类的“委培生”，加之委培生在分配上也带来诸多毛病。1994年，国家屡经调查论证，决定由开始的试点到最后的高校全部实行收费上学制度。
为了什么？很清楚，为了国家不能永远背大包袱。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立学校仅占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而我们一个发展中的穷国家，竟百分之百的全是由国家出钱来办高校。一座大学一年需要多少投入且不论，光一个学生一年平均就是10000元，500多万学生就是500多个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国家日益为这样的学生包袱感到喘息的时候，另一方面全国居民家庭的银行存款却每年以30％的速度在增长，至1997年底个人存款总额达50000亿！
个人的腰包在不断膨胀，却不愿为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掏一分钱，这样的国家最后不被拖垮几乎没有可能。
再看看这样一个现象：1997年7月浙江温州的一家酒店老板在当地报上刊登广告，为其女儿公开招聘一名专职家庭教师，许诺执教后学生年度成绩跃居班级前五名的，奖家庭教师3000元，成绩居年级前10名的奖8000元。如果最后考取大学，一次性重奖15万元。家庭教师平时的待遇：包吃包住，卧室配空调、电脑、电视，月工资1200元以上。
可以为了儿女上大学出巨金请家教、找好中学，这几乎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你只要看一看“中考”那激烈的硝烟和家长们为了给子女择所好校而不惜代价的举动，谁能说有几个不是为了儿女能上大学？既然上中学愿意或完全承担得起几千、几万的高额费用，那么大学收费该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政府和教育部门出于大局和国民的实际情况，最终作出了今后再上大学就得交费的重大决策。
这对中国百姓来说是个惊雷。其实它已经来得晚了，它之所以要响起也实出无奈，它之所以迟至今日才响起同样出于无奈——中国还有上亿家庭仍处在经济不能自足的低水平上。国家因此而仍然承担了每个学生80％左右的教育总费用。
人民共和国想的是人民。国家同时考虑到一些特殊行业的专业高校情况，规定农林、地质、石油、师范、体育、航海、民族等专业学校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大学生免缴学费。
据教育部门和有关社会调查机构测定，收费后的每个大学生，每年的各类费用在6000元至10000元之间，这个数目大部分家庭可以承受得起。教育部门以为，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一个大学生在毕业后的一生中所得到的回报将是巨大的，相比之下在大学期间所花出的两三万元投入则很小。
国家的账目，清白优惠，无可非议。
然而大学收费仍是震荡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惊雷。
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震荡，是来自两个原因：传统的习惯意识和确实难以承担的经济困难。
前者是一种观念更新，是靠说服教育能解决的问题。后者则是非一日能跨越的沟谷，谁来为之填平？
资料表明：在大学中来自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占总数的60％以上。
同样有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农村的人均年收入在1200元左右。
两项资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农村，如果一个家庭中出了一名大学生，那么全家的全年经济收入基本都将用于这个学生身上。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凡是农村出来上大学的孩子家庭里，至少有一半将因此而受到经济的困扰。注意：这里我们并没有说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
另一个不可小视的现象是近年城镇居民中下岗人员大幅度增加，10％以上的城镇家庭的大学生也面临交不起学费和没有生活费的困扰。
大学的贫困生因此而产生，其面占学生总数的20％左右，其中5％至8％为特困生。
1／5左右的数目不可谓是小数，100万的贫困生如果每人每年国家助困100元，就是1个亿。每年100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若解决问题则需要每月助困100元左右，这便是10个亿。
10个亿对国家来说并不是大数目，但国家全年的教育总经费才多少？于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最后堡垒”——教育改革要突破，100万的贫困生是其“堡垒”中的“堡垒”。
出路何在？
出路只能是两条：社会与学校自身。
哈佛真的学不到？
市面上有本叫《哈佛学不到》的书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哈佛作为世界著名的商业管理人材摇篮，有其了不起的卓越天才式管理机制。单看看那见不到校门的开放式校园，到处都充满学术氛围，以及学生们那气昂昂的步履、目不斜视的神色，你就会有种这里是“世界第一”的感觉。
是啊，哈佛为什么就如此牛？1997年12月的一场冬雪后的一天，我站在哈佛大学的缔造者哈佛面前，默默地请教这位半身披着雪花的学界斗士。哈佛没有回答我，只有阵阵寒风吹得我吃不惯西餐的肚子难受不堪，并不得不迅速离开。一趟哈佛，除了留下几张照片外，什么也没有学到。
所有旅游者大都是这样。
但教育家难道也是这样？
哈佛确实不同寻常，每年光从政府那儿可以获得10亿美元的经费，这还仅仅是个零头，哈佛所获全世界各种社会资助高达100多亿美元。这便是哈佛最强大的后盾。虽说100多亿美元与产生十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必然联系，但哈佛大学教授的年薪绝对是世界高校中最丰厚的。在这里，教员的工资超过美国总统薪金的大有人在。哈佛的学生奖学金最高奖过10万美金，一般学生的奖学金也有几千、上万之多。哈佛的学生是真正的“不因为贫困而辍学”。要进哈佛校门，一年没有四五万美元就别往这个地方探头探脑，当然假如你是富翁你还必须有个天才的脑袋。
哈佛是典型的社会办学楷模。你想获得哈佛的荣誉，这里的大门敞开着，什么某某研究中心、某某教学大楼、某某图书馆，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在这里建立永久的丰碑。像中国小富翁们扔三万五万人家当然不要，但上线却从不限定，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的赞助，哈佛从来“笑纳”。不像英国牛津，1996年沙特阿拉伯一位富翁出于感激要资助3400万美元给学校，牛津大学的董事们竟以259票反对、241票赞成而拒绝如此一大笔款项。哈佛不会这样做。这便是美国绅士教育家与英国绅士教育家的区别所在。
中国大学能从哈佛大学学到什么？有人也许马上会说根本不可能。
但这样的结论下得太早。
社会力量办大学过去在计划经济下的中国教育界是不可想象的事，而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社会力量办大学已经初见端倪。李嘉诚出资40亿元建起的汕头大学就是中国经济特区内的第一个“小哈佛”，这里的学生就没有贫困一说，除非你不努力。再到北大、清华、南大、复旦、中山、浙大等著名校园走一走，你就会发现，凡是校园内最新最好的建筑，几乎都是冠以某某名字的，就是说都是某某人赞助而建的。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负责人向我介绍，清华自90年代初开始，每年社会和学校自筹的资金投入，就已经超过了国家的拨款。以1995年为例，清华的总收入中，政府的事业费拨款只占29％，学校的社会资助与科研、生产、委培等的收入占70％多。可见，争取社会捐助已经是目前中国那些著名大学之所以能过上相对好一点日子的重要途径。这位负责人说，清华大学的贫困生数量并不小，每年有1300多名。这几年清华之所以能做到使这支庞大的“贫困军”没有一位因经济贫困而辍学，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除了按照政策被减免学费外，还从社会资助中拿出大量经费保证贫困生们人均不低于1000元的各种补助。在清华大学基金会小楼里，有一行字非常醒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清华人太清楚育人之计，所以他们把建立社会捐助为主要来源的教育基金看做是“大树”培之植之。“大树”叶茂，“大树”底下的人便好乘凉。
值得欣慰的是像清华的情况，并非一家。许多高校如今都已纷纷把争取社会资助当做办好学校、减轻贫困生压力等资金筹集的重要渠道。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凡是社会捐助搞得好的学校，那儿的贫困生工作就会做得扎实有效。反之则不然，像上面我提到的那些“无援的贫困校族”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他们没有“源头”，没有“大树”，赤条条下的贫困生们只能更加艰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学校本身应加强工作之外，社会的捐助者也要注意捐助的投向面，不应光把目光盯在那几家著名学府，盯在可以提高眼前的名声、名义上。其实，一桶之水对已经盛茂的参天大树可能并不起什么作用，而一桶之水对那些因干旱垂死中的禾苗来说，将是生命的重新复活。
一切有识之士应当多做些雪里送炭的事。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众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纵观中国大学在改变自身经费压力问题上，真正运用此话的并不突出。目前我们的高校大部分只把眼睛盯在“港澳台”那些巨富身上，还很少有序地注意运用自身的特殊优势，将目光投向国内的那些富有阶层。中国的穷人很多，但中国现在的富人也很多。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曾载文说中国现在至少有4000万人进入富有阶层，有1000万户家庭的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这些家庭与富有者光每年的存款利息收入人均5700元左右。早听说有人一桌饭花去十几万元，一个澡也能“泡”掉万儿八千。通过多种方法，让这些人从牙缝边省下那么几餐，我们的百万贫困大学生就能一年不愁了！
这，并非是梦。你到国外走一走，就可以在图书馆和书店里，找到众多关于私人奖学金的信息手册。入册的捐助者未必都是富翁，相反大都是普通的公司职员、退休军人、神职人员，甚至还有继承遗产的小孩。这很有点像中国的“希望工程”，但他们则更加规范，更加让捐助者视之为一种神圣的义务，并对所捐之款采取了透明的追踪而放心。
西方人在组织社会公益事业的捐助活动时，与我们的区别在于，他们几乎不采取任何运动式的声势，却十分注意科学与规范。中国人要学的东西很多，这便是一例。
中国暂时没有阿拉伯的石油巨富把堆山的黄金，用大“林肯”向哈佛送去，但中国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的众人之手，每一人拾一根柴火，那么拾起的可能就是几个哈佛的金山！
呵，话到此处，不要以为哈佛就这么容易轻轻松松地学到了。哈佛还有它永恒的魅力。曾经有一家世界著名的计算机软件公司的总裁，以每年1亿美元为条件要求哈佛接收其不学无术的孙子，并且要求今后两年中课堂案例应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有关他们公司或计算机行业的。哈佛校董事会当即拒绝，他们说，招收一名不学无术者进校，便意味着另一个本应进入哈佛的优秀青年被拒之哈佛门外，这是对哈佛的一种侮辱。这一例子，使我想起了全国学联负责人曾经提到的一件事：即作为校方和贫困生本身，在“众人拾柴火焰高”面前，如何合情合理处置社会捐助，这同样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我们是个行善积德的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时时处处可见。而今，当贫困大学生问题被摆出来后，社会各界慷慨解囊者亦非少数。面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绝大多数贫困生能正确对待，也能妥善处置所得捐助，并以自己刻苦学习、走上工作岗位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之心报答人们所给予的爱心。然而也确有一部分受助学生一旦有了“馅饼”吃后，“食欲”越来越大，以往那种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也随之消失了，有的甚至拿别人捐献的一片爱心去追求奢侈的生活。为此，全国学联负责人指出，希望社会各界在为贫困生献爱心、搞捐献时，最好能通过如“全国学联济困助学中心”等专门组织部门。这样不仅可以采用形式多样的途径，保证每一笔捐款落到实处，而且可以避免个别受助者因一夜间突然“致富”所带来的弊病。规范、科学、合理和有效地使每一分钱发挥作用，这也是“哈佛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不妨同样拿过来。
校园自有黄金在
唱完了中国“哈佛”的美妙之曲，我们还不应该忘却大学自身的优势。几乎一切权威人士都这样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最终决战的战场在校园。作为决战内容之一的贫困生问题，最终出路自然也在校园。
校园能提供什么？有人问。
校园能提供一切。有人答。
这是狂想。有人说。
这是事实。有人道。
其实，狂想与现实之间仅为一步之隔。那就是：穷则思变者，大路通天；穷则懒怠者，有路亦为沟。
1998年7月10日，我到高校勤工俭学最早并颇具优势的北京师范大学调查。我得到的一个简单数据是，这个学校6000余名本科生中，贫困生占16％，即930名左右。而这个学校自十年前建立“家教中心”以来，仅家教一项勤工俭学，每年就有1200人左右参与。这还不算另约1000人左右自己联系的家教。一个家教学生一月所得的收入在200元，一年按10个月计算，全校学生们每年仅家教一项可获取至少240万元的勤工俭学收入。这里的贫困生们绝大多数是靠从事家教“脱贫”，甚至“小康”。
北师大得天独厚的优势非旁人所及。那么身处下岗“重灾区”的鞍山钢铁学院则可以让那些同为“无援的贫困校”在思维上冲击一下了吧。
鞍山钢铁学院除了学校内部有限的一些岗位让贫困生们承担起来之外，校门外的所有勤工俭学岗几乎被社会上的下岗大军占尽。怎么办？学院领导灵机一动，校区北边不是有块荒地一直闲置在那儿！对，开荒种地。于是学院上下齐动员，很快开辟出了80多亩可种蔬菜作物的耕地。“种子和耕作经费由学校出，劳务和耕作管理由你们来……”校长一声令下，那些贫困生们学着当年的“南泥湾”精神，每天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举镐挥锄，施肥除草，无限情趣。春天，他们播下种子，秋天收获硕果，学校的食堂因此而增添了美味佳肴，贫困生们则用劳动的汗水换得了可喜的报酬……
有人会说，我们校园没有荒地可垦。
那就比比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学校吧。
生活费从来就是贫困生们最大的一笔开支，每月150元以下的生活费可以统归为“贫困族”了。但学生们感到沉重的是，这150元一月的生活费又能解决多少饥荒呢？有限的钱，仍填不饱饥饿的肚子，贫困生们莫不痛苦于此。许多学校对此束手无策。
但是，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学校不这样。他们对此进行改革，把后勤管理人员精简下来，伙食部门不留一个闲人；食堂化整为零，由个人独立经营；学校不给食堂下拨一分钱，只管煤、电、水费；所有摊点、食堂的价格与利润、种类与质量，必须按照规定执行，超一罚十，损一扣百。如此一来，学生们真正成了上帝，经营者为了吸引众多每月生活费在100元左右的学生，便尽量压低成本、增加种类、提高质量。如今的校园内，你每月100元左右的钱，可以吃得不显寒酸，颇能自在；你如果花150元，则能吃好有余。不信，你可以到徐州煤炭建筑工程学校走一走，那100多种小炒、30多种主食，任你享用。如此低价美味，贫困生还求什么呢？
以上仅仅是一种借鉴。然而滴水之中可见太阳影子。
校园是个小社会，一所万人的大学便会带来一个万人的小社会，他们依靠校园的万人在生存，甚至在致富。地处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可以说是中国千所高校中最底层的学校，那儿的贫困程度触目惊心。但就是靠他们墙外那条马路繁荣起来的“十字街”，在当地十分闻名。每当夜幕临至，此处便灯红酒绿，热闹非凡。据学校的人讲，光这一条街，当地街道一年所得税收就达230多万！而西藏民族学院的院长说，他只要每年有其1／10就可以使全校贫困生们基本“脱贫”。
为什么就在眼皮底下的肥水被别人截去了？这固然有地方上的问题，难道与学校本身缺乏开拓精神无关吗？
北大的一个“方正”可以打到美国去赚“洋钱”回来花，那么我们的“东大”、“西大”是否可以动些脑子挖掘自身的优势，弄点“土钱”给穷学生们添个菜、送件衣呢？
都有可能。只要我们真的努力了。
让“象牙塔”对贫困说声告别
在国外，你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想活路，你就宣布破产；如果你要生存，你就赶快信贷。”
信贷上大学，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是普遍又普通的事。接受高等教育，就是一种投资，西方国家早已对此深入人心。因而他们把面临“投资”困难时向金融机构伸手借款，看做一种权利。
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太爱面子，明明自己是个瘦子，也要打肿脸蛋充胖子。
早在1986年高校尚未实行收费制时，国务院就在当年下发了［86］号文件，规定学生贷款“由中国工商银行提供，并列入国家信贷资金计划”，“学生偿还贷款资金，只还原额。银行按低利率计算的利息，由学校从国家核定的高等学校事业经费预算中支付”。
从那时起，高校便有了学生可以贷款念书一说。并轨制后的全国高校里，几乎都把“贷”作为奖、助、勤、补、免等六大解决贫困生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与其他贷款所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学生贷款却始终推广不开。许多大学每年预先安排的贷款额年年贷不出去，学生一边在大喊贫困得不行，另一方面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贷款却躺在那儿无人问津。
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病态，也有人说中国人太缺乏金融意识。其实，学生们不愿贷款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贷款本身的不完善性。通常是，学校惧怕学生借了不还，于是用扣发毕业证书来抑制这种行为，这无疑使学生们丧失了许多贷款的热情。另一方面贷款的学生惧怕本金加利息，更加增添重负。
透过这一现象，当我们深入进去时便会发现，原来根本的原因还是政策与机制上的不合理性。国家工商银行［86］第351号文件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必须将主管部门核拨经费划出一部分，存入中国工商银行学生奖、贷学金账户，作为对学校学生贷款的资金来源，……贷款不得大于存款。贷款利率由工商银行给予优惠，暂定为月息0。25%（年息3%）按季计收，学校存在工商银行的奖、贷基金，银行不计利息。”按照这一规定，工商银行收了学校的经费，不付利息，学校反而要向银行缴纳学生奖、贷学金的利息，这显然不能为学校所接受。
现在各校的贷款金大多是学校自己内部垫支，为了怕贷出后收不回，所以普遍采取了扣压毕业证的消极做法，致使学生贷款形若虚设。西方国家把信贷这样一项如此重要的措施，广泛用于解决那些交不起学费的读书人身上，可中国则出现这种消极局面，实在令人费解。可见，我们在体制上的某些混乱与毛病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从1994年开始，国家为了缓解高校贫困生问题，曾先后动用“总理基金”5亿多元。国家的每一次困难补助发至学生手中时，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眼里溢着晶莹的泪花。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学生们又开始痛苦地挣扎在无援的贫困线上。他们期待着什么时候再一次发放“困难补助”，可更多的只是失望……于是学生们呼唤国家出台一种替代的措施，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的大学生信贷政策。
围绕贷款的核心问题，是学生能否按时偿还贷款。目前通用的“上学借款、毕业还钱”之所以行不通，是它不切贫困学生的实际。可以设想，一个靠贷款来完成学业的大学生，如果没有非正常的行为和手段，怎么可能在毕业时就一下还得了高额资金呢？看一看国外高校的做法，也许会有些启发。如英国规定学生在毕业后5年内分60次还清便可，美国是10年分120次还清本金及利息。瑞典则每半年还一次，20年内还清。
以上可见，这些国家采取的办法一是时间长，二是次数多，这样做正是考虑了大学生们就业后的实际情况，即知道你毕业后工资还不是很多，或者还有一定困难，但你还必须时刻记住你有还贷款的责任在身。正如专家所言：“贷款上大学，对特困生来说多了一种债务，多了一种压力，但更多了一种自立意识。借款要还，与其说多了一种压力，倒不如说是多了一种动力，多了一份毅力。”
随着观念的改变，贷款上大学如今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有人预言这是贫困大学生走出精神误区和物质困境的一场不小的革命。但愿有关信贷的政策更加规范，更加便于操作。
然而，我们在欢呼某一种新政策的出台时，千万别忘了解除高校贫困生问题必须治本治根。这个本就是动员全党、全民、全社会的力量一起来努力。这个根就是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生存在一个贫困的国度。
水涨才能船高。只有筑起我们与民族贫困决战的血肉长城，只有我们高举起“发展是硬道理”的大旗，我们才能最终告别令人痛苦与无奈的贫困。
借助“上帝”的力量，让“象牙塔”说声：我们与贫困告别！
1998年又一个“黑色七月”的日子，这正是我挥汗完成此书的写作阶段。偶尔休息打开电视，正巧有一日的新闻节目里说：“我国第一批贫困生经过四年努力，今年全部毕业……”报道称，自国家教育部门1994年对40所高校实行收费并轨制的试点后，在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以及全社会的帮助下，数以万计的贫困生圆满完成学业，开始走上工作岗位。这是我国教育改革迈向成功的重要一步。
第二则报道是今年我国长江和东北嫩江、松花江流域全线遭受历史特大洪水，受灾人数达2亿多，上千万人失去家园，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灾情超过历年……
前者使我感到欣慰，后者令人担忧。两者相抵，我还是忧心忡忡。因为，第一个新闻消息，我认为只能是基本准确，事实上除了北大、清华、南大、复旦等这样的著名大学外，据我实地了解，仍有不少普通高校出现过贫困生半途退学的现象。其二，许多贫困生的家在农村，本来就困难的他们，如今不少人家里又遭没顶之灾，无疑对他们以后的新学年将是雪上加霜。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大学的1998年度百万新生，已经启程。在这支浩浩荡荡的新军里，我们不会少见那些光着脚板、挑着两个塑料袋行李、脸色明显缺少营养的莘莘学子那可怜巴巴的身影……他们必将毫无疑问地成为“百万贫困大学生”中的又一部分。
令人欣慰的是，大灾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各大学纷纷采取措施，为一些灾区来的同学特设了入学“绿色通道”，使其不为交不起学费而愁。
但灾区来的学生还有几年的学业时间，他们的家园需要重建，经济贫困困扰他们的时间将会很长，如何面对他们，他们又如何面对校园，这是我们的政府、学校和全社会所有有良知的人都要共同思考的新问题和长期任务。
尤其值得清醒的是，今年灾区入学的大学生仅占高校贫困生总数的2％，我们特别关照好了灾区贫困生，那么还有98％的在校贫困生又如何关照呢！怎样关照？关照到什么程度？这难道不是我们更需要认真考虑的事？
如今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特别的转型时期，连像贫困这样的问题也似乎一下全都冒了出来。例如8000万贫困地区的贫困百姓，以及“贫困母亲”、“救助千万残疾人行动”，还有早已声势浩大的“希望工程”等等。中国社会承负的担子太重了。一个“希望工程”还没有解决多少人，又来了个近亿人的下岗大军，偏偏亚洲金融危机又来凑热闹。唉，真难为了我们的中央领导和各级政府！
然而，我还是想提醒人们：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发展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江泽民同志也在九届人大会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在下世纪中叶，中国将出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那么，民族复兴靠什么？当然最主要的是靠科教事业。科教靠什么？自然靠从事科教的人。大学生则是从事科教的绝对主力。于是由此推论我们不难认识到，今天我们解救一个贫困生，也许明天伟大祖国的复兴时间表会快出一秒或一小时。
谁能保证在今天的百万贫困大学生中不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不出一个完成“1+1”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天才？不出第一个在宇宙间找到另一种生命的探索先锋？不出一个使人类生命永恒不灭的遗传学大师？一切都有可能，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伸出一双温暖的手。因为解救知识，是解救人类自己。解救有知识的年轻人，便是让所有被解救的人们获得明天最根本和最彻底的幸福与光明！
最后，我借用“复旦沙龙”一位贫困生写的一首诗权做结束语，一方面我很喜欢这首小诗，另一方面这个学生的这首题为《请为我保留一面向阳的山坡》，道出了中国当代一群不惧贫困而仍在发愤读书的学子内心的真实企盼。诗这样写道：
请为我保留一面向阳的山坡
如果可能我们还会
沿着你意味深长的笑容走去
当青春回转漫过夜的边缘
许多只眼睛亮若星辰
没有名字的人从蚕茧中抽出
一山一山雪白的丝
于是我们掩面哭泣于是失眠
闭上眼就能看见风中激烈舞蹈的葵花
大红的旗帜在空中猎猎翻卷
在黑暗的春天鲜明地勾画走动的人影
通过黄金的天堂我们的目光穿透黑夜
惊讶地发现一切事物从此变得透明
而我们飘扬的长发将成为
一条河流永不衰落的背景
这时葵花已盛开着站在一切生灵背后
我们珍惜如初的丝线和
被践踏的泪水
而我们还要一如既往地从白天穿过黑夜
骑马走过缤纷的花地和无数淌涌的暗流
从此岸到彼岸
从眼睛到眼睛
从有一天到又一天
便再度相遇新一茬的葵花
正沐浴着山坡上大片大片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