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发现的借条》 文南翔
选自《天涯》（双月刊）2012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南翔：本名相南翔，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一级作家，深圳市作协副主席，著有小说《南方的爱》《大学轶事》《前尘》《女人的葵花》《1975年秋天的枫叶》等。
1978年仲夏的某个下午，我正在窗前复习一本高三的《代数》下册的内容：若某事件概率为p，现重复试验n次，该事件发生k次的概率为P=C(k，n)×p^k×(1-p)^(n-k).C。这样绕梁三圈还不止的艰深公式，令我这样一个“文革”伊始混过三年初中，即到宣江站当工人已近七年的后生子，不免头大如斗。看着看着便走神。
窗外是无限风景，隔壁阿平种的几蔓丝瓜，从一棵柚子树的不同侧面攀援而上，再蜿蜒蛇形而下，在我们这排光棍宿舍后屋檐下的电线上热烈地汇合，几百朵雌雄邀约的黄花绽放如五线谱上的旋律，于是蜜蜂来了，蝴蝶来了，蜻蜓也来了。这样缤纷的场面，只有《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天鹅湖片段可以媲美，“若某事件概率为p”远远不能牢牢吸引一个旷废学业多年后生的目光，尽管他早已厌倦按部就班的生活，对高考恢复之后的另一种可能，无限向往。
我忽然发现，在缤纷之中，有一只小小的寂寞的蜗牛，不知如何克服了险阻，攀上了丝瓜蔓，行走之慢，几乎看不出它的蠕动。
南南，在屋里吗？阿平就是这时候敲响了我的门。
我叫了一声进来，阿平就拖着一条残腿进来了，不肯坐我的床，我只有将对面一张置放行李的空床抹一把，让他坐下。
你给我出出主意。他说，展开手里的一个练习本，里面小心翼翼地夹着一张陈旧的纸条。上面的字迹虽然漫漶，但是还可以分辨：
收 据
本大队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借到陈东先生家中正式和三八式步枪各一支，子弹600发，稻谷一千二百斤，茶油二十斤，黄牛一头。打下江山之后一并偿还。
经收人：县大队长 李森林
我一愣，遂问，你家怎么会有这个东西？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看见他委屈的目光，我立即就后悔了，改口道，真不晓得，你家里曾经有这样吓人的老底！
阿平是站东扳道员，前年秋天，司机张大车只身进入专用线卸空的油槽车里掏煤油，误入的是汽油车，张大车带入的明火顿时引燃，惊呼之中，阿平冒险进去将他背出来。转瞬间，张大车烧成了一个残人，阿平落下一身烧疤和一条残腿。车站工会的救助十分有限，一年的补助，我看刚够他在乡间找土郎中的草药费。一条残腿从大腿根部开始发炎灌脓，创口总不愈合，几米之外就闻得到混合着膏药味的腥膻。即使夏天，他也不敢穿短裤。他的老家是郊区福田的菜农，今年端午节我去过，一幢老屋东倒西歪，用几根杉木，吊上石块，四壁撑着。更兼一家的病痛：父亲早年在车站货场做临时工，1960年因肝腹水而回家，母亲尿毒症，妹妹自小脑膜炎烧坏了脑子，走路都打趔趄，十六岁了却从未进过学堂。
我隐隐感觉，他这时候出示一张三十年前的借条，实在是下了决心的。遂问，这个李森林，如果还在，起码是个地市级高干吧？
是啊。阿平说，他腿痒痒，一坐下就两只脚互相蹭个不停。我查了宣江地方志，他1964年做到行署副专员，1964年冬天就病故了。
好可惜啊！我失声叫道，那怎么办啊？死无对证！
阿平道，陈东是我公公，我父亲叫陈贯南，父亲生于1933年，也就是说，李大队长在我家借宿打借条的时候，他已经十五岁了，一式一样，记得蛮清楚。
我说，那又怎么样？现如今，李大队长不在了，你公公也不在了。尤其是，李大队长不在了。
阿平道，我父亲还记得，李大队长生得又矮又黑又瘦，却一身好力气，一口气能吃三大碗米饭。屋角边一盘石磨，一百五十斤，他一收腰就举起来了。
我说，为什么当年不去找李大队长？莫非当年你家不缺钱？
阿平道，我家土改差点划了地主，家里没有劳动力，一二十亩地一直租给别人种的。李大队长当时做了县长，发话说，福田陈家支援革命有功，不要往死里抠，才改了一个小土地出租。就这，已经给李大队长添了不少麻烦，以后哪里敢做出头鸟。
我说，借条却是保留下来了。
阿平道，我公公讲，留下是个纪念。“文革”当初，也差点被我娘烧了。
我晓得，阿平是个很谨小慎微的人，如果不是困难到了极处，是不会展示这张借条的。他能够先来征求我的意见，足见他对我的信任。一股无名的豪情，顿时在我心头涌动。
在宣讲站，我和阿平最是投缘，想必是互补所致。我外向，他内敛；我好动，他喜静；我长文科，是车站大批判专栏的主笔兼各式批判会的主角，风头之健，有点现时单位新闻发言人的意思；他长理科，尤其做数学题，居然是他工余的消遣之一。但是阿平害羞，比女孩子还容易脸红，即使跟熟人多讲话，也不能自持。自从我复习备考以来，每次的数学练习题，都是他拿去批改。我从心底感激他。
“文革”荒废了我的数理化，让我在得知高考恢复之后，只能考取文科，我的语文有六七年的童子功，小学四五年级就有三篇作文上过《前线铁道》报，连带政治、历史和地理三科并蒂绽放，于是，复习时间的大部分都在初中到高中的十几册数学上盘桓。
阿平欣赏我的挥笔成章以及舌灿莲花，无论是批林批孔，崇法批儒、批《水浒》……那种响遏行云的句子滔滔汩汩而来。每次开会，他总是早早来到货场二楼的车站会议室，在第二排居中坐下，他眼里流露出的真心仰慕，在那个物质和精神一样干瘪如同罗丹《老妓女》胸前乳房的时代，让一个比他小两岁的青年工人的虚荣心得到无限的餍足。我代表某某车间发言之后，走下主席台，他必定递上一只军用水壶，里面盛着满满一壶白糖水。
我曾经鼓励阿平一道参加高考，起码在“文革”荒废了一代人数理化的时辰，他会有一个超乎常人的发挥。可是他婉拒了，理由很简单，面对一个败落的家庭，只有他每月三十八元钱（另加每个夜班三毛钱，一个月十个夜班，计三块钱）的工薪收入，一旦他上了大学，谁来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家？这不，现在就遇到困难了。
我说，我要拿着借条去找站长。
他眼里一半是感激，一半是犹疑。问，合适吗？我要不要去？
我极其爽快地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不偷不抢不伪造，凭证在此！你可以暂时不去。
他眼里就全剩下感激，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站起来腼腆地直搓手，好像面对的不是他的老朋友而是一个气势太过雄壮的恋人。
三等站站长是湖南人，运转值班员出身，所以，在接二连三的宣传任务到达之后，更加倚重我的笔头和嘴头。当我将陈家的借条呈现给站长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翻阅当日的货运计划。他有些惊愕，看看借条，看看我，再看看借条，再看看我。
站长说，我早听讲过陈贯南家有过这么一张借条，“文革”刚开始，六六，还是六七年吧，火车头造反兵团知道他家有过枪，把他揪来批斗，他讲解放前他家是有两支枪，几百发子弹，但是都由他父亲陈东借给了当时的县大队。造反兵团司令就是现如今的助理值班员吴驼子，哪里肯信，连夜就去抄他的家。一根尼龙绳把陈贯南扎得像只粽子，吴驼子这个猪嬲的，大概前世也是杀猪的，捆人打人痛到骨头里，面子上倒是看不大出来。陈贯南熬不过，到处乱指，不仅自家被翻了个底朝天，连累岳母娘家的灶房也挖得稀烂。他岳母娘家是三代贫雇农，根子红得可以叮叮当当打铁！畏惧过哪个？！气得他娘坐在地上号哭，也不指名，就骂断子绝孙、不得好死！吴驼子他们装聋作哑，只当她是骂自己的女婿。
我迷惑了，当初，陈贯南为何不拿出这张借条来呢？
站长道，他也讲，县大队长给他爹打了借条，可就是拿不出来。
我追问，如果拿得出来，吴驼子他们火车头造反兵团一伙，就肯鸣金收兵？
“文革”初年，我已经小学毕业，那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狂躁，令我做梦都是一名胯下骑马，肩背冲锋枪的红小兵。
站长哈哈一笑，那你就要去问吴司令了。
从站长的嘴里蹦出“吴司令”三个字，分明带着揶揄或鄙夷。“文革”头两三年，站长和书记都靠边站了，挨批斗吃些皮肉之苦，也是难免。但是铁路毕竟有半军事化之誉，铁路要是停运了，不讲其他，全国各地红卫兵要进京去朝觐都没得车坐，那年月，没得动车组、高铁，除了宝成线，全国跑的都是蒸汽机，每小时不过六七十公里。至于飞机，那是天上的星辰，连我们站长书记都没乘过，不晓得要什么级别才可以高登。大概六九年前后，站长书记就官复原职了，火车头造反兵团也就轰然作鸟兽散了。反正我七一年到宣江站报到，就是书记站长在会议室给我们工人训话，我忘记了书记声嘶力竭地讲了些什么，吸引我注意力的，始终是他脚上一双锃亮的皮鞋，还有那条扎在裤腰上的铜头皮带。
我问站长，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帮助阿平一家了吗？你看看阿平烧成一个半残好可怜！班也上不全，每月少了几块钱夜班费，还要自己掏腰包敷草药！
那时候没有见义勇为一说，阿平也不能算工伤，但是救人于水火毕竟是社会提倡的。站长仰起头来，一双大眼从老花镜上方穿空而来，定定地落在我身上，道，你若是想帮他，倒是要去找找吴驼子，当年抄陈贯南的家之前，他父亲陈东还在，听讲吴驼子跟陈东在医院有过谈话，他或是晓得借条的原委。
我疑问，那又怎么样？
站长道，现在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双方的当事人都不在了，你们拿出去借条，人家未必肯信，多搞些证人证言，先是证明借条是真的，再看有没有领导可以批字解决啊。
我觉得站长讲得有道理，遂回到宿舍跟阿平商量。
在阿平面前，我当然是绘声绘色地讲了站长对他的无限同情，人要安慰呀。阿平容易感动，眼圈儿都红了，我赶紧打住，不然，怕他去站长面前磕头。他道，我们一道去找吴叔吧。
吴驼子的家就在车站后面，穿过一个堆木货场就是。他因为做调车员的时候，从高边车上摔下来，脊柱受损，从此驼了背，改作助理值班员。
平房前吴家用竹篱笆圈了一个小院子，院子里鸡笼兔笼的乱堆着，还有几棵瓜菜在竹篱笆上游走，长得弱不禁风。
吴驼子见我俩不邀自来，先是一愣，继而道，什么风把宣江站的两个秀才吹来了？
阿平客气道，我不是秀才，南南才是，人家正在复习高考呢，紧张得很！
吴驼子叫了一声，好啊，你是要搭上末班车啊！
吴驼子毕竟是“文革”前的中专生，三人便坐下来，他一边筛茶，一边问，准备得哪样了？
我苦恼道，麻烦在数学。小学的底子。
吴驼子道，你要是有空，我可以帮助看看题，怕还记得一些些。
我道，阿平在帮我，他是一直把数学当扑克象棋玩的。吴驼子就感慨，他陈家是有家学渊源的……说罢，脸色一暗，忽然就顿住了。
我想他大概想起当年斗陈家的一幕了，遂道，如今陈家是彻底沦落了，一家的伤病，抱着汤药当饭吃。四邻借钱，没有错过的。
吴驼子啧啧道，解放前他陈家怕土匪，连枪都是有的，哪里吃得尽，穿得完！
我于是从军用挎包里拿出一本高等数学，取出里头夹着的那张借条。
吴驼子错愕的眼睛，比站长睁得还要大，道，还真是有借条！有借无还啊！
我径直就问，你当年在医院问过阿平的公公陈东，他是不是讲过有这么一张借条？
吴驼子毫不犹豫道，他公公一开始就讲是有这么一张借条，但是年头久了，要想一想放在什么地方。就因为想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到他家里去找。现在想来，他公公或许是害怕，不肯讲，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么重要的借条，未必会忘记存放的地方。
我揶揄道，那是去找吗？那是鬼子进村，翻箱倒柜，听讲把人家外婆家的柴灶都挖得稀烂！
吴驼子用嘿嘿一笑掩饰了尴尬，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嘛，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平日你在车站出黑板报，还不都是这些东西。
我不能让他跑题，问他是不是能做个证明，证明借出的这一方当事人，当年确实说了借枪给了县大队。
吴驼子嘟囔道，后来找不到借条，陈东就不肯说了，问急了，就讲刚解放，枪用不到了，怕惹麻烦，统统扔到袁河里了！
我道，那你吴司令应该带人去袁河里捞啊，为何挖人家的灶房。你不晓得吗，挖人家灶房，当是挖了人家的祖坟了！
你当我们没去呀！十二月天，河水冰骨头。我的脚就在河里被瓦片割了！吴驼子从人字拖里退出一只平板脚，高高擎起，果然脚心灿然划过一道亮疤。
我悻悻道，活该，你们总去医院逼人家，要不他公公怎么会不久就呜呼哀哉了！
我在指斥吴驼子的时候，阿平一直在身边掐我，他是怕我惹恼了吴驼子，毕竟是来求人家办事的。我却太清楚吴驼子了，平时我办黑板报，他总是蹲在跟前评头论足，我要附和他，他就得意忘形；我要贬抑他，他就蔫头耷脑、和和气气。我只奇怪，这样的人居然也做过造反司令！
吴驼子道，你们那时候才是毛伢子，哪晓得曾经有过枪支是什么要害！上上下下都要求我们起获一点家伙才是啊。
我道，起获了枪支，你就不是宣江站的司令了，要到铁路局去当司令！可惜，两支枪早被李大队长借走了。
吴驼子点了一支烟道，随你怎样讲吧。
听讲我们要多一些证明，好去铁路局或地市革委会找人讨点补偿，吴驼子犹豫道，有在上位的同情固然好；不过，也可能是另一个结果，或问，你家哪来的枪？旧社会家里有枪不是地主兼恶霸又是什么？游击队也好，县大队也罢，到你家借枪是打国民党，是看得起你！如果把你家有粮有枪有地的情况报告上去，重新划一个地主，你去哪里喊冤？他们甚至可能怀疑借枪的县大队长跟地主沆瀣一气。
别看吴驼子登高跌重，我都心里瞧他不起，这番分析，却也不无道理。我道，现在“文革”已经结束了，还会搞划成分那些鬼名堂吗？
吴驼子讪笑道，这就是你一个秀才的天真啊，中国的事情是好多年好多年的累积，终于有一个枭雄出世……他忽然止住，低了嗓门道，这件事有人肯帮忙才好办，若是铁路局啊，地方公安啊，还有市里有熟人，方可去求情。
我摇头道，我们一介平头百姓，最高长官就是认识站长书记，哪里高攀得到铁路局的显贵，更莫讲地方长官了。
吴驼子对着阿平道，你让老爹好好回忆一下，当年除了李大队长之外，还有哪个在你家住宿？主要是还有谁在借枪借粮食的现场？我这里现在就可以给你写一个证明，证明你公公当时住院是讲了有这么一张借条，但是年头久了，不记得放哪里了。
我这是舍命陪君子啦！说着吴驼子就从里屋找出一本练习本，再端来一瓶纯蓝墨水，一支蘸水笔，很快就写好了，是很流畅的行书，哗啦撕下来交给阿平。
阿平递给我，我看后，正要夹入高等数学课本，吴驼子道，等等，复进屋去取来图章和印泥，将借条垫在本子上，稳稳盖了一枚小小的姓名戳。我道，这是你每月领关饷的家伙啊。
吴驼子道，除了每月领那么三四十块钱，这好像还是第一次派上其他用场。
阿平道，谢谢吴叔。
千万不要讲谢谢。吴驼子局促站起，眼里流露出一丝愧疚。
出门之后，我跟阿平说，看来吴驼子当年带头抄了你的家，造反不成，复归平民，心里头是有后悔的。
阿平愤愤道，我公公就是被历来的运动整害怕了，后来在医院也是心脏病死的，听讲他梦里叫过，李大队长，救救我。又道，难得吴叔现在良心发现，肯写证明。
我发愁，他写证明到底有什么用呢？
阿平道，我们拿到这一份借条、一份证明，这就好去找人。
既然阿平不怕，我还怕哪样，摩拳擦掌道，我们不偷不抢，用借条和证明讲话，怕哪个！我们就去找官家。叫你爹再写一个证明，证明是越多越好。
阿平眼里倏然一暗，道，他也是树叶掉下来怕砸了头的，我揣了借条出来，他并不晓得。就不惊扰他了，但愿事成之后，给他一个惊喜。
回到车站，站长就把我们二人叫去了。
他问的是吴司令的态度和回忆。看得出，站长对吴司令造反夺权的那一段，并没有完全释怀。我简单说了吴驼子的诚恳表态，并出示了他的证明。
站长脸上顷刻绽放了一朵老菊花。他居然也口授了一份证明，证明吴明山是我站运转车间值班员，曾经历任宣江站扳道员、连接员和调车员，工作表现良好。然后用一管毛笔签了名，叫我到隔壁总务老王头那儿盖了一个通红的公章。
站长又对阿平道，今后车站各车间的废报纸、杂志统统归陈平收拢卖去废品站，不得他人插手，所得补贴看病。南南你给客、货、运、装四个车间主任传我的话！
我高兴道，遵命！
站长道，南南你陪阿平开张免票，去一趟路局，我给你们先打个电话，不然怕你们进不去大门。
阿平一迭声道谢。
出门之后，已是中饭时辰，阿平要请我去货场边上的饮食店吃肉饼汤。我们到后面的车站售货组买了四个油饼、两个肉包子，卖给旅客的食品不收粮票，每个五分钱，五六三毛钱，阿平抢着付了。
到了小小饮食店，各叫了一份肉饼汤，每份两毛钱，这回我付账。我告诉他，原先给《前线铁道》报投稿，一版半版的诗歌刊登之后，就收到一本小说，什么《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征途》《雁鸣湖畔》，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有稿费了，一块五，三块钱都收过。
阿平啧啧道，三块钱，就是一个月的晚班费了！
我们都很高兴，主要因为得到站长的关心和帮助。
你看看，站长今日说到吴明山，猛不丁我还想不起是谁，平时说吴驼子是很高看他了，只是一口一个吴司令，今日说吴明山了。
你看，他还肯给路局打电话。我们宣江站上面是线路，线路上面是铁路分局，分局上面才是铁路局。他居然要给路局打电话。
我立刻想到黑板报常用的领袖的豪放名言：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我们被成功的喜悦包裹着。每人吃了两个油饼，一个肉包，还有一碗肉饼汤，熏熏然抹嘴出门。
事实上，我们还是太天真了。我和阿平一大早乘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到达铁路局所在的省会，进大门容易，找到相应的人，却难。我们揣着单位介绍信、借条和证明，费尽口舌，不断重复事情的原委，还是不大有人听得明白，好不容易被引到有机关党委牌子的办公室，一个书记模样的人接待了我们。
他和颜悦色地问了情况，然后缓缓对阿平道，这件事不归铁路，铁路只管铁路运输和铁路职工的事情，你父亲陈贯南只是铁路临时工，你祖父陈东连临时工都不是，所以，不可能够得着。
阿平急道，可是我是铁路职工啊。
他笑了，这件事即使发生了，也太久远了，跟你扯不上关系。又即使跟你能扯上关系，跟铁路也没关系啊，对不对？又不是铁路局借了你家的钱和枪，是不是呢？再说，为革命做出奉献，是应该的。革命领袖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我补充道，阿平为救人，自己受伤了，看病要钱，这总跟铁路有关系吧？他不是实在困难，当然也不会来为难领导。
他摇头，一码还一码，他受伤看病，可以找车站工会补助啊。
我道，那点补助，杯水车薪啊。
他两手一摊，做出爱莫能助的姿态。
我提出，能不能见见局长或书记。
他面有不悦道，他们都很忙，不可能为这点不相干的事情分心。已然站起来送客了。
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出得路局大门，我们连去广场看看、拍张照片的兴致都没了，当即就找了一趟返程车，踏上归途。
回来即给站长汇报，站长“哦”了一声，似乎没有意外。他转而要我们继续找吴驼子吴明山。
我和阿平都不知何意，呆呆地望着站长。
站长叹了一口气道，你们还年轻，不晓得关系的重要。吴明山他老婆的表叔，现在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为搞票，他手下的人常来车站找我，我本人却没见过他，所以……
听了七八年的样板戏《红灯记》，耳熟了里面的每一句道白：“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也就多呗。”表叔是姑奶奶的儿子，那么本副局长就是吴驼子老婆的父亲的姑姑的儿子，是不是隔得太远了一点？
站长道，以后你们会明白，求人的事情，有一线关系，也比毫无关系好。
待得找到吴驼子，他面有难色，告知我们，上次我们来，他就想到了，但是这个老婆的表叔，蛮讲原则性，不好讲话，他母亲农转非的事情找过他，被他一口回绝了，至今在老家吃农村粮。再去碰碰运气吧，既然站长也想到了。
那时宣江市还没有公交车，进市里，要么骑车，要么步行。于是阿平骑了一辆单车，他腿不利索，一个人骑车都费劲；我则骑车带上吴驼子，吴驼子四十大几了，还没学会骑车。吴驼子分量不轻，到得市公安局，我早已是一身大汗。
二楼某室，副局长的办公室简陋得跟我们站长室差不多。他见了吴驼子，确实没有怎样的热情，只道，来了。
因为紧张，接下来吴驼子、阿平以及副局长讲了些什么，我几乎没听见。后来结束了，一行沮丧出门之后，阿平给我复述如下，副局长说，共产党的县大队长怎么可能找一个有地主嫌疑的人借枪？解放前，家里有枪的，不是地主富农，就是土匪恶霸，不然他要枪干什么？我想大队长如果不是丧失了阶级立场，就根本不需要打借条，缴枪不杀就是最高礼遇了。
原来，副局长并不怀疑借条的真伪，而是怀疑已然去了另一个世界的县大队长的阶级立场！吴驼子事先的猜想应验了，应验在他老婆的表叔身上。难怪吴驼子在老婆的表叔面前，脸红一阵，白一阵，好生尴尬。
好在，副局长留了个缝隙，他建议我们去找找民政局，民政局是管困难户的。
民政局距离公安局不远，穿过一条横街就是。
我们总算找到一个愿意听我们陈述的科长，他的头颅大得跟身子很不一致，让人想起《三毛流浪记》里的漫画人物。他听完之后，慢慢道，我们这里只管火葬场，还有就是退伍军人安置，还没听讲过要管一张借条的，而且是三十年前的莫名其妙的借条。
我、阿平和吴驼子面面相觑。
还是吴驼子镇定，他讲，是公安局李副局长要我们来找你们的呀。
科长模样的人侧过头来问，是吗？他的信函呢？他讲我们可以处理？你信吗？
我道，他讲，这就是归你们处理的！
他很好脾气道，是吗？我们处理也要有文件，还要有钱啊。再说，这种事情那个年代多了去了，我们也不是印钞厂，哪有这么多钱啊？
最终，三人怏怏出了民政局，吴驼子悻悻道，妈的×，真该再造一次反，掀了他妈的屋顶！这帮乌龟王八蛋，做官当老爷！
回到车站路口，阿平满脸疲惫道，吴叔，南南，我谢谢你们了。
这回轮到我气闷了，道，谢个鸟！光开花，不结果！
是年秋天，我接到了省城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告别了曾经工作七年的宣江火车站。乘车去报道的那天，阿平执意送我，帮我扛着一只小樟木箱，里头装着我所有的日用品。
吴驼子送了一本很漂亮的日记本给我，扉页题了一句话：尺璧非宝，寸阴是竞。呵呵，他肚子里还是有点文墨啊。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间三十年过去了。我和阿平、吴驼子都先后失去了联系。
公元2011年仲夏，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游击队打的借条今犹在，是否能兑现尚不知》，里头讲的一件史实，几乎是三十年多年前阿平家借条的翻版。顿时兴奋莫名，辗转通过故旧，找到阿平的手机，告知此事，并让他在百度里搜索这篇新闻。
阿平已经退休了，他的声音有一些苍迈，道，那张借条，我回家之后，就被我爸一把撕了。
我悚然道，为什么呀？太可惜了！“文革”都熬过了呀。
阿平淡淡道，没什么可惜的，留着也是一张废纸。我爸说，其实我公公手里，祖传了不少金银细软，都埋起来了，但是就不肯讲埋在哪里，再困难也不讲。公公临死前留了一句话给我爸，乱世穷，赛神仙。
放下电话前，阿平告诉我，吴驼子去年嫁女，多喝了，当夜脑溢血死了。站长还在，但是得了老年痴呆，连家人都不认得了。
连着两天，我反复阅读报上的新闻，忽然发现，三十余年前后两张借条的命运，几乎可以说殊途同归。
是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下了班就窝在车站宿舍写诗，窗前的丝瓜蔓上，有一只小小的寂寞的蜗牛。我一心想赚点稿费帮阿平治病，结果遭到接二连三的退稿。编辑在退稿信上说，怎么篇篇都是重复的主题？再说，格调也不大高。
本刊责任编辑 郭蓓
责编稿签：1948，1978，2011······几个阿拉伯数字的背后，串连起的是一张寻常的纸条，一段并不寻常的遭际。这张从历史深处走来的纸条，在时光的荏苒，历史的变迁中，有它自己的命运。如何对待它，就是如何对待历史。不能忘记它，就是不能忘记历史。小说用一张薄薄的纸条，写出了历史的纵深感，提出了重大的主题。它原本代表的是那个血与火的年代里，人民群众对革命军队的鱼水深情。然而时代的如晦风雨、政治气候的变换，令它命运飘摇，成了危险的讯号、无奈无力的叹息。小说令人思索：我们应该怎样关爱人民，服务于人民，真正做到执政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