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东》 文荆永鸣
选自《北京文学》2012年第7期
【作者简介】 荆永鸣：赤峰市人。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外地人》、长篇小说《陡峭的草帽》等。曾获《小说选刊》奖等多种文学奖。中国作协会员，煤矿作协副主席，北京作协合同制作家。
1
我的第二任房东是个酒腻子。他叫方长贵，四十多岁，体格健壮，喉音很重，说话有一种嗡嗡的回音。我总是想，这样宽宏的嗓子比较适合于唱美声，而他却偏偏选择了喝酒——四两的啤酒杯，一扬脖便干了个精光，好像没有经过喉咙而是直接倒进了肚里。那天晚上他来取房租，在我的餐馆里，我们先是滋润了四个“小二”，接着又灌了八瓶啤酒，他才梗着脖子，像是抑制不住，又像是很费劲地打了几个响亮的啤酒嗝说，“兄弟……呃……差不多了，今儿就这么着吧……”
送走了方长贵，我和妻子赶紧往家走。一路上头重脚轻，走进胡同拐角的时候还差点没撞到墙，被妻子一把拉住了胳膊。她嗔怪地说，“你就是逞能，最后那两瓶啤酒就不应该喝！”“你别说酒的事啦行不行？”她一提到酒，我的胃里就有点条件反射往上涌。她挎着我的胳膊，绊绊拉拉往家走。好不容易撑到家，那种天旋地转、翻江倒海的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差点没把肠子吐出来。一通折腾之后，才酣然入睡，死了一般。
第二天，我妻子什么时候起的床，什么时候去的餐馆，我一概不知。在一种矇眬的状态中，我听见似乎有人闯进屋里，又跑了出去，再返回来，同时像是喊了句什么……我毛毛愣愣睁开眼睛，在一种“不知今宵酒醒何处”的失忆状态中，只见地上梦幻般地站着一个陌生的女人，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
我疑惑地看着她，“你是谁？”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
女人的声音很大，甚至很愤怒。此时我已经彻底清醒过来，这不是在梦里，是真事儿！
是真事儿，反倒让我更加糊涂了。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进到屋来的……我已经来不及吃惊，只想把事情立刻搞个明白。
我问她有什么事。
“事儿大啦！是谁让你住到这里的？”
我刚想说方长贵，马上又改口说，“我表哥……”
“你表哥是谁？”
我说，“方长贵。”
“……什么？方长贵是你表哥？”
我说，“是。”
她“嘿”了一声，不无讥讽地盯着我，“这么说，我还是你表妹呢？”
一句话，又让我坠到了云里雾里。我怔怔地趴在床上，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时候对方近距离的形象越发清晰，她三十五六岁，一头深棕色的秀发散乱地披在肩上，风姿绰约，长得漂亮！同时我闻到了一种高级化妆品的幽香。这就越发加重了我的窘迫与难堪。更重要的是，趴在被窝里跟一个陌生人对话不得劲儿，方式不对。我建议她能不能回避一下，让我先起床，再说话。对方也好像意识到了这一点，很配合，或者说很给我面子，她立刻转身出门，退到院子里。
我穿好衣服，首先把屋里的窗子和门全部打开。我知道，被一个酒鬼睡了一夜的屋子，空气中肯定有一种不太好的味道，同时也有点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意思——对方毕竟是女人，而且是个不明来历的陌生女人。
之后，我把女人叫进屋里，开始我们的第二轮对话。毫无疑问，穿上衣服说话我就仗义多了。事实上，为了急于了解事情真相，在这个突如其来的漂亮女人面前，我已经忘了拘谨和自卑。
我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经说开，事情还真有点复杂。原来，我们租的这间房子的主人不是方长贵，而是眼前这个女人，她叫方悦。方悦是方长贵的妹妹。方长贵往外租房子这件事，方悦全然不知。根据她的说法，她是想在雨季之前看看这房子有没有漏雨的地方，需要不需要维修一下，“哪想到，一进来，发现屋里竟睡着个大活人，差点没吓死！”
“这么说，我是被你哥给骗了呗？”我不解地看着她。
“你交了钱，也住了房子，他骗你什么了？他骗的是我！”
“既然是你的房子，你哥他怎么有钥匙？”
她说是她给他的。但马上又说成是“他肯定自己配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马上想起一件事来。刚住进这间房子的时候，我妻子就有些担心，她说这房子也不知道多少人住过了，最好换一把新锁，安全。我看了看，门是铝合金的，锁是那种里外能开的长把锁，装得严丝合缝，就像是门上长出来似的。我研究了半天，又估计了一下自己的能力，觉得对付这件事肯定有相当大的难度……就没换。现在我终于意识到，如果当初换了门锁，就不会被一个漂亮的女人堵在了被窝里。太难堪了。
接着，那个叫方悦的女人便一项一项地问我，啥时候租的房子，哪地方的人，做什么工作的……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她又突然想起似的问我，那“表哥”又是怎么回事儿。
说起来这都是方长贵的主意。我们租房子那天，他告诉我，院里有两个邻居，老是爱管闲事儿，“您住进去之后，就说我们是亲戚。”
方长贵的意思我明白。当时有关部门在房屋出租方面管得很严，无论单位还是个人，出租房屋必须向几个部门申报，先办手续。不但麻烦，还得纳税。一般情况下，房主都是和出租人私下签订协议，前提是，租房的人必须遵纪守法，可靠，同时还不能让邻居们有什么说道，所谓民不举官不究吧。
我说，“行，啥亲戚呢？”
方长贵想了想，“您比我小吧？”
我说，“我四十。”
他说，“您瞧，小两岁呢……就说是我表弟吧。”
我说，“行。”
不过，这个称呼我一次都没用上过。搬进这间房子之后，我们和院里的邻居都处得不错，彼此虽没什么实质性的交往，见了面都挺客气，啥事儿没有，我再对院子里的人去撒谎，说我是方长贵的表弟，有这个必要吗？
我简单讲了事情的经过。方悦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他可真有一套，我算是服了他了！”
至此，我已经觉察到方长贵和方悦在房子的问题上肯定有什么说道。但无论如何，那是他们兄妹之间的事，我不管，也管不着。我只关心这房子我还能不能住下去。而且我已拿定主意，并相信我有足够的理由来维护我的权益。
我找出了和方长贵签订的租房协议。
方悦看了几眼，默然无语。她突然掏出手机，飞快地按出了一串号码。看样子，她是想立刻和方长贵讨个究竟。但是呼叫音一直响着，却没人接听。方悦生气地按掉手机。她告诉我，可以暂时保留我的居住权，事情究竟咋办，她要先问问方长贵，然后再说。
2
我们是半年前搬到这间房子里来的。在此之前，我和妻子一直住在我们餐馆附近的另一条胡同里。那也是个大杂院，我们租的那间房子很简陋，而且是个倒座子房，光线很暗，即使白天也得用电灯照明。但就是这么一间房子，我们一住就是两年。作为外地人，我们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临时的，不安定的，我们只是从一种相对的角度，希望生活能够安定一点，不愿意折腾。无奈的是，有一天，房东来告诉我们，说那条胡同要拆迁，让我们有个准备，最好提前找房。当时有两个居委会老太太常到我们餐馆来发鼠药，检查婚育证，或者组织集体杀蟑螂什么的，跟我妻子混得很熟。听说我们想在餐馆附近租一间住房，便热心地表示替我们去打听打听。结果没过两天，就打听到在我们餐馆前边的一条胡同里有一家的房子空着，并从院里的邻居那里抄来了房主的电话号码。
房主就是方长贵。
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就觉得这是个既认真而又啰唆的人。我问他是不是有房子要出租，他先说没有，接着又问我听谁说他有房子要出租。我告诉他是居委会的两个老太太。他警觉地说，“居委会的？那院里也没有什么居委会的老太太呀。”
我想跟他解释一下，又觉得解释起来很麻烦，也没必要，便直奔主题地说，“方师傅，咱长话短说，我只是想问一下，你的房子出租还是不出租？”他说，“不租了。”
我心想，不租我还跟你磨叽个啥？我叭地放了电话。刚转过身去，电话响了。我以为是订盒饭的呢，却还是那个浑厚的京腔儿。
“丫怎么断线了呢……您贵姓？”
我告诉他。
他问，“北京的‘京’？”
我说，“不是，是荆州的‘荆’。”
他说，“明白了，刘备大意失荆州啊……这姓儿好！”
接着，他又问我是哪里人，多大年龄，做什么工作的，租房子是一个人住还是夫妻两个人住等等，问得比人口普查还详细！但我还是不厌其烦地作了回答。从对方不断插话的口气上，我听出他对我的“自然情况”还是比较满意的。他告诉我，他再考虑一下，然后给我个信儿。
等了两天，一直没信儿。我妻子有些着急，她说，“出租个破房子都这么磨叽，好像往外嫁女似的……你再打个电话问问，他不租拉倒，总不能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家里一直没人接听。到了中午，才终于打通了。这次对方倒是挺痛快，不再问这问那了，他让我定个时间地点，见了面再说。
下午，方长贵准时来到我们餐馆。
小平头，大个子，身材魁梧，长得随便，甚至有点粗糙。不过，倒是蛮和善的一个人，至少要比在电话里给我的感觉好得多。我们聊了一会儿家常，他又考察了一下我们的基本情况，才切入正题。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那间房子原来出租过几次，都闹得挺不愉快，本来不想出租了，麻烦！但看我们是踏踏实实做生意的人，还成，靠谱儿，他可以把房子租给我们。问到租金，他说，“这个不忙，先看了房子再说。”
房子还行。比我们原来住的那间要大一点，有十五六平米的样子。关键是房正，朝阳，窗子也大，一进屋便给人一种阳光明媚的感觉，和以前租的那间房作对比，我和妻子一眼就看中了。一问租金，对方开出的条件是每月六百元，两个月一付。我和妻子交换了一下意见，觉得还可以，没超出事先的预测，也就没还价。回到餐馆，我按照上次的租房合同，扒了一份协议，用复写纸誊好。双方签了字。我又预付了两个月的房租。方长贵点了点头说，“没错，成，这就齐活了！”
我告诉厨师做几个菜。既然成了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总得喝点酒，聊聊天，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第一次喝酒，我就看出方长贵是个喜欢喝酒的人，人往桌前一坐，便满脸快活。他原先在一个高低压开关厂工作，前几年厂子破产时买断了工龄，现在是赋闲在家。平时养养鸽子，钓钓鱼，也是闲不着。有时候，还和一些鸽友参加一些赛鸽活动。他说，“对啦，去年夏天我还去过你们赤峰。”
我问他感觉怎么样。
“一个干净的城市，挺凉快！草原上的达理湖也好，没污染，我们在那里吃过一次鱼宴，嘿，那叫一个鲜！”
酒席间，方长贵不断地夸奖我餐馆的菜做得棒，好吃。作为一种回报，他给我讲了许多艰苦创业的道理，说既然到北京来发展，就得多吃苦，踏踏实实地奋斗，往好了整，往大了干。他还试图引用拿破仑那句名言，但没有成功。最后说成了“不想当大老板的人，做小生意也绝对是马马虎虎，不灵！”
接着，他还举了个例子。说几年前他住的那条胡同来了一对温州夫妻，本来是拿着五千块钱想到北京来做生意的，可在火车上被人割了包，分文没剩。到了北京没地方落脚，就在他们那条胡同的一个墙角住了好几天。后来两口子给一家商店打工，卖皮鞋。方长贵停了停，说，“现在怎么着？人家是自己开鞋店，哪是小啊，两层楼！”说到这里，他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似乎是想检验一下这个例子在我的脸上有没有产生一种“震惊”的效果。
我只好用“震惊”的表情看他，“是吗？”
坦率地说，即使我对他的话题兴趣不大，也必须保持一种“兴味盎然”的样子，至少也是对这位老兄苦口婆心的一种尊重。只有他的话题告一段落的时候，我才赶紧端起酒杯说，“方大哥，咱们再整一口？”
“什么叫整一口呀，干了它！”
说完，半两酒，一饮而尽。
当时，一瓶二锅头已经下去了，方长贵还依然沉浸在一种酒犹未尽、兴犹未尽、言犹未尽的状态之中……说实话，我真是有点陪不起了。但陪不起我也得陪着——毕竟，我是餐馆的主人，他是我的房东，我总不能说“行了行了，差不多了，别喝啦，我餐馆的伙计们该休息了”。初次见面，有这么说话的吗？
我妻子看出我有些支撑不住的样子，她几次凑过来，给方长贵敬上一杯酒，并就此搭讪几句，问他住在什么地方，回家坐几路车，末班车是几点……言外之意我都听出来了，而方长贵却浑然不觉，他说，“爱他妈几点几点，我不坐丫的啦，我打车回去！”结果，一直熬到夜里十二点，方长贵终于觉得“差不多了”，他看着我说，“兄弟，时候不早了，今儿就这么着吧。”
谢天谢地。送走了方长贵，我长长地松了口气。我妻子则唠唠叨叨地说，“酒腻子！你还叫他有时间就过来喝点呢，烦死……”话未说完，她突然盯着窗子一怔，说，“可毁了，他怎么又回来啦？”
我回头一看，方长贵果然摇摇晃晃地走进了餐馆。我赶紧迎过去，问他是不是忘掉了什么东西。方长贵呵呵一笑，嗔怪地说，“我忘了，您怎么也不跟我要哇！”他举起手来——这时候，我发现他的手指上捏着一把光秃秃的钥匙。
3
方悦是怎么问的方长贵，方长贵又是怎么说的，我就不知道了。两天后，方悦来到我们餐馆。人还是那么漂亮，但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却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非常客气，甚至给人一种爱说爱笑的感觉。我觉得北京的女性就是这样，她们开朗、大气、热情、周到，同时源于一种天生般的优越感，又处处充满了自信。方悦看了看我们的餐馆，又聊了几句家常，她告诉我们说，她问了方长贵，也问了院里的邻居，都说我们两口子人不错，不惹事儿，这房子我们可以接着住下去。
我和妻子交换了一下眼神，都暗暗松了一口气。事先我和妻子已经探讨过，假如方悦执意要收回她的房子，我们当然会据理力争，只是纠缠起来，即使她退还我们两个月的房租，或者勉强允许我们再住上两个月，再收回，其结果还是一个样，无非是我们再找房子，再搬家——总之是个麻烦。现在，既然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和妻子的心情便可想而知。
中午，我们留方悦吃饭。方悦挺爽快，没有推辞。当我妻子问她喜欢吃点什么的时候，她还主动接过菜谱，亲自点了一道小炒牛蛙。从经验上说，大多数北京人都吃不了辣的，方悦是个例外，“我还就喜欢这个麻辣，越辣越想吃！”说到北京的传统菜和那些有名的传统小吃，她反倒没什么兴趣，像炒肝啦，卤煮啦，麻豆腐啦，感觉都一般。“哎，对了，你们喝过老北京豆汁儿吗？”我和妻子都说没有喝过。她说，“有时间你们去喝一次试试，肯定喝不了，什么玩意儿，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喜欢那么一种说不来的怪味儿！”
上菜了，我问她喝什么酒，啤的，还是白的？
“无所谓，什么都成。”
据方悦自己说，她喝酒的潜能是被一个东北人给“开发”出来的。她老公是一家外企的部门经理，平时应酬多，偶尔也拉上她去凑个热闹。在一次酒桌上，她老公被一个东北人灌得一个劲拱手作揖，对方还是不依不饶，被逼无奈之下，只好由她替喝。她本以为一杯就醉，没想到喝了一杯没事儿，再喝一杯还没事儿，那就喝吧！结果碰了十多杯，眼瞅着那个东北人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她愣是啥事儿没有……这才发现自己还有这么点长处。“可能是遗传，”方悦说，“我爸在世的时候就能喝，我哥也能喝……”
我妻子一听就笑了，她说，“方大哥可不是一般的能喝。”
方悦说，“哎，对了，他是不是总到你们餐馆来蹭酒啊？”
我说，“没有没有。”
的确是没有。方长贵的家在前门，离我的餐馆很近，但他没像我告诉他的那样“没事就过来坐一坐”，只是到了我该预付房租的头一天，他才会准时打来一个电话，问我忙不忙，餐馆的生意怎么样，却闭口不提房租的事。这时候我就会主动告诉他，我该交房租了，问他有没时间过来。方长贵还挺吃惊，说，“是吗？您瞧，我都忘了这码事儿了……这时间可真他妈快！怎么着？那我明晚儿过去，您方便吗？”我说，“方便。”他说，“得嘞！那明儿晚见。”多含蓄啊。
我说，“方大哥挺好的。”
“那是你不了解他。”方悦笑了一下，“当然了，我哥人倒是不坏，有时候我还觉得他怪可怜的。他没工作，儿子上大学，只靠老婆一个人上班。家里穷不说，一个大男人，整天被老婆管着，一点地位没有。话说回来，经济上不行，哪来的地位呀，是不是？说实在的，头两年我真是没少帮他，你倒是长个心眼呀，哎，他不！我给他钱，不管多少，他都会像表功一样，全都交给了老婆。可反过来呢？他想买一盒三块钱的烟，我嫂子都不给他钱……”
不知为什么，我妻子对于这样的家长里短最感兴趣了，特别是听到哪家女人刁蛮呀、男人受气之类的话题她就兴奋。她说，“是吗？我看方大哥挺拿得起放得下的，不像是受老婆管束的人呀？”
方悦说，“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嫂子，关键是他不争气，没追求，整天游游逛逛，啥也不干，手里一分钱没有，还养了一些不三不四的鸽子。”
说到鸽子，我想起来了，记得有一次来取房租，他是和一个像瘦猴似的男人一起来的，介绍说他们是“鸽友”。酒席间，两个人一直聊着鸽子的话题，什么“李鸟”啊，“常州花”啊，“飞轮儿”啊……聊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
我说，“养养鸽子，这不挺热爱生活的吗？”
方悦说，“不仅养鸽子，他还养女人呢。”
方悦一语惊人。然后，她又像失言似的转换语气，“不过，也不能说‘养’，说‘养’就高抬他了，他没钱拿什么‘养’？说白了，就是找了个傍家儿，在一起瞎‘作’。”
方悦毫不避讳地抖搂她哥哥的隐私，让我感到惊讶。同时又让我有一种她没把我们当“外人儿”的感动。
我妻子就不同了，听说方长贵找了个女人，表情立刻变了。她说，“是吗？真是看不出来，方大哥这么做可不对啦！”
方悦说，“我哥是不对，我嫂子也有毛病，长得一点不好看，还啥啥都说了算……说实话，我要是个男人，也会反感的。”
我乐了。
接着，就说到了房子的事。据方悦讲，她爷爷是个商人，死的时候留下了八处房产，到了“文革”的时候只剩下了两处，其余的全都被政府代管了。父母过世后，剩下的两处房子她和方长贵每人一处。她结婚后住进了楼房，这间平房先后有四五个熟人和同事住过，都是借住。直到两年前才腾出来。当时正好赶上她哥哥方长贵下岗，为了帮他，她就把房子的钥匙给了方长贵，让他把房子租出去，租金归他。这本来是个好事儿，没想到这房子却被方长贵租得三起三落，磨磨叽叽。
“说起来，也怪那些租房子的人不争气。”方悦说。
头一次是一对夫妻，三十多岁，也是生意人，在东华门小吃街上卖酸辣粉。也不知道为啥，两口子净打架，没日没夜地打，还是女的打男的。女人竟追到院子里，拎小鸡似的把男子摔到地上，骑着揍，有时候竟把那个男人打得号啕大哭……
方悦笑了，“你们说，这叫什么事儿呀！”
第二次，是个开发廊的女子。单身一个，倒是不吵架了。可没过多久，便开始往家里带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大白天就在屋子里鬼混。院里住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哪瞧得惯这样的人！因此，像头次一样，房子租出去没多久，邻居们又打电话，告诉她那租房子的人怎么怎么不像话，“大白天的就在屋子里折腾，什么玩意儿呀！”她只好告诉方长贵，赶紧撵人。
第二个住户被清出去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没动静。她给方长贵打过几个电话，问他房子租出去没有，每一次问他，方长贵都说没碰到合适的主呢。那就碰吧，找吧。可是有一天她又接到了邻居的电话，告诉她，说方长贵自己搬到那房子去住了。她听出邻居的话里有话，到了那儿一看，这才发现了方长贵的出轨行为。有一次她还碰巧见到了那个女的。“又老又丑，看上去比方长贵还大呢。”讲到这里，方悦有点激动了，“当时我那个气呀！我都不知道他是咋想的！唉，就说图个乐吧，你倒是找个差不多的呀？还赶不上我嫂子好看呢！”
我妻子说，“打个比方，那就是王八瞅绿豆——对上眼珠儿啦！”
方悦说，“大姐比喻得太对了，当时我都想骂他一顿。”
我妻子鄙夷地说，“要真是那号人，骂也没用，管不住。”
“没用也得管啊，”方悦说，“你们不知道，我哥身体不行，看着他五大三粗的，一身毛病！高血压，糖尿病……最关键的是他肾还不好，这么闹下去，不纯属作死么！一气之下，我干脆把钥匙要了回来，不让他租了。没想到，他竟偷着配了一把，趁我出国的时候，又偷着把房子租给你们了。”
原来有这么多的前因后果，难怪我租房子的时候方长贵那么犹豫不决。
我问方悦，“我们住进来之后，邻居没给你打过电话？”
她说，“没有，我在韩国待了半年，刚回来。”
我问她去韩国是工作还是学习。
方悦解释说，她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主要是去进修一下韩语，充充电。
我突然想到了一桩正事，问她以后我的房租交给谁。
方悦说，“交给我。”
我说，“要不要给方大哥打个电话，说一声？”
方悦说，“甭打，你打电话，说不定他会不好意思的。我跟他说好了，没零花钱我给他，但在房子这件事上，我不叫他瞎掺和了。”
我说，“那好吧。”
打那之后，我再没见过方长贵。但在很长时间里，我会在某一个瞬间想起他。比如，天空中突然掠过一阵鸽哨，我就会抬起头来想：这许不是方长贵的鸽子啊？
4
此后方悦便成了我们餐馆里的常客。她的家住在安定门，距离王府井不是很远。据说她的单位很轻松，老公常出差，又没孩子，周末了，闲得没事，即使去逛百货大楼，也会顺便到我们餐馆坐一坐。有时候，我正闷在家里写我的小说呢，我妻子会突然打回电话说，“你过来吧，方悦来了。”
自从见面之后，我妻子对方悦的印象一直很好，她说别看人家是城里人，长得又漂亮，一点没有瞧不起人的架势，有啥说啥，实实在在，比她哥可强多了。方悦喜欢吃我餐馆里做的小炒牛蛙儿，每次来，我妻子都会让她吃上一份，再带走一份。而方悦也有方悦的回报，有时候是一条漂亮的丝巾，还有一次是一套很高级的进口化妆品……如此一来，女人之间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隔一段时间不见，我妻子还会念念叨叨，她说，“方悦最近怎么没动静了呢？”
至于我，对方悦的印象当然也不错。坦率地说，她的漂亮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她性格挺开朗。虽说是从老北京胡同里长大的，但她的“京味”不是很浓，没有那种过多的客套，不虚张声势，不一见面就喊“哎哟喂”，也基本上不使用“我他妈如何如何”那种让人反感的句式……不仅如此，她还把我们的餐馆称为“咱家的餐馆”，把我们住的房子说成“咱家的房子”，虽说一字之别，却给人一种亲情似的温暖。总之，我喜欢和方悦聊天。她的直言快语，让我从中获得了许多愉悦。而方悦到了餐馆，如果我不在，她也总是要问上我妻子一句，“大哥不在啊？”
方悦对我的称呼不是很固定，有时候是“老板”，有时候是“大哥”，后来听说我发表过几篇小说，她又管我叫“作家”。有一回，她还突然想起似的盯着我说，“哎，我哥不是让你叫他表哥么？那我也得叫你表哥啊。”
我赶紧说，“那可不敢当。”
方悦笑着说，“嗨，什么敢不敢的，这年头瞎叫呗。”
方悦的性格大大咧咧，对什么事都看得很开，甚至是一种没心没肺般的不在乎。说到她为什么没孩子时，她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们说不行，怀上过三次都流了，愣是坐不住。我妻子很同情，也很惆怅，“那是咋回事儿呢，没想想办法啊？”方悦说，“啥法都使了，没用。一来气，我还不要了呢！真是的，现在的年轻人都‘丁克’了，我还为生不出个孩子犯愁，让作家说说，我不犯傻了吗？”
我妻子沉吟着说，“事倒是这么回事，可你老公愿意吗？”
方悦笑着说，“他不愿意有个屁用。我跟他说了，想要孩子，你想找谁生找谁生去！我是不受那个罪了。”说到这里，她像突然想起来似的说，“对了，有时间我把我老公带过来，让你们认识一下，他挺好的。”
方悦的老公叫张弈胜，大个子，小平头，一表人才。实话实说，头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不是很好。我觉得这个外企公司的销售部经理有点端架子，无论你说啥，他都是淡淡一笑，或微微点头，给人的感觉不仅是城里人，是外企的小头目，套用一位作家说过的话，好像他裤裆里的家伙都是玉的。直到方悦夸了半天我和妻子为人如何如何，又告诉他我还是个“作家”之后，他又故意矜持了一段时间，然后才把那副假模假式的墨镜摘下来。渐渐聊开——特别是几杯酒下肚之后，居然特别能侃！而且还不愧是个外企人，一张口都是一些国际性的话题。他说世界上最漂亮的不是男人，不是女人，是泰国的人妖；皮肤最细嫩的不是白种人，不是黄种人，是黑人；俄罗斯人爱喝北京二锅头；荷兰人最开放，男人出差，女人帮助收拾行李的时候，总忘不了在丈夫的行李包里塞上一盒安全套……他还说，在日本，不管在超市，还是在餐馆，只要你认准了，确定他是个日本人，啥也别说，上前“啪啪”抽丫两个嘴巴，转身走你的，啥事儿没有。
当时方悦都怔了，她审视着张弈胜说，“快得了吧，那还不得人脑打出狗脑子来呀？”
张弈胜说，“你这就外行了吧？我跟你说，丫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
我就问，“那是咋回事儿，打愣了？”
张弈胜怔怔地看着我说，“什么叫打愣了呀，日本人善于反思，你打了他耳光，人家不会像中国人那样立刻还手，而是得先想明白了：这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在什么地方得罪过这个人吗？趁丫在那儿反思，你早就撒丫子没影了，知道吗？”
我哈哈大笑。
张弈胜到我餐馆来过几次，我记不清了。从后来的接触上看，我觉得这个人也不错。尽管能侃，没边没沿，云山雾罩，但为人却很仗义，很哥们儿。后来每次到餐馆来，他几乎都带一瓶酒，有一次还扔给我一条烟，而他自己却不会吸。还有一次，他曾指着鼻子告诉我：“没钱你说话！”让我挺感动的。
最让人感动的还是方悦。
有一天下午，她打来电话，说她家里换下一张双人床，问我要不要，要的话，就到她家里取；不要，她就卖给收破烂的了。
说起来，这简直是雪中送炭。我们住进那间房子之后，睡的还是原来的一张双人床，铁的，不知被多少人用过了，很破了，我用铁丝绑过好几次，还是不行。睡在上面，只要你一动，它就会“咯吱”一声……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烦人。依照我早就想换了它了，我妻子不同意。她说，“住在别人的房子里，你买什么床！不住的时候你还想搬着走呀？快将就着用得啦。”因此听方悦那么一说，我叫上两个伙计，蹬上三轮车就去了。
方悦家住在十层楼。撤换下来的床放在门外的走廊里。我看了看，是那种组装式的，床头，床屉，包括厚厚的席梦思床垫，几乎还是新的。我问方悦这么好的床怎么不要了。她告诉我，床是不错，就是窄了点，一米八，这次换了个两米二的。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所思所想：只有特别热爱生活、讲究生活质量的人，才会如此把床当成一回事吧？
那天张弈胜没在家。就在两个伙计往楼下运床的时候，方悦还邀请我到他们家里看了看。那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装修不错，欧式风格，本色的实木地板，面包似的沙发，厚厚的纯毛提花地毯，镶着金色相框的小油画……一切都给人一种高贵、豪华之感。卧室里，是那张刚刚安好的全包式大床，柔软，霸气。床头上方挂着主人的结婚照，男人神态潇洒，女人妩媚可爱。此外，房间里摆放有序的各种小物件，新奇，古怪，让人联想到主人生活情趣上的优雅与精致。
方悦陪着我在房间里走了一个来回。
“还行吧？”
“啥叫还行呀，用你们北京话说，太棒啦！”
方悦对我的评价很高兴，她说有时间再带我去他们别墅看看。
5
方悦家的别墅很远，在北京西南郊。那时候的郊区，对一些城里人来说已经很有吸引力了。在餐馆，我就常听一些人谈论着双休日要去哪哪郊区，那种兴冲冲的劲头，好像是工作了一周，就为了周末能到郊区去。是啊，郊区有山，有水，有野花野草，有城市里呼吸不到的新鲜空气，到那里去爬爬山，钓钓鱼，搞搞野餐什么的，的确别有一番情趣。不过，那时候有这种情趣的大都是一些优雅的穷人，而奔着自家别墅去的人还不是很多。
方悦和张弈胜算一个。他们是富人。
那年中秋节，我们就是在方悦家的别墅度过的。当时，我和妻子不想去，一是对餐馆放心不下，二是觉得去别人家过节不合适，太麻烦。方悦却好说歹说，非要拉上我们去玩玩，放松放松。她说，“整天泡在餐馆里多腻呀，还是作家呢，不体验生活，整天闭门造车哪成啊！”恭敬不如从命，我们只好去了。
那天是方悦亲自驾车，车上只坐着我和妻子两个人。她老公则开着单位的车去接别的朋友。方悦的车技不错，两只手很随意地扶着方向盘，白玉似的手腕上吊着金色的饰链。出城之后，她打开了车内的音响，是卡朋特的《昨日重现》，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尽管是英文，我听不懂歌词，但是好听。直到现在，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油然想起我们坐着方悦的车去她家别墅的情景，那是相当愉快。四十多公里的路程，感觉很快就到了。
那片别墅区叫“枫林小寨”，环境优美，非常漂亮。车驶进大门之后，只要见到的保安，就会“啪”地一个立正，同时行一个正规的军礼，不知道的，还以为车里坐的是首长呢。方悦把车开到一座两层小楼近处，停下。她先是带着我们在小区里转了转。真的不错。一座座独立的两层小楼，风格别致地散落在树丛中、草地上，像一片微型的小教堂。小区里有湖，湖中有曲桥，有凉亭，有成群结队的红色小鱼……湖边的假山啦，瀑布啦，都做得逼真。正是金秋时节，天气好得无可指责，和人的心情一样清朗、欢畅。我们在小区里转了一圈儿，又回到了方悦的两层小楼，上上下下地参观。格局不错，大约有二百多平米，装修得没有市内的家豪华，用方悦的话说，他们只是偶尔来住一下，换个心情，就没怎么弄它。
紧接着，有五辆轿车相继到达。二十多个男女，有的是夫妻，有的是单挑儿。方悦告诉我们，都是她老公的朋友和同事。一到别墅，所有人的眼神儿都活跃起来，相互握手，寒暄，叽叽嘎嘎地说笑。我和妻子都不认识，只好垂手站在一边。方悦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快乐地和每个人打着招呼，并不时拉过一个来给我和妻子介绍。只是忙了一周遭，几乎和所有人握了手，到最后我连一个人的名字都没记住。接下来，活动照常进行。我妻子和一个胖女人协助方悦准备晚上的酒菜，其他人各取所乐。有搓麻将的，有打牌的，有吵吵嚷嚷着要去泡温泉的……张弈胜则兴致勃勃地怂恿大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随便‘作’！”
一直“作”到夕阳西下，又开始喝酒。喝酒的场面就不用细说了。男女聚会的场面大体相当。无非是招招呼呼地喝酒，扭扭捏捏地唱歌，侃大山，吹牛皮，一个荤段子讲出来，便会引出一阵哄堂大笑……都这样。值得说明的是，在这帮城里人面前，尽管我和妻子的身份有点特殊，但酒桌上却没感觉到有什么让人不舒服的地方。相反，他们的一句问话、一杯敬酒，甚至一个温暖的眼神儿都让我们为之感动。后来，在方悦的怂恿下，我还大起胆子朗诵了苏轼的一首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并博得了满堂喝彩。事后我和妻子回忆，都觉得那个中秋节过得有意思，很难忘。
后来我知道，方悦一生的痛苦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6
中秋节之后不久，方悦来取房租。那天我妻子去了木樨园小商品批发市场。我留方悦吃饭，她说忙着，不吃饭。
“抽你支烟吧。”
我狐疑地看着她，“你啥时候学会抽烟了？”
她笑了笑，“无聊，抽着玩呗。”
我按着打火机，给她点上。
她深吸一口，然后慢慢吐出烟雾。
“我问作家个问题。”
我笑了，“什么作家不作家的，你说。”
她看着我，“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好色？”
坦率地说，平时我和方悦说话是比较注意分寸的，只有我妻子不在场的情况下才偶尔开个玩笑。记得有一回说起我们头次见面时的情景，方悦说当时她恨不得把我从被窝里拖出来。我说，“那可惨啦。”她看着我，“为什么呀？”我说，“那天我连裤头都没穿……”方悦听了咯咯直笑，“什么人这是！”
现在，我没想到方悦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可是个拷问灵魂的问题。而方悦的神态分明是认真的，她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这就让我更加不好意思了。
我躲开方悦的眼睛，笑着说，“这事让我咋说呢……”
“直说。”
我沉吟了一下，嘿嘿儿地乐了。
至此才意识到，有时候直言不讳还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方悦放下目光，泄气般地一笑，没再追问。
时间很快到了年底。我给方悦打电话，让她来取房租。她回答说忙，“过段时间再说吧，我都不急你急啥？”以往方悦说完这话的时候，肯定会托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但这次没有，说完她就挂了电话。
我跟妻子说，“方悦好像有什么事。”
我妻子不以为然，她说，“整天像装在蜜罐子里似的，她有啥事？”
半个月之后，方悦来到了我们餐馆。一见面，我和妻子都禁不住大吃一惊。过去的方悦总是那么整齐、干净、光彩照人，而眼前的方悦却憔悴得像个女巫。
我妻子问她咋这么瘦，是不是生病了？
方悦说，“没有呀，怎么了？我这不挺好吗？”
我妻子说，“……这么长时间没过来，你忙啥呢？”
方悦说，“忙着离婚呗。”
一句话，让我和妻子全都怔住了。
按说，在当时，这样的话题已经很平常了。如果说谁谁离了婚，无异于听说谁谁丢了辆自行车一样，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相反，倒是那些没离婚的人，往往成了人们打趣的对象，“还咬着牙坚持呐？差不多就行啦，离吧！”
但方悦的话我还是不信。在我眼里，她和张弈胜的感情非常好，每次来我们餐馆都是挽着胳膊来，挽着胳膊走。即使张弈胜没边没沿儿地吹牛皮，方悦都是用很温柔的表情瞧着他；而张弈胜对方悦也是彬彬有礼，有一回还亲自夹起一块小炒牛蛙送进方悦的嘴里……这样的夫妻怎么能说离就离了呢？
我妻子盯着方悦，“你别瞎说了。”
方悦点上一支烟，吸着，“真的，前几天办的手续，利索了。”方悦的声音平静、倦怠，近乎于冷漠。
我妻子问她怎么回事。
方悦吸了一口烟，又把烟灰往烟缸里弹了弹，说，“小三儿插足。”
我妻子说，“是吗？那女的是干啥的？”
方悦说，“你们见过，就是上次在别墅唱英文歌儿的那个。”
我的记忆里立刻浮现出一个漂亮的女孩。高鼻梁，大眼睛，上身穿一件白色宽松T恤衫，下身一条深蓝色牛仔裤绷在腿上，优雅、笔直。吃饭时她就坐在张弈胜旁边，不说话，一双大眼睛看来看去，闪烁出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记得那天她唱的英语歌就是方悦在车上播放的《昨日重现》，嗓音浑厚，好听，特别是那句“沙啦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方悦告诉我们，她就是那次在别墅看出“事儿”来的。在酒桌上，她就发现两个人的眼神都不对劲儿，后来我朗诵“但愿人长久”的时候，别人都鼓掌，只有张弈胜坐在那里，光喊“好”，不鼓掌。她侧眼往桌下一看，才发现他一只手在抚摸那个女孩的大腿……当时她假装没看见。但这事她可记下了。回家后，她像平时一样，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只在心里观察张弈胜的一举一动。有段时间，她发现张弈胜回家后无精打采，两眼无神，但衬衣却一天一换，她觉得他肯定有事儿。果然，在后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她就亲自抓住过他们两次！
“头一次，我说我带团去韩国，其实我哪儿也没去。第二天晚上我是十点钟回的家，嘿，两个人已经睡上了。说起来像做梦一样，但事情确实发生了。当时我没有大喊大叫，没像电视剧里似的去揪打那个女孩……我蒙了。就那么站在卧室门口，看着他们把衣服穿好。然后我只说了一句话，问他，是让我走还是让那个女孩走？结果当然是那个女孩滚蛋了。她走到门口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有话要跟她说，我说‘你丫给我站住！’那女孩吓了一哆嗦，但挺听话，她回过来看着我，脸都白了。我告诉她，‘如果你再让我在这个屋子里见到你，我就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话一出口，我才意识到我他妈挺傻的，这不等于告诉人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吗？
“其实没过去。女孩走后，我开始‘作’他，摔手表，砸茶几，电视机也被我踢了一脚，没踢坏，那玩意儿还真他妈结实。张弈胜吓坏了，他抱住我，不让我动，一个劲儿地说他错了，给我下跪，妈都叫了，哭得还真像个孩子……他一直给我解释，他不可能跟那个女孩有什么结果，就是玩玩。其实他甭解释我也知道，一个外地的丫头片子，工作都是临时的，他不可能娶她。但即使这样，我还是‘作’他，饭也不做，两个多月一次都没让他碰我。”
方悦又摸起一支烟，点上。
“两个多月之后我们才和好。感觉比原来还好。去年年底，他说要去河北出个短差，两天就回来。我说你去吧。第二天，我在单位老是心神不定，脑子里突然一闪，他是不是在骗我呀？哎，我跟你们说，我的第六感觉特准！当时我想都没想，开上单位的车就奔着别墅去了。说实话，第一次抓他们，我是特别想成功。这次在路上我却突然害怕了，如果这次我再成功，就等于我彻底失败了。
“到了别墅，我连车都没下，就坐在车里，看着通向别墅的竹林小道，我拿不定主意过去还是不过去……就在这时，我听到一阵高跟鞋的声音，咔咔咔，紧接着两个人就挎着胳膊出来了。他们同时也发现了我。我啥也没说，开车就走。
“我到家的时候，他已经坐在沙发上等我了。这一次，他不但没跟我道歉，没有一个像样的解释，反而问我为啥要跟踪他。我们吵了起来。他嚷得比我还凶，说‘这都什么年代了，我不就是玩玩吗，而且还是免费的，怎么啦？’我说，‘得！我不管你免费不免费，你不说就是玩玩吗？我还想玩呢！咱们自个儿玩自个儿的，你说怎么着吧？’你们猜，他是怎么说的？他想都没想地说，‘那肯定不行！’我说，‘那好，咱他妈谁也甭废话了，离！’”
我插话说，“这说明他对你是有感情的。”
方悦把烟头戳进烟灰缸里，慢慢捻灭。
她说，“也许吧，男人可以爱着一个人而去和别人睡觉，但女人不行。当她想用同样的方式去报复对方的时候，她的爱情就已经不存在了。”
7
离婚后，方悦开始拼命工作。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么多年，她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没理想，甚至没有幻想，只把张弈胜当成她的全部生活，当成她的整个世界。工作上马马虎虎，无论是同事还是邻居，甚至连个知心的朋友都没有。离婚后，她只好用工作的方式擦亮心情，为自己疗伤。她开始带团出国，经常在东南亚一带转来转去，少则一周，多则十几天。
夏天，她去新马泰之前到我们餐馆来过一次。看上去，她显得比原来还整齐，漂亮，皮肤黑了点，精神不错。那次她取走了我们两个月的房租，给我留下了一把她家的钥匙，她说她养了两盆花，麻烦我隔几天去替她浇一次水。能为方悦做点什么，让我感到高兴。我只是告诉她，必须把家里钱和存折藏起来。方悦咯咯直笑，她嗔怪地说，“什么人这是！”
方悦还是住在安定门外的那套房子里。据方悦说，那原本是张弈胜婚前买的房子，但郊外那座别墅却属于他们婚后的共同财产。离婚时，当她提出要这座房子的时候，张弈胜因为心虚理亏，便像补偿自己过失似的，表示无论方悦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他都会无条件地接受。
第一次给方悦浇花，是我和妻子一块儿去的。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一切都像原来那么柔软、高贵。只是床头上方的结婚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安格尔的那幅著名的油画《泉》。我静静地望着那幅画，不知道方悦想以此寓意什么。
我妻子小心翼翼地把客厅和卧室看了一遍，并为此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惆怅，她感慨地说，“有房子的没家，有家的没房子……这个世界到哪儿说理去啊。”
方悦养的是两盆兰花，不知什么品种，一黄一紫，都开得好看。后来她告诉我，那叫“胡姬花”，是从新加坡带回的。我想，难怪她如此上心。
后来，我又去给方悦浇过几次花，记不清了。她每次从国外回来，我都会向她交一次钥匙，而她却总是说，“过几天还得走，就放你那儿吧。”
我说，“你什么时候走再给我。”
她说，“你这人怎么这么麻烦呀？这事儿我就赖上你啦，怎么着吧！”
我不可能怎么着。恰恰相反，能把一个女人家的钥匙挂在自己的腰带上——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种感觉都挺好的。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方悦是我们在北京最信赖我们的房东，也是我们最好的房东。遗憾的是，好景不长。那年秋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像上次一样，我们所住的那条胡同也要拆迁了。而且说拆就拆，一时间闹得整条胡同鸡飞狗跳。作为一户临时的房客，我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住处。只是想到我们和房主的关系处得不错，离开那间房子的时候，我和妻子都多少有一点留恋和伤感。
终止了房东与房客的关系之后，我们和方悦的交往差不多持续了一年。这期间，她偶尔会到我的餐馆吃一次小炒牛蛙；在她带团出国的时候，我还像原来一样，去给她的两盆胡姬花浇水。
有天傍晚，方悦打来电话，想请我和妻子吃饭。
其实，这之前她已经请过我们两次了。一次是她家附近新开张了一家餐馆，她说有几道菜做得非常棒，让我们去品尝品尝，借鉴一下。还有一次是她亲自做了几个菜，让我们去祝福她三十八岁生日。这一次则她“特想找人喝点酒”，又不愿意动弹，便邀请我们到她家附近的餐馆去换换口味儿。
我知道，方悦是个喜欢热闹的人，离异后一直过着孤单、寂寞的生活，她请我们吃饭，无非是想请我们去说说话，聊聊天。不巧的是，我妻子两天前回了老家，我便实话实说，告诉方悦以后再说吧。
方悦却非常执拗，她说，“什么叫以后再说呀，有一个算一个，你自己过来还怕我吃了你？”
我答应了她。我想，如果我坚持不去，一来让方悦失望，二来也有点不识抬举了。与此同时，和一位漂亮的女人单独对饮，可能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
在地坛西门的一家餐馆里，我和方悦面对面地坐下。熟悉的场面，不一样的感觉。我说过，我对方悦的印象绝对不坏。柔和的灯光下，她显得比平时还漂亮，看着她认认真真点菜的样子，一时间，眼前的一切恍若梦境，让人立刻泛起一种缱绻的心绪和一种类似于怀旧般的温馨。我暗暗调整情绪，努力寻找平时和方悦吃饭时的状态。
我平静地看着她，问她为什么今天“特想喝点酒”。
方悦迟疑了一下，“说出来你肯定会笑。”
我说，“说说看。”
她说，“今天是我捉奸一周年的日子……”
我的确想笑，但我没笑。我不知道方悦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日子记得这么清楚。后来，我曾特意“百度”过“捉奸”这两个字，网上是这么说的：
捉奸基本上算是一件损人不利己的事，它等于是主动把对方造成的伤害和侮辱最大程度地固定在自己的脸面和心灵上，也等于是把自己和配偶的尊严同时折杀殆尽，并把彼此推到了无可挽回的绝境上。
对于这件事，我不知道方悦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她对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产生过后悔。我单是知道，离婚后方悦一直不忌讳关于前夫的话题。有一次，说到张弈胜如何干净，又如何会做菜的时候，她的眼睛还能发亮。事后我和妻子推断，两个人复婚的可能性非常大。为此，我妻子还劝过方悦，“事儿都过去了，抻上一段时间，让他知道知道锅是铁打的，就行了，该复婚就复婚吧。”对此，方悦的态度似乎不是很积极，她笑了笑，含糊其辞地说，“听天由命吧。”
我们沉默了半天。然后，我问她和张弈胜还有没有联系。
方悦摇头，“他结婚之后就没联系了。”
我诧异地说，“他结婚啦？”
方悦用一只手指拨弄着桌上的打火机，平静地说，“有几个月了。”
“是和那个外地女孩吗？”
“不是。北京的，也是个二十几岁的女孩。我真是纳闷了，现在的女孩咋这么犯贱……”
“我还以为你们能复婚呢，”我不无遗憾地说。“既然这样，那你……也该早作打算才是。”
“这不是早打算就能解决了的事儿。”方悦说。这时候，我意外地发现方悦的眼窝湿了。沉默了一会儿，她突然无奈地一笑，“人这玩意儿真是不可思议。”
我不知道她要表达什么，附和着说，“是啊，高级动物嘛。”
“你还记得我哥吧？”
“你说方大哥呀？我当然记得。”
方悦说，“知道吗？当我知道他找了个傍家儿的时候，我只担心他把自己的身体作坏了，别的，我还真没有多想。比方说，如果因为这事儿我嫂子和他纠缠起来，我肯定会替我哥说话，去开导我嫂子。可是，事情突然落到我自己头上的时候，我咋就接受不了呢？”
我想了想说，“人都是这样。”
方悦依然困惑着表情，“说实话，张弈胜对我一直不错，平时我要什么他给什么，即使我要个星星，他也会有办法不让我失望。我就是不明白，他这么宠着我，为啥还会去跟别的女孩睡觉。”
我记得好像是哪个作家说过，性是一种充满了无理性的东西。我想了想说，“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为了寻找刺激，有时候还是一种凑巧而来的机会吧。”
“和爱情没有关系？”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比如。”
“比如……说得具体点吧，张弈胜和那个女孩他们不是没结婚吗？”
方悦说，“他可是想结，是人家那个女孩不干！”
我沉吟着说，“这样啊……在小说里，一般都是城里的男人玩够了乡下的女孩，然后再把她们甩掉。”
她看着我，“生活比你们作家编的故事更复杂吧？”
我说，“那肯定是。”
她突然想起似的，“哎，对了，你可别把我的事儿写到小说里去啊……”
我笑着说，“不会的，至少现在我还没想过。”
“算了，写就写吧，我都这样了还怕啥呀？我啥都不怕了！来，喝酒！”
那天我们喝的是方悦带的一瓶洋酒，什么酒我忘了，只记得是一种大肚子酒瓶，七百毫升。方悦在我们的杯子里分别加了冰块，入口的感觉有点苦。
我们边喝边聊。说新加坡的夜间野生动物园，说日本的人体盛宴，说美国大片，说伊朗的《小鞋子》。有一阵，不知怎么的，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原点，竟讨论了半天世界上有没有真正的爱情。其实这是一个既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也只有那些纯情的少女和在婚姻上失败的女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吧。这一次我倒是来了直言不讳，反正不涉及自己的灵魂，瞎说呗。所谓有没有真正的爱情，十有八九的人，肯定都会说有，泛泛而谈，还可以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但在我看来，那毕竟都是别人的事——用别人的事例来说明有没有真正的爱情，就像讨论这个世界有没有鬼一样，与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说到底，爱情不过是一种完全自我的感觉而已。记得当时我是这么说的：“你认为有，那肯定是有；你认为没有，即使真有，对你又有什么用？”
方悦眯着眼睛，出神地想了一会儿我的话，然后，她隔着桌子把胳膊伸过来，神经质似的和我握了握手，半天才松开。
我们又继续喝酒。
开始，我感觉那瓶洋酒没什么劲儿，当我们把那瓶酒差不多要喝完的时候，才觉得这酒后劲挺大，有点上头。看方悦的眼神儿发飘，有些神思恍惚（以前我从没见她喝到这样），我建议不要再喝了。方悦不肯，非要把瓶里的酒喝完。结果我们又喝了一小杯，她便捂着嘴，摇摇晃晃地去了洗手间。我赶紧跟过去，却无奈被一个“女”字的标志挡在了门外。我爱莫能助地站在那里，听见她在里边不停地呕起来，好像吐得搜肠刮肚……我暗想，吐吧，再吐一次，吐出来就好了。
可是没好。回到座位上，方悦用双手撑着额头，长时间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我问她能不能走。她话都软了，“哥啊，不行，我头晕，你先走吧，我得待一会儿……”
我能先走吗？又坐了一会儿，我问她怎么样，要不要我送她回家。她摇了摇头，说着“不好意思”，却绵软无力地站起来，同时把一只手递给了我。
8
时值秋末，天上竟然落着零星的雨点，稀疏的雨丝在路灯下闪闪发光。此时晚高峰早已经过去了，但路上的车流却仍然很大，流速也快，红黄两色的车灯如同两条交错而过的河流，发出潮水般呜呜的响声。
方悦的家距离餐馆很近，过了马路天桥，走进一条小街，不到二百米就是她居住的小区。方悦走得绵软无力，我搀着她的胳膊，和她并肩而行，我能够隐隐约约地嗅到她头发上洗发香波的味道。一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在进入电梯的一刹那，方悦无力地向后一靠，我右臂本能地一揽，我的手碰到了她的乳房。也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我突然做了一件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诧的事，竟在那高耸柔软的部位上轻轻地捏了一下，一种血流加快的感觉立刻涌遍全身。与此同时，方悦低下头，一把抓住我的手……但她并没有把我的手立刻抡开，而是死死按住我的手背，令我的手一动不动。
电梯准确地停在了十层。
进家后，我把方悦扶到沙发上。而我却突然有一种想去卫生间的欲望……
这是一个独身女人的卫生间。透明的玻璃淋浴房，零零碎碎的各种化妆品。黑乳罩，小小的红色三角裤，高筒袜子……女人全部隐私用品差不多都陈列在这里。我的目光在每件物品上停留了五秒钟……
回到客厅时，我看见方悦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她苦笑一下，“今天出丑了。”我说，“这算啥呀，很正常。”此后我们谁也不说话。方悦疲惫地闭着眼睛，那神态就像坐在候车室里无奈地等待一列晚点的火车。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要不要喝水。
“不喝，你喝就自己倒吧。”
“我也不喝。”
更深的沉默笼罩了房间。我们谁也不说话，似乎在倾听自己心律的跳动。我担心这么坐下去她可能会睡着，便试探着说，“看你挺难受的，要不到床上去休息吧。”方悦犹豫了一下，又点了点头，却没有行动的意思。我只好走过去，搀起她一直送到卧室，方悦柔软着身体一连说了好几句“不好意思”，刚挨到床边便斜着身体躺了下去。我站在地上，正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自己，就在这时，我的手机令人诅咒地响了起来。
我来到客厅，在沙发上的外衣口袋里找出手机。是我妻子打来的，她问我怎么没在餐馆。我撒谎说，我正在去餐馆的路上。话一出口，我就懊悔得想给自己一个耳光。她说，“行了，一会儿我往餐馆里打吧。”还没等我说啥，她就把电话挂了。
我一下子呆立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撒谎的代价——你说了一句谎言，就必须得再用十句谎言去掩盖它……总之，就是这么一个电话，把我当时的情绪一下子搞得面目全非。
我回到卧室的时候，方悦微笑地看着我。
“大姐在查你的岗。”
“不是……你感觉好点了吗？”
方悦点点头，含义不明地笑了笑。
我说，“……那你休息吧。”
说完，为了有一个体贴性的过渡，我还像个绅士似的，主动去给她拉上窗帘，又去客厅倒了一杯水，放在方悦旁边的床头柜上（事后，每当想起这事儿的时候，我觉得我特猥琐，特像个小丑）。然后，我又关切地问了一句，“没事吧？”
方悦侧卧在床上，轻轻地摇摇头，一声不响地看着我。
这时候，我又听见自己在说，“那……你休息吧，我走了。”
我真的走了。出来的时候，我还用我的那把钥匙，给方悦锁上了门。我知道这种门锁的属性，明天早晨，方悦会在里边用她的钥匙把门打开。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想着应该编织什么理由进行自救。可是回到餐馆，我问了一下伙计，奇怪的是，我妻子并没有把电话打到餐馆。我禁不住自嘲地想，无需自救了，妻子已经救了我。
那天晚上，我很久都睡不着觉。
躺在床上，回忆着整个晚上我和方悦独处时的每一个细节。有一会儿，我还是抑制不住地想给方悦打个电话，看她是不是醒酒了。拿起手机，我发现上面有方悦发来的短信，打开一看：
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一种是好色的，一种是非常好色的。现在我才发现还有另外一种男人……
我体味良久。明知道我自己就是谜底，但还是给方悦回了一条短信：
愿闻其详。
方悦没有回复。
9
此后我就再没见过方悦。北京很大，主要是各自都活得很忙。应该说，在每个人的交际圈子里，一年两年不见面、不通话的朋友多的是，很正常。更主要的是，那天喝酒的事儿我一直记着，我担心见了面，被方悦直接捅出来，或者一不小心说漏了嘴，让我妻子知道我曾单独把方悦送回过她的家里，事情就复杂了。因此，有好几次我妻子念叨起方悦的时候，我都没怎么搭碴儿。
大约几个月之后，我妻子突然告诉我说，她梦见方悦到我们餐馆来了，刚一坐下，便要了一份小炒牛蛙……我妻子用一种非常怀旧的口气说，“你打个电话问问，她现在怎么不来了？是不是咱们哪地方做得不对，她生气啦？”
没想到，一打电话才知道，方悦的手机和家里的电话全都停机。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候，我妻子想起了方悦的哥哥，她说，“你给方长贵打电话，问问他不就知道了。”
我一连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了方长贵。还是那种喉咙很粗的京腔京韵，他说，“怎么啦，您说。”
一问，才知道方悦结婚了，而且已经移居日本。
“怎么着，您找她什么事儿？”
我说，“没事儿，很长时间没联系了，问问。”
放下电话，我在想，人们无论是在生活里忙忙碌碌，还是在大地上行色匆匆，其实都是在不断地寻找归宿。当乡下人不断地涌入城市的时候，许多城里人已经开始把国外当作他们生活的大舞台了。
方悦杳然一去，再无消息。
时间大约过了一年，就在我差不多已经把她忘了的时候，方悦却突然在日本给我打来了电话。
当时我非常惊讶。
方悦也是。
她说，“嘿，大作家，你真的不换号码呀？”
记得我跟方悦说过“一生两不换”，其中之一，就是我的手机号码。当我把这句话重复给她的时候，电话里传来一种久违的、银铃似的笑声，她说，“什么人这是。”
她收住笑声，告诉我说她在一家中文书店里买了我一本小说，现在就拿在她手上，她说，“真棒！哎，你知道吗？我特激动！”
我说，“写得不好。”
对方“嘁”了一声，说，“别谦虚了，不好能出书吗？还卖到了日本！”
像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一样，我们聊了半天家常。方悦告诉我，她的老公是华裔日本人，也是二婚。他们同在一个旅行社做事儿。她老公带团，她不带，她做的是文案。老公出国后，她一个人在家没事儿就乱看书，还老是想写点东西，又怕自己不是那块料，愣是不敢写。
“哎，我问你，你们作家是不是对人和人的一些事儿特有感觉呀？”
我想了想说，“是啊，你说得特别对！”
“真的啊！”方悦的声音亮丽起来，“我跟你说，在国内的时候，我对什么都稀里糊涂；到了日本，我怎么对啥都特有感觉呢？最奇怪的是，有时候待着待着就想哭，那叫一个脆弱！”
当时我对方悦的话还不是很理解。这几年，沾了“作家”这一身份的光，我曾先后去过几个国家，通过和当地一些华人的接触与交流，才知道他们许多人想重新回到国内生活，却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如愿。有一次去土耳其（那是个美丽的国家，那里有蓝色清真寺，有蓝色的地中海和爱琴海，有蓝色的瓷砖拼成的古老建筑），在美丽的伊斯坦布尔，我们遇上过一位北京姑娘——准确地说，她已经不是姑娘了——两年前，她与一个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的土耳其小伙子一见钟情，不顾家人反对，毅然与小伙子结婚并加入了土耳其国籍。仅仅过了一年，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互不适应，只好离婚。她本想回国，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便留在那里给国内的一家公司代理销售中国大理石。那天晚上，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酒吧里，她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的那首忧伤的歌曲，感人至深，至今我还能记得住几句歌词：
还贪恋着你的风情
诱惑着你的神秘
埋葬我的爱情
忧郁蓝色的土耳其
紧跟随着我的稚气
逃避着我的宿命
徘徊在
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
……
我不知道方悦在日本的生活究竟怎样。她只是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天天写日记。我在想，一个对生活没有感觉的人，肯定不会天天写日记的吧。
那次，方悦还要去了我的电子信箱，她说她不会把她的日记发给我看，那都是流水账和个人隐私。如果能写出点别的什么，她会发给我，让我指导指导。
但三年过去了，我没收到方悦一个字。
10
三年不是个短时间。不知不觉中，世事发生了多少变化啊。这期间，我开的餐馆早已拆迁，又开了一家，没多久，也拆了。我们居住的地方，也是被开发商撵来撵去。感觉上总是在不断地搬家。俗话说“一搬三穷”，重要的是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总让我们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颠沛流离之感。那年秋天，我和妻子一咬牙，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商品房，从而把自己的身份由房客变成了城里人所说的“业主”，终于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归宿。
此后四季轮回，又是春天。
北京的春天，向来是个很好的季节，温风和煦，柳绿桃红。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我们居住的小区公园里散步，突然接到了一条短信：
我已回到北京。今晚如有时间，能否一块儿吃个饭？方悦。
我立在那里长时间不动，盯着手机屏上的这行小字反复看了三遍。我注意到方悦是用北京的手机号码发的短信，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是探亲还是工作？是独自回国还是两个人同行？是暂时停留还是不再离开？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一一滑过，往坏处想，我甚至想到了方悦在国外是不是发生了婚变……但是，为了让我们的见面有点神秘的期待，我把一切都作为暂时的悬念，不去碰它。
我只问了她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方悦很快回复：
六点，地坛西门，老地方。
我记得方悦那次在日本给我打电话时说过，出国前她就把安定门的房子卖了。不知道她为啥要把这次见面的地点定在“老地方”。是她住在了附近？还是特意去怀旧？当然，怀旧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吧。几年前，就因为我和方悦在那里有过一餐之缘，有一次路过那家餐馆的时候，我曾特意进去吃过一次饭。只是物是人非，老板、服务员，甚至店名、门脸、餐桌、菜品，全都变了。是的，在这个不断重新组合的世界上，除了时间是永恒的，还有什么是不变的呢？从这种意义上说，方悦所说的“老地方”，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我已经想好，这次一定由我做东。同时，有一样东西我要还给方悦——我早知道它已经没用了，但在一种有意与无意的情形之下，这么多年它却一直在我的腰上挂着——那是方悦家的钥匙。
原刊责编 白连春 本刊责编 鲁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