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4月，我和我的妻子到格莱斯顿家做客，他给我的《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一书以较高的评价。他建议我抽出上午，和他一起参观他的新图书馆，我们两人可以聊聊天，而他也可以整理一下他的书（他从来不允许别人碰他的书）。我在书架之间徜徉，发现了一本很独特的书，于是我向在我远处站在梯子上整理书卷的朋友喊道：
“格莱斯顿先生，我发现这有一本《丹佛姆林的名人》，是我父亲的朋友写的。我小时候还认识其中的一些名人呢！”
“是啊。”他说，“再往左三或四本书那儿你会找到另外一本丹佛姆林的人写的书。”
我按他说的做了，看见了那本书—《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在我找到这本书之前，就听到了来自梯子上方传来的热情洋溢的声音：
“麦加对伊斯兰教徒有意义，贝拿勒斯对印度教徒有意义，耶路撒冷对基督教徒有意义，所有这些就是丹佛姆林对我的意义。”
听到那些声音的片刻，我意识到这些是我当年在南边从远处第一眼瞧见丹佛姆林时所产生的感觉。
“你到底怎么弄到这本书的？”我问，“我写完这本书时还没有认识你的荣幸呢，也就更不可能给你寄过这本书了。”
“对啊！”他回答，“那时我们还没有相识，但是有人—好像是罗斯伯里—和我提过这本书，我就派人去取来这本书，而且读得非常高兴。那里边对丹佛姆林的赞美深深打动了我，以至于我一直对它念念不忘，至今都无法忘怀。”
这件事发生在我写完这本书的8年之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格莱斯顿先生美妙的回忆。作为一名虚荣的作者，也许我应该请求得到宽恕，我必须承认我非常感激他对我这本书给出的极高的评价。
我的第３本文学作品《民主的胜利》的写作源于意识到见多识广的外国人极少了解美国，甚至英国人也是这样，而即使是了解到的那一部分也是受到歪曲的。那么优秀杰出的英国人居然没听说过美国的共和制，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永远不会忘记1882年与格莱斯顿先生的第一次谈话。我说到现在大部分讲英语的国家都已经是共和制主义者了，君主制主义者只是少部分，明显地处于劣势。他说：
“为什么，怎么可能？”
“好了，格莱斯顿先生，”我说，“在美国，讲英语的人们比大不列颠和它所有的殖民的人口都多，甚至它的讲英语的殖民地再多一倍也没用。”
“啊！是吗？你们的人口总数是多少？”
“6600万。而你们的还不到一半。”
“哦！是的，真让人吃惊。”
关于国家的财力问题，同样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根据1880年的人口普查证实了这个有百年历史的共和国可以买下大英帝国和爱尔兰及其所有他们所拥有的资产和投资项目，并且还清英国的债务之后还绰绰有余。但这其中最令他吃惊的还是我提出的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我指出美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后来的某天，我记得霍尔丹大法官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英国称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国家，他感谢我给他纠正了错误）。我引用了一组数据：1880年，英国工业的产值是8.16亿英镑，美国的工业产值是11.26亿英镑。他只说了一个词：
“难以置信！”
接着，我还说了其他一些令他惊异的事实，他问道：
“为什么一些写有关这方面主题的作者没有把这些事实用简单明了的形式告诉世界？”
事实上，那时我正在忙于给《民主的胜利》搜集材料，我告诉他，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起到他所希望的作用。
《环游世界》和《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没让我费多少劲，但是《民主的胜利》这本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开始于1882年，它需要扎实和艰苦的工作，因为要检验和整理数据。但是当我慢慢深入这个研究中后，我发现它越来越有意思。好几个月，我头脑里装满了各种数据。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逝去，都已经黄昏了，我还觉得是中午。但过度的劳累引发了我一生中的第二次重病，因为当时我还兼顾着料理生意。我经过再三考虑后，才确信自己能够重新开始这项令人着迷的工作。
1887年６月，大赦年的那天晚上，布莱恩先生和我与格莱斯顿一起共进晚餐，这是布莱恩第一次见格莱斯顿。
格莱斯顿和布莱恩在晚餐中的谈话主要围绕英国和美国之间议会的进程的不同而展开。整个晚上，格莱斯顿都在反复地询问布莱恩先生作为演说者的期间众议院的程序模式。我注意到了“先决问题”—不受限制地讨论。这个给格莱斯顿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间，我们还不时地拓宽谈话的范围。
有一次，我告诉格莱斯顿先生，布莱恩先生曾向我提过的他的惊愕和怜悯。在一次游园会上，布莱恩看到年迈的格莱斯顿冒着严寒，手拿着帽子，向那些虚有头衔的碌碌之辈致敬。由此，我们谈到了政教合一的问题，我还是坚持认为英国消除政教合一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没有其他任何种族还坚持这个了。在其他讲英语的国家中，宗教是被鼓励发展的，但不是让他们享受特别优待。格莱斯顿问：
“你说我们的体制能存在多长时间？”
我的回答是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在政教分离的问题上，他应该比我更有经验。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他问：
“你能预测一下英国的未来么？”
我提到了希腊在古代国家中地位，并说也许乔叟、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顿、伯恩斯、斯科特、斯蒂文森、培根、克伦威尔、华莱士、休姆、达尔文和其他的名人出现在英国也并非偶然。天才从来都不靠物质资源决定。许多年以后，英国可能不再是一个工业国家，并不是它衰落了，而是通过在其他领域的发展，我认为，它会变成一个现代的希腊，在其他国家中扮演“精神领袖”的角色。
他揣摩着我的话，反复地念叨着：
“精神领袖，精神领袖，我喜欢，我喜欢！”
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么喜欢和一个人聊天。我在哈瓦顿时又去拜访了格莱斯顿。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897年的冬天在戛纳兰德尔的家中，当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但是他依然那么有魅力，对我的弟妹露西尤为殷勤。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给露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离开时，露西感叹道：“一只病弱的鹰！一只病弱的鹰！”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那天我所见到的既苍白又脆弱的格莱斯顿。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而且是一个真诚的好人，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他确实配得上“世界第一公民”的称号。
罗斯伯里勋爵为我捐赠的第一座图书馆揭幕，即丹佛姆林的图书馆。最近（1905年）他又为我最新捐赠的一座图书馆揭幕。当他到纽约访问的时候，我驾车带他在河边闲游，他说这个世界没有哪个城市还能那么地吸引他。他有杰出的一面，但也优柔寡断。他出生于劳动人民之家，在青年时代就进入了下议院，经过努力进入了上议院。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演说者—非常温文尔雅又极有风度的演说家。（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演说家了。在此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
一天早上，我应约去拜访他。在一段寒暄之后，他拿起我进来时就已经放在他桌上的信封递给我，说：
“我希望你能解雇你的秘书。”
“您的要求太高了，阁下。他是我的得力助手，还是个苏格兰人，”我回答，“他怎么了？”
“这不是你的笔迹，这是他的。你是如何认为一个在拼写‘罗斯伯里’时写了两个‘r’的人的？”
我说如果我连这类事情都在意的话，那生活对我来说简直无法忍受。“我家里每天收到很多信件，其中肯定有20％—30％的信是把我的名字拼错的—从卡纳杰到加纳格。”
但他是严谨的，就只是这么小的一些事也都能给他带来那么大的烦扰。干大事的人应该学会从这些小事情中发现乐趣，或者对其付之一笑，否则就连他们自己也可能变“小”了。此外，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应该将羞涩、敏感、任性和保守排除在外，
也许在下议院待的那几年改变了他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