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中，我的好姨父劳德正确地赋予背诵以很高的价值，多德和我因此受益匪浅。我们经常要穿着外衣或者衬衫，卷起袖子，戴上纸制的头盔，把脸涂黑，拿着木板条做的剑，扮演戏剧或小说中的人物—诺瓦尔和格雷纳温，或者是罗德里克度和詹姆士费茨詹姆士—向我们的同学，还常常有老人，背诵他们的台词或是对话。
我清楚地记得，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之间的一段非常有名的对话中，我们对一个不断重复的短句—“该死的虚伪”存在疑虑。最开始，我们在说到“该死”这个不雅的词时，总是要轻轻地咳嗽一下，观众对此乐不可支。有一天，姨父告诉我们，可以说出“该死”这个词，而不会遭到责骂。这一天对我们来说非同寻常。此后我们就经常练习这句话，我总是扮演格雷纳温的角色，并且把这个词念得十分的饱满到位，偷吃禁果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我能很好地理解玛格丽弗雷芒的故事：
一天早上，她显得很生气的样子，沃尔特司各特问她怎么了时，她回答道：“司各特先生，今天早上我非常生气，我只想说‘妈的’，但是我不能。”
从此之后，这一带有脏字的表达便意义重大。牧师可以在讲道坛上说“混账”而不为过，而我们，也可以在背诵中毫不拘束地大声说“该死”了。
另外还有一个表达让我印象深刻，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争斗的时候，诺瓦尔说：“如果我们再打一次，我们的伤害都将是致命的。”1897年，我在为《北美评论》所写的一篇文章里面用上了这句话。姨父读到了它们，便马上坐下来给我写信，说他知道我是在哪里找到这个句子的。在世的人当中，只有他能够做到。
由于姨父这样的教育方式，我的记忆力一定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想，除了鼓励年轻人记忆他们喜欢的东西并且经常背诵它们之外，没有什么是比这更能使他们受益的方式了。我能极快地学会任何我感兴趣的东西，对此我有些朋友感到吃惊。我能记住任何东西，不管它是否能引起我的兴趣，但是如果一件事情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话，那也不过是过眼云烟，几个小时之后我就记不起来了。
在宗教问题上，我们没有太多的束缚。当其他小孩在学校里被逼着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时，多德和我可以免受其苦。这种结果的具体原因和细节，我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我的所有亲戚，莫里森家和劳德家，对神学的看法就像他们的政治观点一样激进，他们反对教义，对此我毫不置疑。
在我的童年，包围着我的气氛是一种强烈的政治和宗教事务上的动荡不安。当时在政治世界表现出激动不安的最先进的思想有：消灭特权、人人平等、共和主义。与之相伴，我听到很多的关于神学问题的争论，这对敏感的孩子有极大的吸引力。有件事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有一天，当牧师在宣扬原罪说时，父亲愤然而起，离开了会场—这发生在我到那之后一小会儿。
父亲不能忍受这种理论，他说：“如果那是你的宗教、你的神，而我要去寻找一个更好的宗教、一个更高贵的神。”他离开了长老会教堂，并且再也没有回来，但他却并未停止参加各种不同的其他的教派。我看到他每天早晨都在阁楼里祈祷，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个真正的圣徒，时刻提醒着自己保持虔诚。一切宗派对他来说都不过是通达善的中介。他发现宗教理论有很多种，可信仰只有一个。
我童年时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养鸽子和小兔。每当我想起父亲不辞辛劳地为这些宠物搭建一个个合适的窝时，我都会感激不已。我家成了小伙伴的大本营。在妈妈的眼里，家庭的影响是让她的两个孩子踏入正途的最好途径。她过去常说，首先是要让家里充满欢乐，只要能让我和在我家玩的孩子们高兴，没有什么是她和父亲不能做的。
我的第一次商业冒险是像一个雇主似的，让我的小伙伴们给我帮一个季度的忙，报酬是允许用他们的名字来给小兔子命名。一般周六我们会用来给小兔子收集食物。回首过去，想起我与玩伴们签订的如此苛刻的合同，而他们大多数都心甘情愿地帮我采集蒲公英和车前草，长达整整一个季度，除了那唯一的回报，那少得不能再少的劳动所得，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条件。而今每想及此，我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非常珍视这段经历，并把它看成是我组织能力的最早证明。它的发展和我一生所取得的物质成功紧密相关。我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我懂得多少或是干了什么，而是因为我具备一种能力，使我得以知道谁比我知道得更多、做得更好，并且选择任用他们。
这是任何人都该拥有的宝贵知识。
随着蒸汽机的引入和改良，丹佛姆林小作坊主的生意也每况愈下。于是，我们给妈妈在匹兹堡的两个姐妹写了封信，信上说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去投奔她们，也迁移到匹兹堡去。记得我曾听父母说，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改善他们自己的境况，而是为了两个儿子。姨妈给了父母一个满意的答复，于是我们作出决定—在拍卖会上卖掉纺车和家具，父亲也经常用甜美的声音向我们歌唱：
向西，向西，奔向自由之邦，在那里，密西西比河泛着亮光奔流入海；在那里，人有人的尊严，即使他须辛勤劳作；在那里，最穷的人也能收获到劳动的果实。
拍卖的收益微薄可怜，让人失望。纺车几乎不值一钱，换不到任何东西，结果是我们还需20英镑才能凑够全家去美国的路费。在这里，请允许我记录一下汉德森夫人的友谊之举。她是我妈妈的终生好友—妈妈总是能吸引忠诚的朋友，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大胆地冒险借给我们急需的20英镑，由我舅舅莫里森和姨夫劳德作保。劳德姨夫也给了我们经济支援和一些建议，为我们考虑到了所有的细节。我们于1848年5月17日离开了丹佛姆林。当时父亲43岁，母亲33岁，我13岁，而我弟弟汤姆还不到5岁。汤姆是个长着一头白色头发的漂亮小男孩，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不管在哪儿，他都是引人注目的焦点。
那天早晨，我们离开深爱着的丹佛姆林，坐在汽车里，沿着去查尔斯顿的运煤铁轨向前奔驰。我忘不了那一刻，我满含泪水站着，望着窗外，直到丹佛姆林在视野中消失。最后消失的建筑是那座伟大而神圣的古老的大教堂。在我离开后的14年中，我每天都要回想起那天早上的情景：“什么时候我还能再见到你呢？”这14年中，只有很少的日子，我没有在想象中看见大教堂的高塔上，那有魔力的大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我所有童年的回忆，我对这片乐土的所有认识，像草一样丛生着—围绕着这古老的修道院和它的晚钟。钟声每晚８点悠扬地鸣响，而对我，这是一种信号，我必须赶在它停止之前上床。在我的《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一书中，我曾经在写大教堂时提到这口钟，现在，我也要从中引用一段：
马车驶下廊道，我和沃尔斯教士长站在前排座位上，我听见大教堂的第一声钟响，是为了我母亲和我而鸣。我跪了下来，泪水不知不觉地夺眶而出，我转过身去告诉教士长，我没法坚持，必须放弃。有一阵，我感觉就要昏厥了，幸亏我看见不远处没有人群。我有时间控制自己，我咬着嘴唇，直到流血。我低声对自己说：“没关系，保持冷静，你必须坚持住。”再没有一种声音如此深地进入我的灵魂，不时闪现，用它那悦耳、优美、动人的力量将我征服。
伴着晚钟，我曾被抱上小床，进入孩提时那无邪的梦乡。每天晚上，当钟声敲响时，父亲或母亲慈爱地俯身面对我，告诉我钟声在说什么。通过他们的翻译，钟声的语言变得那么美好。这是从天堂和圣父那里传来的声音，在我入睡前，这声音会慈祥地告诉我，白天做了哪些错事。钟声平和，我知道敲响它的神灵看到了我所做的一切，但是并不生气，永远也不会生气—永远，只会感到遗憾—非常非常遗憾。今天，当我听到钟声，它仍然并不只是一种声音而已，它依然有它的含义，而现在它听上去就像在欢迎背井离乡的母亲和孩子归来，再一次托庇于它珍贵的关爱之下。
修道院晚钟在敲响时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荣耀，这并不是世界赋予自己力量时设计的奖赏，而我们更缺少能力。我的弟弟汤姆应该也在那里，这就是那时产生的想法。当我们要离开这里，去一个新的国度之前，他也开始知道这钟声的巧妙了。
卢梭希望能伴着优美的音乐死去，如果我能选择，我希望在我步入黑暗时，大教堂的钟声能在我耳边敲响，告诉我人生的竞赛已经结束，像召唤那个白头发小男孩一样召唤我入睡—最后一次。
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在信里他们谈到我书中的这段文字。他们为之感动，甚至有人说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热泪盈眶。这种感情来自我的内心，也许，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引起其他人心灵共鸣的原因吧。
我们先上了一艘小艇，然后在福思湾登上了“爱丁堡号”蒸汽船。当我将要被抱上轮船时，我冲向劳德姨父，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哭喊着：“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离开你！”一个和善的水手将我们分开，把我抱上了甲板。当我重返丹佛姆林，这个亲爱的老人来看我，告诉我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感伤的分别情景。
抵达纽约时，我感到晕头转向。曾经有人带我去爱丁堡见过女王—那是我在移民之前最远的一次旅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游览格拉斯哥。纽约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大工业区，那里如蜂房般密密麻麻地住满了人，它的热闹刺激让我眼花缭乱。
在纽约，我们只认识斯隆夫妇—著名的斯隆三兄弟（约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娅道格拉斯）是我母亲儿时在丹佛姆林的朋友。斯隆先生曾和我父亲一起当过织布工。我们去拜访他们，并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威利于1900年从我手里买下了纽约我家宅子对面的一块地，送给两个已婚的女儿，这样使得我们的第三代成为好伙伴，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这真是无上的乐事。
纽约的移民代理人劝说我的父亲通过伊利运河，经布法罗和伊利湖到克利夫兰，再由运河到毕佛—这段路程持续了３个星期。而如今坐火车只需10个小时便已足够。但那时还没有火车通往匹兹堡，或者任何一个西部的城市。伊利铁路正在建设中，一路上，我们看到成群的人在上面劳动。年轻永远都不会犯错，当我回首当年乘坐在运河上的船上的３个星期，只有单纯的快乐。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早已在我的记忆中淡去，只是除了在布法罗的那个晚上，我们被迫停在趸船上，等候那条要带我们经俄亥俄去匹兹堡的汽船。这正是我们第一次领教了蚊子的凶猛。母亲脸上被叮得如此严重，以致在第二天早上难以看东西了。
我们在匹兹堡的朋友一直在焦虑地等待着我们的消息，他们热情而且富有爱心的欢迎使得我们忘记了所有的艰难。我们跟他们一起在阿尔勒格尼住了下来。霍根姨父的一个兄弟在贝利卡街尾开了一间织布店，有两层楼，楼上有两个房间，我们就在那里安家住了下来（不需要交房租，因为它的主人是我的艾特肯姨妈），姨父的兄弟很快就不干织布的活了，我的父亲便接替他，开始织台布。他不只是织台布，到后来，他像商人一样走街串巷去推销，因为找不到批发商大批量订货。我们的收入十分微薄。
像往常一样，母亲又挺身而出—没什么可以阻止她的。在她还小的时候，她就从她的父亲那里学会了怎样给鞋子镶边，以此赚些零花钱。如今，她的这一技艺可以为家庭的收入服务了。菲普斯先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亨利菲普斯先生的父亲，他跟我外公一样，也是一个鞋厂主，并且他还是我们在阿勒根尼时的邻居。母亲就从他的手里接活，另外她还要做家务—当然，我们家是没有仆人的—母亲，她是个伟大的妇女，她每个星期能挣到４美元。她常常工作到深夜。白天或晚上若有空闲，暂时没什么家务的话，她便让弟弟坐在她的腿上，帮她把线穿进针眼里，再把线打上蜡。如同曾经对我一样，她会给他背诵苏格兰诗歌中的精华部分—她似乎已经把这些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有时她也会给他讲故事，每一个都寓意深刻。
这就是诚实正直的穷孩子比富家子最有优势的地方。护士、厨师、女家庭教师、老师、圣徒，母亲集这一切于一身。而父亲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弟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与我们的这种遗产相比，百万富翁或者贵族的孩子所继承的东西又何足道哉？
我的妈妈总是很忙碌，然而，不管活多么繁重，都不会妨碍她在邻居们碰到困难时给予建议和帮助，邻居们很快就认识到了她的和善与智慧。很多人告诉我，母亲为他们做了什么。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我们住到哪里，事情都是如此。带着难题，穷人或者富人来找妈妈询问好的建议。不管她走到哪儿，她都能在邻居中显出她的卓尔不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