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罪树篇 (7)

2004年，黄秀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透露了她当时的巨大压力：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她经常彻夜难眠，想着那些千头万绪的公事，有时一个问题一想就是好几个夜晚。黄秀虹说：“别人做不好还情有可原，但我做不好就不行，我必须要做得比别人更好，谁叫我是黄光裕的妹妹！”

在刚到北京那段忐忑不安的日子里，一个男孩闯进了她的生活。当时国美电器还在创业初期，企业的规模不是很大，所以公司一些重要的职位都是回到广东老家去招人。这个男孩在一次招聘中进入了国美。他虽然只有高中文凭，但由于聪明能干，很快就得到了赏识，成为财务方面的负责人，早几年公司使用的财务系统软件都是由他主要负责做起来的。

由于工作关系，两人有很多机会在一起，慢慢地就产生了好感。两人的恋爱经历没有太多悬念，在相识一两年后的1994年，21岁的黄秀虹嫁给了25岁的他。婚后两人很快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小家庭度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但好景不长，后来两人的关系因为种种原因发生了变化，这是后话。

几乎在同时，国美另外还有一段爱情在萌芽。1993年，黄光裕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北京姑娘杜鹃。杜鹃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当时任中国银行信贷员。据知情人介绍，那个时候的信贷员对于业务能力要求很高，这样的人才总量是很少的，所以杜鹃称得上智慧与美貌并重。

那一年，黄光裕刚和大哥黄俊钦分家，正处在事业的关键转折点上。既漂亮能干、又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工作单位的杜鹃，无疑让年轻的黄光裕为之心动；而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黄光裕，却有着聪明的头脑和可贵的进取心，这也让杜鹃不得不为之侧目。

当时的黄光裕分家时得到一辆夏利车，这辆车自然成为他承载当年爱情幻想与事业理想的最佳工具。据知情人透露，黄光裕虽然会开车，但一直没有驾照，自从爱心被杜鹃俘虏后，他更没办法集中精神开车，有一次甚至差一点被交警逮住。于是，找一个驾车技术好、熟悉北京路况、人老实听话而且年轻身体好（偶尔可以做做搬运工）的司机，成为黄光裕的当务之急。

有一个人完全符合黄光裕这些“苛刻”的条件，那就是一个叫张志铭的年轻人。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这绝对是一个私人司机的最佳人选：中专学历，籍贯北京，1970年2月出生，1984年至1986年在北京市塑料工业学校学习，1986年至1991年在北京苹果园木器厂工作，1991年至1993年在北京市金龙出租汽车公司当司机。他不但长相佳、品行端，而且老实听话、勤奋肯干，让黄光裕甚是称心。

1994年，也就是在张志铭进入国美之后一年，黄光裕的二妹——年仅19岁的黄燕虹也来到了北京。她最初在国美当出纳，在财务方面完全是自学成才。

在黄燕虹来到国美不久，黄光裕便把自己的司机张志铭调到最基层的门店去干活。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平常的接触中，黄光裕意识到张志铭是一个人才，所以开始重点培养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张志铭已经不能专心为自己开车了，他的心思已经慢慢转移到自己的二妹黄燕虹身上去了。

1993年，在黄光裕开始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又招聘了一些人，其中几个人以后成为黄光裕得力的左臂右膀，他们在国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除了张志铭和之前进入国美的李俊涛，另外还有何炬和华天等人。

1993年是黄光裕的本命年。中国有一句古话：“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如果本命年走背运，则以后到处是关口、满眼皆门槛、霉运到家；如果本命年走顺运，则以后一顺百顺、红运当头、势不可当。

黄光裕命硬且好，有幸成为后者——他想找一个好老婆，却“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天生的投资专家；他想找一个好司机，还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自己找的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管理专家；他念及亲情，想为两位妹妹在公司里安排一份工作，仍然是“事与愿违”，最后发现她们不但不是累赘，反而是独当一面的人才……

如果说黄光裕是一个赌徒，那他真是一个手气奇佳的赌徒。三段爱情和几员大将，在黄光裕的本命年一起涌现。他们以后都对国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份本命年的红运，将照亮黄光裕整整15年的行程。

［重点解析］

与生俱来的原罪

无论是出生的地理环境和家庭状况，还是成长时所适逢的社会大背景，抑或家族几代人所信仰的宗教教义，都让黄氏家族和“原罪”两个字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原罪成为黄氏兄弟一生的起点。

其实，现在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原罪问题，并不是法律概念和社会学概念，最初只是一个宗教概念。

《圣经》中也没有原罪一词。西方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是原罪教义的主要奠基者，但明确提出原罪（拉丁文peccatum originale；英文original sin）一词的人是中世纪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在《罪的神学》一书中对此的定义后来广为人知：“原罪——就是那从一人入了世界，又传给众人的罪，也就是那使婴儿也必须受洗的罪——虽然为数只是一个，但若把他加以分析，就可看出许多种不同的罪包括在其中……”后来，另外一位神学家加尔文进一步将原罪简明扼要地定义为“遗传的堕落和我们天性中的腐败”。

当然，原罪论并不是圣·奥古斯丁个人的体验和冥想结果，而是他对《圣经》和教会教义中关于“沦落”、“罪”等问题的发展。原罪是由人类始祖亚当在违背上帝意志、偷吃“禁果”后犯下的。自亚当以后，人一出生就带有“原罪”。它是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先知哲学告诉我们，罪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它就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存在于人的生存之中，成为生存的否定性力量。

也正是圣·奥古斯丁等中世纪的神学家，把原罪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了社会和经济领域，认为私有财产起源于原罪。圣·奥古斯丁在《对圣约翰的评论》中指出，在人类尚未堕落时，亚当吃禁果之前，并无私有财产，是原罪引来了贪欲，使人们在耕种土地时为“你的”、“我的”而争斗，私有财产于是产生了。

在犹太教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比喻：原始之罪常常被比作“原始资本”或“本金”，而“个体之罪”则常常被比作“利息”。

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资本在其原始积累过程中，通过“对小生产者的野蛮剥夺”以及“对新大陆的血腥殖民政策”，将原本有限的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充满了有形与无形的暴力，因此才有了“资本的原罪”。以致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愤怒地批判道：“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也有神学家坚持，上帝的创世才具有第一原初性，罪只有第二原初性。与上帝创世时赋予人的最初的善性相比，人的罪性可谓是第二天性。但是，人处于沦落状态中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却不再是第一天性。与沦落的现实相比，人的第一天性，即原初之善已经变成一种潜能，在历史上要上溯到无限遥远的过去或推迟到未知的将来。

所以，刘宗坤在其《原罪与正义》一书中如此叹惜：“人的沦落昭示了生存始于一种悖谬，即人对向善的无力。人性之中的善根，在人的自由选择中乃如狂风中之芦苇，罪恶则是充满诱惑的奥秘，似乎在等待人们不惜代价去寻求。”

对于几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原罪问题是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信仰问题。“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圣经·诗篇》）黄家四兄妹所接受的受洗这种宗教仪式，其本质就是对这种原罪的认服。法国思想家巴特指出，“做一个宗教的人意味着做一个内心矛盾、失衡、不和谐的人”。黄氏兄弟就如脆弱又韧性的芦苇，在时代风浪中起伏跌宕，人性的善与罪共存不悖并交替闪现。他们既有勤奋、坚韧、大胆、聪明、慷慨、温和的一面，也有贪婪、冒进、吝啬、无情、蒙昧、侥幸的一面。

而到了19世纪，近代神学开始抛弃遗传论的原罪论。引人注目的是施莱尔马赫行，他指出：原罪的传播不是通过肉体，也不是通过灵魂，而是通过社会。这和中国的传统认识十分接近了。孔子在《论语·阳货》中阐述他的人性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就是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是后天环境习染所造成的。当然，在近代神学观念中，“孟母三迁”似的中国智慧只是徒劳，因为浸染原罪的社会和环境是无处不在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正如前文所述，从地理环境来看，潮汕地区算得上是穷山恶水，生存条件十分有限，这方水土养活不了这方人，大家只能另寻生存的非常之法。这些都在挑战着当时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长。

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人都出生在贫困的家庭。极度的贫困不是让人委顿绝望，就是让人偏激不安。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但对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穷小子来说，显然此路不通。

在贫困与不安中泡大的黄氏兄弟和许钟民，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建立新的秩序还遥遥无期，旧的秩序却仍禁锢着人们，大家在混沌无序中寻找着出路。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喜欢讲这样一则现在听起来几近荒谬的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还在为农民进行异地的长途贩运究竟算不算投机倒把而阴晴不定。《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肯定长途贩运对搞活经济有好处，但不久后，便接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批评，只得再发一篇文章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否定。又过了一段时间，政府的态度开始明朗，《人民日报》于是发了第三篇文章，再次对长途贩运进行了肯定。

就连长途贩运这样一件小事都经历了数次的反复，更遑论其他。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才明确提出“改革无禁区”。而在改革初期，一切属于摸索、试探阶段，可以说到处是禁区、到处是雷区。如果探索成功了，则会被视为先驱、功勋之士；如果探索失败了，那么连烈士都算不上，有些人甚至成了罪犯、亡命之徒。但时代要前进，需要这样的勇士去冲锋陷阵。

1982年出现的温州柳市“八大王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八大王”之首的“电机大王”胡金林，当时被当地政府在对经济犯罪进行严打的运动中内定为10个需要严惩的人之一。察觉到风声不对的胡金林连夜潜逃，甚至到《林海雪原》中坐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两年后他仍然被抓捕归案，但已经躲过了风口浪尖。他不但挽回了一条性命，更是在被捕后的第66天戏剧性地被宣布无罪释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胡金林从当初的一个被全国通缉的“罪犯”，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功臣和标志性人物。

正如韩国的朴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书中所说：“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再怎么努力也会犯罪。”

在草莽中成长起来的黄氏兄弟，对原罪诱惑的接受或抗拒自然构成了黄氏兄弟的精神内核，而由此内核所散发出来的外在性格，则浸透着一种强烈的江湖习性。在以后的创业生涯中，他们靠着这种江湖习性去打拼，并在原罪的困扰中数度沉浮。

问题首富黄光裕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这回胡润总算把他揪出来了。”当大哥黄俊钦的名字出现在2004年胡润的百富榜上时，黄光裕笑称。与弟弟黄光裕后来声名鹊起相反，大哥黄俊钦的曝光率一直几乎为零。

新恒基大厦和鹏润大厦并排矗立在北京朝阳区霄云路路口，有着相同的建筑外观、相同的蓝色玻璃幕墙，只不过新恒基大厦的体积和高度远远小于鹏润大厦。这也象征着兄弟俩截然不同的个性和风格——一个低调、一个张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哥黄俊钦的能耐和实力比黄光裕小。2005年年末，黄光裕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当问到“兄弟俩到底谁更有钱”时，黄光裕回答：“他比我有钱，只不过他没有上市罢了，他产业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在20世纪90年代初，兄弟俩都一致看好暴利的房地产业。1992年，大哥黄俊钦脱身而去，而小弟黄光裕也差点把国美电器卖掉专心从事房地产开发。但让黄光裕意外的是，“卖不掉”的国美后来成就了他的大业，而房地产项目却一直麻烦缠身。

这正应了那句古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