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许多多的人都不是根据行为本身，而是根据该行为被接受的程度来判断其行为的价值的。这就好像是一个人总是不得不推迟做出他自己的判断，直到他看到观众的反应。那个被动的、对其或为其做出该行动的人，而不是正在做出该行为的人，有力量使得这一行动变得有效或者无效。因此，我们倾向于成为生活中的表演者，而不是作为自我来生活和做出行动的人。
——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盲区：认识不到的自己似曾相识，在哪见过你？
By沉默的马大爷
经验说：此情此景好熟悉，时光倒流、特异功能、多维空间、催眠，还是精神错乱？
实验说：这种现象不过是记忆系统运转过程中产生的一点小瑕疵。
此情此景似曾相识——这是时光倒流、特异功能、多维空间、催眠，还是精神错乱？在西方，这种“昨日重现”的感觉被称为“DéjàVu”。调查显示大约有２/３的人经历过这种现象，它是记忆系统运转过程中产生的一点小瑕疵。
你坐在咖啡馆里，好友坐在对面，她正在兴奋地和你讲述最近的一次旅行。忽然你的心头涌起一阵异样的感觉。周围的环境，昏暗的灯光，好友的言谈，说话的语调，突然都变得如此熟悉。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似乎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已经完整地经历过一遍。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体验？
在西方，这种“昨日重现”的感觉被称为“DéjàVu”。调查显示大约有２/３的人经历过这种现象，青年人出现的频率最高，平均一年2～3次。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关于这种现象涌现出了许多解释，包括时光倒流、特异功能、多维空间、催眠、精神错乱等。近年来，心理学家也开始关注这种现象。有一种理论认为，这种现象不过是记忆系统运转过程中产生的一点小瑕疵。
“我肯定见过！”
感觉眼前的事物曾经见过，这种记忆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再认记忆（recognitionmemory）。再认记忆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回忆”（recollection），你确实能够回想起以前经历过的那个情境；一种则是“熟悉”（familiarity），你仅仅对眼前的事物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但无法确定它的来源。
比如，昨天你在楼道里见到了一个人，今天又在电梯注意到他，这时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你回想起昨天确实在楼道见过他，于是把他认出来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对他的面孔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具体在哪里见过。不过基于这种熟悉感，你也会认为自己曾经见过他。
“昨日重现”的产生也与这种熟悉感有关。以本文开头的场景为例，可能你过去经历过一些类似的场景（比如在咖啡馆和别人聊天），虽然你没有意识到，但是这些场景的特征已经储存在了你的记忆系统当中。此时此刻，坐在这个朋友对面，周围的一些线索与你记忆深处那些相似场景的特征（比如昏暗的灯光）匹配起来，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使你的大脑自动将眼前的场景判断为曾经经历过，从而导致了“昨日重现”的体验。
支持的证据
有一些研究证据支持这种解释。比如有研究者发现，那些热爱旅游、经常做梦或是喜欢看电影的人，体验到“昨日重现”的次数也比较多。用上面的理论解释，这是因为这些人见多识广，经历丰富，见过的不同场景比较多，所以从概率上讲更容易遇到熟悉的场景。
还有研究者通过实验诱发了类似的体验。比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艾伦·布朗（AlanS.Brown）和杜克大学心理学家伊丽莎白·马氏（ElizabethJ.Marsh）给一些大学生呈现了远方一所学校的校园照片。间隔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找来这些大学生，给他们呈现这所大学的照片，其中有些第一次就看过，有些没看过，并让他们判断这些场景自己是否去过。结果发现，对于那些在第一次实验中看过的场景，被试更容易判断为去过，虽然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去过。
这些研究都支持了熟悉性再认理论对于“昨日重现”的解释。当然，这并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心理学家正在继续分析，究竟是场景中的哪些相似特征导致了这种现象。此外也有人从知觉的角度试图解释这一现象。
不管怎样，下次再有这种“昨日重现”的感觉时你不必惊慌，这不是什么灵异事件，只是大脑和你开的一个小小玩笑。记忆不靠谱，小心被种植。
By0.618
经验说：回忆总是固执地萦绕在脑海中，永远不会变。
实验说：我们的记忆很脆弱，每分每秒都受到各种干扰。
不用像电影《盗梦空间》中那样需要组织一支敢死小队，我们的记忆本就脆弱到轻易就能被改变、被种植。不仅是你不能依赖自己的记忆，法官也不能依赖证人的记忆。
63岁的富兰克林大爷怎么也想不到，一直和他生活融洽的女儿突然要状告自己，而且罪名是富兰克林在２０多年前奸杀了女儿的朋友。事情已经过去２０多年，早已死无对证，只能听信女儿的一面之词。不管有没有超过法律的追诉期，对于富兰克林大爷来说，都落了个晚节不保。
可是时隔２０多年，富兰克林小姐怎么又忽然想起来了呢？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是会抑制自己的痛苦记忆的。是心理医生帮助富兰克林小姐唤醒了儿时痛苦的记忆吗？富兰克林大爷真的是逍遥法外多年的强奸杀人犯吗？斯坦福大学专门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拉夫特斯却不这么认为——这也许是心理医生的暗示惹的祸。
为了帮助富兰克林大爷洗脱罪名，伊丽莎白·拉夫特斯教授在法庭上讲述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各种研究，向法官证明记忆是多么不靠谱的东西——法官大人，记忆是很容易被篡改的。我们给参与者看了一段交通事故的录像，录像中两辆汽车撞在了一起。然后请参与者估计一下两车相撞时的时速。按说看了同样的录像，估计出来的速度平均数应该差不多，可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如果被问到：你估计后面的车碰到前面的车时速度是多少？参与者回答的速度相对比较小。可是，如果改成问：你估计后面的车冲到前面的车上时速度是多少？参与者就会估计一个比较大的数字。他们的记忆被提问方式改变了。通过类似的办法，我们还成功地改变了参与者对物体颜色、形状、文字等的记忆。
这个改变太微小，不能证明记忆可以种植。富兰克林大爷还是不能脱罪。
您先别急，我再继续讲一个实验。我们给参与者看一辆白色汽车驶过一段公路的录像，并让参与者随机回答一个问题。可能是问：请估计一下汽车驶过的时速。也可能是问：请估计一下汽车驶过谷仓的时速。一周以后，再请这些参与者回来回答一些录像中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录像中出现了谷仓吗？在一周前回答“路过谷仓时速”的参与者大都肯定地表示自己上周在录像中看到了谷仓。而只被简单过问了汽车时速的参与者基本上都坚定地认为自己没见过谷仓。而事实上录像中确实没有谷仓。我们利用提问中的暗示，就给参与者种植了“汽车驶过谷仓”的记忆。同样的办法，让参与者以为自己在录像中看到校车、推婴儿车的女人，或者路标等等都是非常容易的。
这些还是太简单了，你们能不能种植个具体事件？
种植记忆是个非常危险的实验，弄不好就走到了伦理的边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给参与者种植了比较中性的记忆。我们先邀请参与者的家人为我们提供三段参与者的真实故事，再加上一段我们杜撰的在商场走丢的经历。这四段故事都由家人来补全细节，形成四段比较完整的故事。把这四段故事都拿给参与者看，如果记得，就补充上更多的细节，如果不记得，就写自己不记得。结果竟然有25％的参与者绘声绘色地为自己从来没经历过的迷路事件添补上了各种细节，好像真有这件事似的。
25％仍是个少数。而人命关天的记忆，也不是那么容易种植的。
可是法官，富兰克林小姐每周都要和心理医生见面，我们的实验确实很短。况且，富兰克林小姐可能就是这25％当中的一个……
２０多年前，富兰克林大爷被判入狱。如果放到现在，事情一定会有另一种结局。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了记忆有多么得不靠谱。道歉真的有用吗？
By琦迹517
经验说：说句“对不起”，从此我们不计前嫌。
实验说：我们常常高估了道歉的意义，辛苦要来的“对不起”反而让错的一方博得了更多同情。
你必须向我道歉！不然这事儿没完！对不起，你太高估道歉的重要性了。道歉不但不能帮你解决麻烦，反而帮罪人博得了同情，让坏事做得更加理直气壮。别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不计前嫌了，有诚意的话，就拿出点儿实际行动吧！
因片场意外爆破烧伤了俞灏明、任家萱(Selina)两位明星，《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导演陈铭章于２０１１年１月15日在微博发文向两人道歉。此文一出，沸腾了许久的网友要求道歉的声音渐渐淡去，而对陈铭章道歉的批评声却开始沸反盈天。一时间，“道歉”也成了网络的热索红词。
说到道歉，你首先想到了什么？
广大爱果壳的极客们也许不大会喜欢《流星花园》这种偶像剧，但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已经不止一次地引用了其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没错！就是道明寺说的那句：“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警察干吗？”那么，道歉到底有没有用呢？
“道歉”实验
说来也巧，戴维·克里默（DavidDeCremer）、马丹·皮鲁特拉（MadanM.Pillutla）和克里斯·雷因德斯·福尔摩（ChrisReindersFolmer）三位来自伊拉斯姆斯大学与伦敦商学院的教授在最近一期的《心理科学》上就发表了一篇关于“道歉”研究的文章，阴差阳错地成了道明寺的“后台”。
文章指出，如果别人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我们都会希望对方能够道歉，但就目前来看，人们在预测“道歉”到底有多少价值时总是很不靠谱——我们总是倾向于高估道歉在现实中的效果与重要性。举个例子，室友开迅雷软件下载文件影响了你浏览网页的速度，你念叨了几句表示谴责，本以为室友向你道个歉这事也就过去了，但当室友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依旧毫无负罪感地继续毫不顾忌地下载时，你心中的无明业火似乎一点也没有减弱……这样的道歉还不如没有。
为了证明人们是如何思考“道歉”的，戴维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实验：让实验参与者坐在电脑前，并持有研究者提供的10欧元作为“启动资金”，他们可以选择自己保留10欧元，或者把这钱“投资”给与他们通过电脑交流的搭档。游戏规则是，参与者给搭档的钱会被翻三倍，然后他们的搭档可以自行决定还给他多少钱作为回报。
参与者大多选择把10欧元全部投资给自己的搭档，因此搭档们几乎都有了30欧元的收益，然后就到了搭档决定回报多少给参与者的时候了，真正关键的步骤现在开始——很显然，这些搭档都是研究者找来的“托”，他们“残忍”地只拿出5欧元给参与者作为回报。你可以想象这是件多么让人愤怒的事！然后，有一部分参与者会因为这种资本家般的“剥削”而得到来自搭档真诚的道歉，而另一部分参与者则只能被研究者要求想象一下搭档们已经向自己道了歉。实验的最后，研究者会让参与者评估“道歉”到底有多大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