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年底，网络上盛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大爷在农贸市场买西红柿，挑了三个放在秤盘里，摊主称了下说：“一斤半，三块七。”大爷说：“我就做个汤，太多了。”说完去掉最大的那个西红柿。摊主迅速又瞧一眼秤子，“一斤二两，三块”。大爷从容地掏出了七毛钱，拿起刚刚去掉的那个大的西红柿，扭头就走。换个“说”法，世界大不相同。不过，话语创新也要有道，要有张有弛。与政治保持不温不火的距离企业家，要掌握与政治打交道的艺术。
冯仑在《野蛮生长》里有这样一段话：“有人开玩笑说，商人和政府的关系是‘离不开，靠不住’。怎么理解呢？大陆经商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想离你也离不开；你又不能完全靠政策养着来发展，想靠你也靠不住。政府在这一领域里跟商人打交道，你可以发出意见的声音，但是表达的前提是愉悦的，服从的，快乐的，偶尔夹带出一些娇嗔（所谓意见和建议）的，因为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但你不应该抵触而变成高声呐喊”换句话说，企业与政治的距离就像手中的沙子，太松了，沙子会漏出来；攥紧了，沙子也会漏出来。适度最好。
经济的高速发展，仍然掩盖不住中国商业传统的弊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商人骨子里包含着济世的使命感，古人大多奉行“商而优则仕”的古训，经商并非最终目的，而是通往仕途的一个驿站。直到近代，才出现一批所谓的“民族企业家”，打着“实业救国”的旗号，踏上振兴民族经济之路。
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市场竞争的经济规律和执政党的政治规律，一并构成了中国企业特殊的游戏规则。民营企业家如果想要在这场游戏中取胜，就必须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把握好与政治之间的距离。
在公共场合传递出来的言语，是斟酌与政治之间的距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其一，商人就是商人，要避免作秀太多，尤其是混淆商人的界限，把自己当成一个政治家来包装。
想当年的牟其中，何其风光，自以为智商无人可敌，创办了一度最为著名、发展最快的南德集团。
牟其中有强烈的政治情结，搞南水北调、炸开喜马拉雅、引雅鲁藏布江之水，每一件都是国家大事。当人们对此提出疑问时，牟其中并不以为然：“许多人批评我热衷于政治，甚至推测我有政治野心，真是大谬不然。我发表政治言论都是被逼出来的。有人诬蔑民营企业家是新生资产阶级，一律具有‘原罪’，是盗窃国有资产的骗子，不少人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我这个缺乏‘涵养’的山村匹夫做不到。打上门来了，总是应该自卫的。”
但牟其中的谎言，被其行为一一戳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牟其中就曾因一篇探讨中国命运的《中国向何处走》而被关入监狱。货物易飞机事件之后，牟其中以“资本运营”先驱自居，迷失在“政治化的幻梦”之中。从此，他再也没有做过一笔生意，而是到处演讲许诺，“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开发满洲里等演讲主题，都贴上了鲜明的政治标签。
与一般企业相比，南德集团的机构设置也颇有政治意味：办公室叫办公厅、法律处叫监察部。他还招揽全国各地官员和学者，不停举办各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研讨会，但与公司业务丝毫没有关系。牟其中，说到底，还是一个狂热的政治主义者。
企业家关心政治本是好事，但过犹不及，正是牟其中对政治的这份狂热，为其日后的失利埋下重重的伏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一针见血地指出：民营企业发展中的最大隐患不是经营问题，而是企业家的政治化倾向太严重！
也许，曾任南德经济集团顾问的顾健道出了牟其中问题的实质：牟本人并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充满野心的政治投机分子，他的素质和他巨大野心之间的落差和他所处的环境，注定了他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牟其中的失败，不是一个企业家的失败，而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的失败。
辉煌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漫长的牢狱生涯。牟其中的失败，部分源于他对自我角色的错误定位。或许，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以政治作为保护伞，为企业整合资源和获得稳定性发展提供空间。但是，他的话语太嚣张，极力把自己渲染成一个极端政治家，为自己的知名度增添筹码。他忽视了脚下的警戒线，一不小心犯了规，踏进角色错位的陷阱。其结果是，倒下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崛起的速度。
退一步讲，如果他在商界做个“大话狂人”，至多在舆论上制造些争议，没准还能吸引众人的眼球，成为一种恰当的营销手段。牟其中错就错在把在商界的口无遮拦直接移植到政治的禁区中。一语不慎，便招致巨大危机甚至灭顶之灾。
其二，商人就是商人，别太把自己当成“英雄”和救世主。
与过去相比，企业家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对改革的顶礼膜拜在些许质疑中迅速蔓延开来，消费的欲望不断膨胀，一场空前的经济变革在短短30多年时间内，就造成了鸿沟巨大的阶层分野。企业家群体在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间荒原中腾空而出。这个群体一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就成为了历史的创造者，成为了商业史中最重要的主角。
虽然企业家的贡献大，但不能就此目中无人。一旦企业家在言行上过于出格，尤其是触犯政治，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华西村的吴仁宝去过大邱庄，禹作敏的作为和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吴仁宝很佩服禹作敏，但又看不惯禹作敏唯我独尊的做派。他感到禹作敏身上潜伏着某种说不清的危机。私下里吴仁宝对禹作敏直言相劝，话中甚至带有告诫的成分，“老禹，你这一辈子小事是出不了，谁想轻易动你，难。可要出事就可能是大事”。禹作敏一声不吭，抽着烟凝神静听。
“你我这样的企业家是靠改革开放政策，做出了一点成绩。党和人民给我们的荣誉和地位够多、够高了，我们要头脑清醒，要有自知之明，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些话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们共勉！”禹作敏并没有回应。
20世纪90年代初，禹作敏一直都很风光，他领导的大邱庄在“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人民币”。大邱庄从贫穷到富有的急剧转变，吸引着如潮的参观者和吹捧者。
作为大邱庄奇迹的创造者，禹作敏有些找不着北，他开始无所顾忌地表达对某些权力的不屑。他曾对2位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6位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禹作敏不接不陪。会议结束后，禹作敏宁肯与熟识的记者聊天，也不愿起身送一下，他挥手表示“不理他们”以表现他的“大气”，也被搬上了媒体。禹作敏还曾问一位中央领导：“你看我的办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香港媒体采访禹作敏：“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作敏抢过话题说：“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代表中，没有禹作敏的名字。6月，媒体上出现了一则由“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发布的《公开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天津市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八条，我们的干部职工要顶住三乱，不准乱查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
吴仁宝的担心很快得到应验，禹作敏因窝藏罪和妨碍公务罪被捕。被捕之前，这个颇具个性的老爷子包庇犯事者，非法拘留检察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武警封锁大邱庄时，命令上万名本村及外村村民持棍棒和钢管把守村口，表示“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
之前，当辗转打听到禹作敏愚顽硬顶，可能会出问题时，吴仁宝派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专程去大邱庄面见禹作敏，以劝说挽救。这位副书记对禹作敏说：“吴书记非常关心你目前的处境，要我转告三句话，一要头脑冷静清醒；二要认错检讨；三要一切按法律办事，贡献再大也代替不了法律。打死人的又不是你，别护着，交出去，事情就不会那么严重。”
“谢谢”，自以为是的禹作敏话没听完，将手头的半截烟掐灭捻碎，硬邦邦地说：“我一不出卖大邱庄，二与大邱庄共存亡，准备死在大邱庄！”副书记黯然返回。吴仁宝闻讯，叹道：“他太张扬，锋芒毕露，太不顾及后果。法律就是法律，天王老子也不能触犯。”终于，禹作敏死在狱中。消息传来，吴仁宝深为惋惜。
与禹作敏交情不浅的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也在事后表示：“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这是一道更艰难的障碍。这种障碍的病因是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这样的马失前蹄是非常让人痛惜的。而这一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目空一切、口无遮拦的人，大部分没有什么好下场。
2009年8月，东星航空被法院裁定破产。2010年4月9日，东星航空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兰世立，因犯逃避追缴欠税罪，获刑四年。兰世立，这个曾经被噱头般扣上“航空狂人”高帽子的民营企业家，于众目睽睽下，摔倒在自己的光环下。
能言善辩的兰世立很会说大话，譬如“东星航空想亏损都难”，“想飞什么航线就能申请到什么航线”兰世立不但向公众忽悠东星航空的商业价值，也忽悠到其他企业家和官员头上，并且不服体制，不服官员。
在企业家聚会上，兰世立表示出对股份制改造的不屑：“股权，一人独有才会效率高。不够聪明、缺乏自信和能力的人，像郭凡生（慧聪董事长，当时也在场）那样的，才给大家分股权呢！像我兰世立这样有足够能力的，就一人占100%股份。”
很多时候，兰世立也不给政府部门留面子。在武汉市举行的一次经济论坛上，主席台上坐了一位湖北省的重量级官员。兰世立当场对湖北的投资环境大批特批，根本没给这位官员留一点面子。这位官员怒斥兰世立：“湖北的投资环境不好，那你的航空公司怎么办下来的啊？”
2007年5月1日，在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湖北省一位领导给了兰世立两点建议：一是要抓好管理。东星这短短几年发展很快，现在我认为要适当放慢点，把基础搞牢固。现在这么大的摊子，靠你一个人是不行的，要有几个骨干挑起来二是要严谨。你要谨开口慢开言，祸从口出啊！东星是大公司了，大公司要有大公司的形象和言行，说出的话、做的事情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建议你看看松下幸之助的传记，学学他是如何做人的也是在2007年，兰世立因为光谷中心花园“一女二嫁”事件（兰世立以光谷中心花园的土地使用权和在建过程作抵押，向农行武汉江南支行贷款1亿元用于建房，这笔巨款却被兰世立挪用筹建东星航空。而且，兰世立处置抵押物时，也没有还农行的钱）被拘押。从看守所被释放时，湖北一位官员警告他：“其他人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为他说情的，只有你兰世立，没有一个人为你说情。你没有一个朋友。”
除了前面提及的“一女二嫁”事件，兰世立还要挟过政府。2006年，东星下属公司东天物业公司完成对武汉纸贺公路的投资建设，并将其股权及收费权转让给武汉市交通委。武汉市交通委称，东星需把公路经营权、收费的证件上交后，才能将4500万元转让金支付给东星。但东星航空将证件作为抵押品放在银行，因此无法获得转让金。兰世立就命令200名员工，到武汉市交通委大楼电梯口静坐。武汉交通委被逼无奈，只得把钱给了兰世立。
中国的商业环境很独特，企业家不但要念好“商业经”，还要上好“政治课”。出身于草根的民营企业，往往在政商博弈中处于弱势，处理不当，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所以说，对于民营企业家，不管他的企业做得有多大，个人品牌有多响，都要对所处的商业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学会防范商业思维之外的种种风险。对于政商关系，不是只有利润就能摆平的，要有战略和策略，能伸能屈，能进能退。唯有如此，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中游刃有余。
不良的政商关系，是企业发展的绊脚石，企业发展会因此步履维艰，甚至有可能陷入破产的困境。而良好的“政商”关系，能够使有潜力的企业获得政策支持，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政府也能通过支持发展起来的企业，获得更多的税收，提高就业率，从而实现政商双赢。
离开政治，企业谈不上更快更好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企业家也不能驾驭政治资源和形势变化。所以企业只能理智并清醒地对待政治，并用之有度。企业家唯有与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成就不败的神话。联想的柳传志、万向的鲁冠球等都是其中的代表，现在他们依旧笑傲企业界。
还是那句话，企业家与政治的距离就像手中的沙子，太松了，沙子会漏出来；攥紧了，沙子也会漏出来，适度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