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世景变迁的幅度之大超出我们的想象。网络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日益剧增。一篇小博文或者论坛上几百字的发帖文章，可以让企业大出风头，也可以置企业于死地。
舆论，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自由性与传递信息的便捷性，给企业带来了空前的舆论挑战。这些看似轻飘飘的技术符号，让中国和世界摆脱了飞鸽传书、信差送信的历史，也使得企业的舆论环境充满了易变性和高风险。
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专栏作家李普曼提出：“尽管公民自由至关重要，却不能保证现代世界的公众舆论，因为人们认为真相要么是自发性的，要么只有在排除了外部干扰的情况下才能找到获取真相的方式。然而，在面对一个无形世界时，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关于遥远或复杂事态的真相并非不言而喻，搜集信息的方法是一种专业，而且代价高昂。”
发达的媒介传播，会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传播信息。这些信息的发布者，有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也有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信息的内容，有事实，有虚构，也有介于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模棱两可的信息。此时，人们通过网络看到的世界不再是真实的影像，而是由内心感觉传递的虚拟环境。人们越来越对虚拟环境形成依赖性，各种集体狂欢和门户偏见也随之产生。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去伪存真的能力正在弱化，我们难以从塞满广告、错误的信息中挑选出真相。
与专业新闻记者相比，可以自由通过微博、论坛、博客以及评论发表消息的普通公众，是缺乏理性约束的市民记者。即使他发布的信息与真相截然相反，添油加醋到令人大跌眼镜的地步，也很少会被归为“诽谤罪”之列。而且，网络特有的匿名性意味着每个人都能戴着面具说话。在网民面前，发言者以一个历经沧桑、语气老态又无所不知的老者形象出现，而面具背后，隐藏的可能是一张稚嫩的面孔。
游离于《诽谤法》之外，不必自报家门的匿名性，不断吞噬网民的狂欢道德底线。为利益驱使，他们可能会出卖某些企业或企业家不为人所知的商业秘密；受民族主义驱动，他们可能会群起攻击某个向国外企业出售民族品牌的企业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被天然的弱势心态左右，当消费者与企业出现利益纠葛时，他们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矛头指向企业
新浪就先后多次遭受“新浪是日本公司”这一谣言的困扰。
2000年年初，有些人因新浪的发音与日语中“支那”一词相近，认为这类对中国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只有日本人的网站才会出现。而事实上，sina为新浪前身之一——华渊资讯公司的英文名，sina是印度语中的“中国”之意，中英文结合则为“一个不断创新的，为全体华人服务的网上世界”。
2003年年末到2004年年初，有人称在新浪上找不到“日本人在珠海买春”和“七七事变”的消息。人们不断掀起“新浪是日本人的公司，不要登录新浪网”的网络呼吁。甚至连报道新浪新闻的记者也被质疑，“你干吗要报道新浪新闻？那是一家日资企业，连名字都是辱华的，而且其从来不报道有关日本的任何负面新闻”。
新浪总编辑陈彤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澄清新浪的“清白”：“新浪从四通利方时代的历史就是明明白白的。你可以看到，现在全球公开的新浪股东名单中，没有一个股东是日籍的。以前关于新浪是日资企业的所有传言，都不符合事实。其中一些传言不仅严重失实，而且可以说是非常恶毒的。这些谣言，使我们的企业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个损失是无法估算的。”
《连线》(Wired)杂志创始人凯文·凯利的话意味深长：“网络在哪里出现，哪里就会出现对人类控制的反抗者。网络符号象征着心智的迷茫，生命的纠结，以及追求个性的群氓。”的确，在这个时代企业会遇到更多的虚拟群氓，有的时候即便是白的，也会被说成是“证据确凿”的黑的。不理性的大众情绪
在第五届西湖论剑高峰论坛上，在台上风度翩翩、侃侃而谈的网易首席架构师丁磊被台下一位观众妈妈“炮轰”。
这位观众妈妈“突然袭击”丁磊，称：“如果我3年前看到你们在做网络游戏，我恨不得用枪崩了你！”原来，这位女性观众的孩子沉溺于网络游戏无法自拔。
尴尬的丁磊问道：“去年有100多款网络游戏，真正属于我们自己设计的只有10多个游戏，不知道你儿子玩什么游戏？”
“传奇！”
台下一片哄笑声，满脸通红的丁磊忙说：“那是陈天桥的东西。”
如果媒介传播的是与企业相关的真实信息，那么巨大的舆论洪流可以对企业发挥良好的品牌监督和宣传作用；如果媒介传播的信息模棱两可，甚至是谣言，那么大众的声援则有可能成为被利用的工具。很多时候，大众情绪是不理性的，正如这位观众妈妈对丁磊劈头盖脸的指责。
大众情绪在面对企业家和政府官员这两类群体时会出现不理性的表现，前者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财富，后者掌握着社会权力。他们一旦成为道德的人质，便不能期待“去妖魔化”的时间太短。中国的企业家，仍然面临着被妖魔化的困境。
以温州炒房团为例，他们昨天还在炒房、炒股，今天似乎就已经转移战场。先是局部地区大蒜价格疯涨，然后是绿豆、黑豆价格翻了几番，此后又是黄金、艺术品价格暴涨数倍。“炒房团”短暂蛰伏之后，又有蠢蠢欲动的迹象。热钱源自何处？大部分人把矛头指向了温州人。于是，温州人成为了“炒客”的代名词。
而今天的温州人面临着很大的尴尬：但凡热钱兴风作浪，抬高物价的现象发生，温州人必被结结实实地贴上“参与”而且是“深度参与”的标签。如果是诸如大蒜、绿豆、棉花等与人们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产品被炒，温州投资者还得背着“利欲熏心，为逐利不择手段”的骂名。
温州人的投资行为被称为“炒”。一些从事正常投资事业的温州人，被冠以“炒客”之名，他们参与“国退民进”的行为，被称为“炒国企”，参与军工企业的举动被称为“炒军工”。但凡温州资本所到之处，必然有媒体锣鼓喧天，高呼“热钱来了”。本应撬动经济杠杆的温州资本，被众人误认为洪水猛兽。
温州资本被妖魔化了。然而，温州投资者并未参与所有的“热炒”行为。以大蒜为例，当大蒜价格一路飙升时，社会舆论纷纷把这笔账记到温州人头上。事实上，“大蒜是温州人炒起来的”是个伪命题。温州商会会长周德文特意到中国大蒜之乡——山东金乡县进行了考察，发现根本没有温州人炒大蒜这回事。金乡县县长称，大蒜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因为大蒜种植面积锐减。而且，前往金乡县做大蒜生意的商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江苏人最多，温州人所占比例很小，还不到10家。
即使是受争议最大的炒房团，也不如媒体宣传得那样神乎其神。然而，温州购房者已经背上“炒房”的骂名，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温州购房者是房价升高的既得利益者。但其实，更大的既得利益者是房地产开发商，而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则是当地政府。可能出现的实际情况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都希望房价上涨，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又无法应对中央政府对该地区房价高涨的问责，于是才把温州购房团当成替罪羊。在温州人购房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买房人、房地产开发商、政府三方利益格局的博弈。
在一些城市，为吸引温州资本，当地政府领导和地产商甚至还一起前往温州公关，对温州资本投资房产者允诺一些优惠措施。温州购房团来到该地后，当地媒体就卖力宣传以形成标杆效应来吸引其他投资者。
如果说温州人炒房，那么谁又炒了温州人？“各色人等”在利益共同体的心理驱使下，各取所需、乐此不疲地炒热了温州人这块“买房风向标”，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炒房利益集团，他们确信温州人买房的“鲶鱼效应”能预热和搅动整个市场。与其说温州购房团是高房价的罪恶之源，倒不如说它是替他人背了黑锅的替罪羊，在被利用之后成为了误导公众和转移视线的障眼物。
在熊彼特的经济史价值谱系里，企业家是世界的英雄。然而在中国，商业在社会习惯的压力下仰人鼻息，并未获得真正的主动。在这样的氛围下，经商就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仇富心理是导致大众面对企业家时情绪偏于非理性的重要因素。
《孟子·滕文公上》有记载，“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曹丕《上留田》则如此诠释贫富差距，“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可见，2000多年前，国人就种下了“为富不仁”的文化种子。直到今天，这种顽固的社会情绪仍然存在。
改革开放后，创富成为社会发展脉络的一条主线，被边缘化的商人逐渐在社会主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进入中国的社会结构分野。被压抑的创富潜力的释放催生出更多的富裕群体。
稀释2000多年的仇富文化需要时间，这是企业家阶层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要承担的阶段性代价。此外，某些企业家获得财富的方式，以及获得财富后延伸出的种种炫富行为，导致“富人不仁”这种文化偏见去妖魔化的过程一波三折。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名为《可怜的过剩》的文章，文中指出：“这些人建造奢华俗气的仿白宫办公室、仿洛可可式别墅；在郊区建造别墅却不敢打开豪华吊灯（因为担心会导致穷困的邻居家里跳闸）；他们的妻子忍受着丈夫的无数情人，倍感孤独，只能以养昂贵的宠物、上庙烧香和多生孩子打发生命；他们往最昂贵的葡萄酒里倒雪碧，像喝水一样地咕嘟嘟往下灌，吃的是煎鳗鱼、焖海藻和炖蚝充分享受着穷奢极欲的每一分钟。”
与某些富人的挥霍和攀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数人还在“国富民不富”的大环境下挣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在诱发社会对富人的集体讨伐。通货膨胀率上升，物价持续上涨，人们手中的钱不值钱了，愤怒的人们自然要寻找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于是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富人们便首当其冲。
2009年10月15日，在美国新奥尔良一次集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差点被一个9岁的小男孩问倒。四年级小学生泰伦·斯科特问奥巴马：“我必须要问你，人们为什么会讨厌你呢？”见奥巴马一时陷入尴尬，小男孩又追加了一句：“他们应该喜欢你才对呀！”大多数人只记住了第一句，轻而易举地把第二句忽略了。面对企业家，尤其是当他在社会舆论中以存在污点的形象出现时，大众情绪出奇地一致。
硬币旋转起来，总会出现忽明忽暗的两面。当某些扭曲的创富途径和不正当的炫富方式成为以偏概全的企业家群体形象的证据，大部分优秀企业家的创富信仰可能会在瞬间被践踏得面目全非，而大众的价值判断也会追随忽左忽右的事实左右摇摆。欲使大众的情绪保持理性，企业及企业家就需要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为自己正名。此外，企业和企业家更需要具备良好的舆商，以便能从容化解由非理性的大众情绪引发的舆论伤害。“以危化危”模式的普遍性
360与腾讯之战，最终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出面调停，两家企业被通报批评，向社会公开道歉这样的结果而宣告结束。
360与腾讯的危机处理方式并未遵循常规，而是通过“以危化危”解决了两者之间的危机。“以危化危”法，即通过制造新危机达到解决旧危机的效果，以实现危机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