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香港作家、摄影师、自由撰稿人，曾任书店店长及杂志编辑。1975年生于广东，1997年移居香港，后曾旅居北京五年。创作涉猎散文、小说、戏剧、评论等范畴。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创世纪诗刊50周年诗歌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香港文学双年奖等奖项。出版诗集《永夜》、《波希米亚行路谣》、《苦天使》、《少年游》等，小说集《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摄影集《孤独的中国》、《我属猫》等，批评合集《波希米亚中国》。
我觉得中国人现在亟须树立一种“非功利性的信仰”。就是说，我去做一件事情，不一定会得到实在的好处，但是我还是要去做。
这样一种非功利性的，也可说是对“理想主义”的信仰。比如，基督教徒在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还是坚持信教，那才是真正的信仰；而不是说当我信了教，我可以得到金钱财宝。
另外，基督教不许诺你在现世能得到幸福，这是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的： 一方面，你可以觉得它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精神鸦片”；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要求你即使没有好的收益的时候，还去坚持你的信念。
所以，我希望同胞们起码有一种对精神的信仰——即除了物质享受以外，还要有精神的追求。
至于建立信仰的手段，可以有很多。不一定是通过宗教，也可以通过艺术、哲学，总之是你用心去做好一件事情，端正你的生活态度，不要老是存着“心眼”。
我经常碰到的一种心态是： 人人都想不劳而获。因此，他们总是骗人或者被骗。所谓“人心不古”，就是这样子。
但这也不能怪这些人，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是： 你踏踏实实劳动，你得到的收获反而是很少的，甚至是得不到收获。
——廖伟棠
廖伟棠的淡定
在香港，若不是心怀信仰，大抵是干不了文人这一行的。做得了文人的人，读书多自然不在话下，然为书“毒害”日久，萌生理想主义的“恶之花”，不把好脑筋用在买楼炒股做生意上，却追求某某价值云云。在香港，你要做文人，又要很有钱，似乎只有一条路可循： 去大学当教授。香港的大学教授平均工资竟高达每月十二万港币！但是，香港哪里有那么多的大学和那么多的大学教授职位供应呢？即便有职位供应，香港是一个开放社会，大学招聘，必向全世界发出邀请，工资高吸引人，于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全世界各名校之博士生云集香港，哪里还轮得到香港本地这些文人呢？
在香港做文人，大不了写写专栏、出出着作、拿拿补助，过一个中产的生活而已。你的付出和你的所得，全不成比例。我的一位师长经常跟我说：“我要是花心思赚钱，早成亿万富翁了。”读书人做成如此寒酸，使我不禁想起辛弃疾的《西江月》：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 去！
人在失落的时候，无论心智多么坚强，终归是会萌生“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的“咒骂”的。无奈没人可做知己，只能和一棵松树“交心”，还不荒凉又荒唐吗？
幸而我所结识的香港文人，每一个都称得上乐观积极。有的光景，在我们内地人看来，甚觉“凄楚”，可香港人习以为常。比如在香港书展上，我见到的主讲人，无论多么名声显赫，十之八九都是背着背包形单影只前来讲堂的，完全不像内地某作协、文联的“文官”，前呼后拥、车接车送、盛宴款待。董启章的阅读分享会，他提早了半小时到，来太早了，我便上前自我介绍，跟他聊天，在会场外的人群里“独处”了二十分钟，丝毫没有别扭。这一点，我猜想内地做惯了“大爷”的文人，来到香港恐怕是不太适应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香港文人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是反而“简单”。这里的“简单”，不作容易解，而是单纯之意。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若还义无反顾地选择做个文人，便不会掺杂一些与文化无关的观念。也因此，我深深同意北岛的话：“只有在香港做一个诗人，才是真真正正的诗人。”
被我约来谈论“信仰”话题的廖伟棠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说：
因为你在国内做一个诗人，你会得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附加值，比如说，可能可以当个文联主席什么的，或者得个什么官方的奖，什么鲁迅文学奖啊之类，你得了那个奖，你在地方上会一帆风顺。另外，假如你不接受官方的招安，你也可以受一些商业的招安，照样会有很多收益。但在香港，不存在这些东西，你只能踏踏实实地写你的东西。
香港诗人陈智德说：“我觉得我选择了这个身份，选择了写诗，换来的当然包含了一种满足感，何况我真心相信它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它亦会给我带来寂寞、非常低的经济回报。到现在这一刻，我仍然接受，且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搞文化的，是不会，也不应该发达的，不像搞金融、搞地产的。我不会羡慕别人，我觉得我现在的情况是应该的，心甘情愿。我不觉得自己很惨、很卑下，不会！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且还会继续下去。”
20世纪70年代中，廖伟棠出生在广东西部农村新兴县，直至13岁时才搬迁到珠海。1997年，他才申请到香港身份证。在广东的日子，廖伟棠的生活安逸。
前不久，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专访里说，他在珠海的电视台工作时，每天就是坐在办公室中看书看电视，有时候还抱着一堆光碟待一整天——我想，这是很多内地读者（包括我自己）共有的经历。然而，到了香港以后，日子不再如此闲适，他才渐渐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可是，廖伟棠的性格，仿佛是“穷且益坚”，在苦涩中他反而回味出了甘甜。他对“南都”记者言道：
来了香港后我就认识了黄灿然，还有王敏，也都是从内地来香港的诗人，他们给我很多人生的建议。在珠海是很安逸的环境，写作由阅读而来，全是间接的经验，书斋气。来了香港，香港现实的强大让你躲无可躲，它无时无刻不发生在你身上。越来越多现实的东西被写进诗歌，我也蛮高兴的，觉得我的诗开阔了很多。黄灿然他们看到，也觉得我进步了。可以说，到香港后我的写作有进步，就冲这一点，我觉得留在香港是对的。
我认定了我要靠写作来谋生，我就要什么文章都能写，我把自己放得很开，时评、乐评、剧评、影评，什么评论我都可以写，只有这样才能够靠写作为生。叶芝死了后，奥登写了一首诗纪念他：“爱尔兰把你刺伤成诗。”我很欢迎有什么东西把我刺伤成诗。中国的现实，让它去作用在我身上，看有什么化学作用产生出来，这些都会变成我的诗、我的文章。（见《南方都市报》，2010年9月13日，《廖伟棠： 欢迎把我刺伤成诗》，作者： 陈晓勤。）
廖伟棠的淡定，就是这种典型香港文人的淡定。他如果不选择走上文人这条路，生活可以很“好”；只不过，他走上了文人这条路，生活于是变得更“好”了。“南都”记者问廖伟棠：“如果你没有离开故土的话，你觉得你会变成怎样的人？”他说：
很有可能变成了“二世祖”。我那个村子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爸爸在香港赚钱，他们就在家里赌博、吸毒，这些都是我们村子流行的事。所以，我也有可能会变成这种人，但以我的性格可能不会变成那样的人，或许会变成县里文化馆的一个小馆员，在图书馆编编县志等。我会变成一个乡村知识分子。
香港的吸引力就在这里，即便你的生活辛苦，然而，她的开放、包容、自由，会使你愿意做这笔交易。来到香港以后，廖伟棠在电视台打过工，在摄影楼打过工，在书店做过店员；后来，又与朋友合开“东岸书店”。但是这些工作他都做不长，最终的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写作，选择笔耕，播种、发芽、开花、结果——硕果。
试想，假如廖伟棠真的没有走出农村，没有来到香港，那么，就不会有香港青年文学奖诗歌、散文双冠军；就不会有香港中文文学奖散文、诗歌、小说三得奖；也就不会有1999年台湾最大的文学奖“时报文学奖”和2000年“联合报文学奖”大满贯得主廖伟棠了——对香港乃至华人文学圈来说，岂不可惜？
某日与几位老友在杭州一起“饭醉”。聊着聊着，不知何故跑题到廖伟棠的诗。《南方周末》的记者吕明合兄即兴给我们背诵起廖伟棠的《仁波切——写给颜峻》来。诗曰：
我们都是仁波切，人中之宝。/夜行路上我突然高呼你的名字，/不知是否有人回头。/夜枭、夜雪山、夜雾浮起了青空，/夜里的夏河隐隐吟唱起来，/我不知其所从来、所以去，/路上犹闻： 千古朗声笑。/急车灯也静，照亮细雪般人人，/与我们平衡的，是僧房千间，/幽秘的精神却捻亮了雪中火苗。/我伸手虚空中一探，/路尘中竟然也有狮子吼。/可惜你已经不喝酒、不杀生，/爱你的人只能做一个快活梦。/做也徒然，虽然我们都是仁波切，/不喝酒我可不能为你认证。
我听着听着，身上无法克制地汗毛尽立。我好爱这首诗！因为——廖伟棠并没有虚伪的谦虚。
■ 信仰≠宗教信仰 ■
许： 你觉得什么是信仰呢？跟宗教信仰是一回事儿吗？
廖： 我觉得信仰应该大于宗教信仰吧。其实，信仰就是你对某一种理念可以为之付出很多努力，甚至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宗教信仰，反而有时候在中国会变成一种功利性的东西。真正属于内心深处的信仰是能提升自我的，而且是一种不计得失的东西，不是说你去信它你就能得到好处。甚至，真正的信仰可能还会给你带来“坏处”，可能会使你受到不好的待遇，但是你还是信它，那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又或者，应该是一些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东西，才叫信仰。
许： 香港人中有没有这样的信仰？
廖： 往小里说，在香港，坚持写作的人就是有这样信仰的人。因为在香港，写作几乎不能带给你任何的好处。往大里说，在香港有一些追求民主价值的人；或者说，为了中国的未来去奋斗的人，这些人，我觉得就是具备这样的信仰的人。
许： 在香港做文化的话，基本上会很穷，是吗？
廖： 穷也不会，只是说如果你把这些脑筋拿去做别的事情，你肯定会赚更多钱就是了。香港有一点好处是，社会的整个规则还是比较完备的。比如说你在香港做艺术、做文化，你肯定不会饿死。但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放弃了、离开了呢？因为他们所花的精力，如果用在做生意上，他们会赚更多，也轻松得多，不会这么累、这么苦。这其实也是我们说的信仰问题，你选择信它，你就预备了为它做牺牲。而且慢慢的，牺牲变成了一种“乐趣”，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这样子。你要是现在给我一千万，让我养尊处优地去写作，我可能写不出来东西。
许： 在香港做文化人会像“隐形人”一样？
廖： 不能这么说。这些年算好了，香港的年轻艺术爱好者多了，可能跟经济危机有关。以前在香港，只有有钱有势的人会受到崇拜，会成为别人的偶像；现在多了一些文化人成为别人的偶像。但其实香港文化人对这已经挺习惯了，宠辱不惊。你看梁文道就会知道，是这样子的。其实这是一个好事，这样能够令你更专心地写你的文章，你是用你的文章来立命的，而不是你的名气、知名度。内地文化人很容易被那种虚荣、那种媒体的光环冲垮。
许： 在香港，有信仰的人要做这么大的牺牲，那么，信仰是不是变成了一种带有“英雄主义”的东西？
廖： 也不是英雄主义。不是刻意要去牺牲的，只是客观上有这样的结果罢了。做文人，当你去到一个贵族的地位，或者一个富翁的位置，你再去写，它已经变味了，你的位置决定了你再也不能写出那种东西了。
许： 很多人批评中国人缺乏信仰，说中国人见庙就拜，什么都信等于什么都不信，为的只是给自己求好处，充满功利心，你是怎么看这种观点的？
廖：“见庙就拜”是一种尊敬。有人说这是一种功利心，我觉得不是，这是一种仁慈，是对一个民族曾经寄托过的一个价值观的一种尊重，我还是从正面去理解这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在村子里走，遇到一个土地庙，会停下来拜一拜（甚至我都有这个习惯，我见到如来佛不会拜，那种大佛我不会拜，但是我见到土地庙我会拜）。我觉得这是一种对普通的、在你身边的价值观的尊敬。另外比如说，南方（尤其像香港岛上）有很多渔民，渔民的习惯我也很喜欢，他们纪念“天后诞”，会搭台唱戏。天后诞辰，大约是中秋左右，他们每年都会搭个大戏台，用竹子搭一个篷，然后请人来唱戏，一唱三四天，甚至是五天五夜的大戏。村民，以及其他地方来的人都会去看——这是港式的“庙会”。然后呢，一个社区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某一程度的凝聚，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我蛮喜欢的。而且，有一个村子的人，他们会在海边，向着大海搭一个戏台，唱给人听也唱给神听，非常浪漫的。令我想起我小时候的经验，就像鲁迅说的他看社戏，小孩子在那几天就像做梦一样，你完全是脱离了你的现实生活，感觉不到你生活在现代的香港，这么一个摩登大都市，你感觉你又回到了那个渔民传统里去了。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在平时，对一个无形之物的尊敬，跟你别有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寺庙里的财神爷往往比释迦牟尼香火更盛，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 充满反思的“信仰史” ■
许： 能否介绍一下你个人的“信仰史”？
廖： 我很小的时候，就通过一个香港的亲戚得到了《圣经》，当然是那种普及本。于是，我就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到了我中学的时候，我得到了一本“和合本”《圣经》，从那以后我就入迷了，主要是被它的语言迷住了，不是说真的信这些善恶报应啊、创世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本很伟大的“文学着作”，我把它当文学来看。在《圣经》中我发现了很多东西，比如在《约伯记》里边，我找到很多与我喜欢的存在主义的相通之处。于是，我又去找很多当代人写的神学书看。这时候，我就变成从哲学的角度去看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所以，我由始至终没有像是一个宗教信仰者那样去信奉某一个宗教。
但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比如说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在街头碰到有些教派的传教者，他们跟我聊天，我也跟他们聊，我也不躲他们，还让他们送一门他们的经书给我看。跟他们一聊天，我就发现对这个教派的很多东西，他们还没我了解得多。有时候我跟香港的朋友聊天，他们也是学神学的，跟他们一聊我也发现，他们对神学的认识或者反思，还未必有我多。也许他们看过比我更多的神学书，但由于他们是基督徒，反而制约了他们反思的空间。我十九岁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论里尔克后期诗作里的宗教观》，这篇文章在我来香港以后，被“道风山基督教研究中心”发表在他们的网站上，这篇文章也被很多基督教的网站转载，他们都不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
许： 这是否跟你所受的教育有关？
廖： 其实我的情况跟教育倒是没有关系的。原来在内地的教育底下，我反而挺像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中学的时候就把《圣经》读了，也看过很多跟宗教有关的书，比如说伊斯兰教的。当时对宗教很感兴趣，基督教看得最多。但是为什么我最终没有宗教信仰呢？这是由于我后来的一个认识的转变——我慢慢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连政府都不信，更何况“神”？但是，同时你又可以说我是一个很有信仰的人，我除了不信天堂，不信一个具体的“神”以外，我信很多东西，人类的很多价值我相信。
其实从对基督教的同情，转向对新左派、对无政府主义的同情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不平等感到不满，我就是这样。过去我也看过很多南美的“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就是这样，他们原来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后来发现要用他们信奉的基督在世界上实行公益，推行到整个南美洲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打游击战。所以，很多神父去参加游击队，这就是宗教和左翼的结合。我所信奉的左翼其实和梁文道是比较接近的，是跟国内的这种新、旧左派都不太一样的，是有深刻的反思的左翼，尤其是对自身有反思。就比如说，国内的新左派也反思很多东西： 反思自由主义做错事什么的、反思一些主流的价值，但它缺乏对自身的反思。如果对自身的反思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自然会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否定了左翼的很多乌托邦的想法，反而变得更踏实。无政府主义的那种虚无和悲观，反而令他们的思想变得踏实，而不是乐观所导致的那种乌托邦。
许： 你觉得我们中国人过去的信仰是什么？所谓“过去”，以1949年为界。
廖： 我觉得没有太大变化。1949年对中国人的信仰来讲，只是换了一个样子而已，还是对一个能力远远超于你的人的信奉。比如说原来是对一个虚无缥缈的神，后来是对一个统治者的信奉。
许：“文革”没有造成对一些民间信仰的破坏吗？
廖： 原来我也曾经觉得中国人的民间信仰被破坏了，但是你看看这十年来，你会发现那种东西已经深入到最底层的人民的心中。当他们需要一根救命稻草的时候，这根救命稻草，在“文革”过去了以后，它又浮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文革”破坏的信仰是“最大的信仰”，是对理想主义价值信奉的破坏，而不是对实际的宗教信仰的破坏。在“文革”过后，其实人们还残余着一些对人性的信仰；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那种下海的热潮其实是另一次对信仰的破坏。两种对信仰的破坏以后，人们的信仰就只能够保住宗教信仰了，而且是最低级、最实用的，财神、土地这一类的信仰。底层民众的思路是： 哪个能救他，他就去抓哪个。
许： 以前的那种对理想主义的破坏，造成现代人特别虚无，老一辈经过理想主义的人会告诉年轻人：“你们搞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搞过了，你们再搞，结果就是我那样，所以你们还是不要去理想主义了。”
廖： 打击最大的就是“文革”，它把很多价值观都颠覆了： 你诚实、你说真话，你会遭到坏的报应，这就是彻底把一个价值观（包括普通宗教里的价值观）都颠覆了。这时候你怎么办？好不容易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种正常的价值观又回来了，好不容易巩固了十年，一下子又被推翻了。几次三番下来，剩下来还在信仰理想主义的，或者信仰那种最朴素、最真诚价值观的人，就越来越少。大家都认为： 做好事反而得了坏报，做坏事反而能赚钱升官。但是那种宗教信仰呢，它不会受这些影响，反而，你的生存境遇越糟糕就越需要，老百姓需要这种东西。
许： 所以到现在，你觉得中国人还信仰什么东西？
廖： 你可以通过一切手段来达到你的目的，手段不重要，目的决定论。最后，大家只根据胜利与否来评判你，这是最可怕的。
许： 香港人平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呢？
廖： 香港人的信仰很朴素，跟广东、福建差不多，基本上就是“家神”的崇拜，主要拜的是祖宗；其次才会拜那些中国传统宗教里的神。可能因为广东人比较实在吧，觉得能保佑自己的，会眷顾你的，首先是你的祖先。广东的土地神挺多的，这点跟日本挺像，日本也是强调信奉你身边的神。日本有很多神，各种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神，是一个原始的泛神论思想。但是，日本人同时也信奉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
许： 你在香港住了这么久，在北京也住了这么久，就你的观察，你身边的朋友，在信仰上有什么不同吗？有什么具体的表现？
廖： 香港人的话，他们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我蛮欣赏的，他们蛮随和的，也不会说强迫哪个节日就要怎么样去做，大家比较随意。比如说像我家，我爸爸他是一个准基督徒，他会挂十字架在他的卧室，他不做礼拜，也没有受过洗礼，在信和不信之间他倾向于信，因为他也是喜欢读《圣经》的人，比较之下觉得基督教比较合他的胃口，但他也不是认为信奉了就真的会得救的那种人；我母亲是那种传统的广州妇女，每月初一、十五她会很虔诚、很准时地给家里的祖先牌位上香，但平时呢，她也不会念佛什么的。
■ 北京，一个扭曲梦想的地方 ■
许： 那在北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呢？
廖： 在北京看不到，看不到宗教信仰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朋友中，最早是没有一个人有宗教信仰的；但是，这几年很多人都信藏传佛教了，有的是因为流行、有的是很认真的。好多人是去了西藏以后就被感染了，而且觉得像西藏人那样有一个很虔诚的信仰，可能会活得意义大一点，就不会觉得活着是那么虚无的。但是“泛泛的信仰”是有的，我最认同的是对文学、艺术的信仰，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那种信仰，就是“为了文学我可以去舍弃别的东西”，这样的人在北京其实也有不少。他们绝对是有信仰的，他们能够抵得住别的东西的诱惑。
许： 如此说来北京还是可以的。
廖： 在北京还好一些，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堕落的是那些二线城市、一些省会城市，最可怕。比二线城市再小一点呢，反而又会碰到有一些很坚持自己信仰的人，虽然他们有很多很“傻”的地方，很多盲点，但是你不能否认他们那种虔诚，很令人感动。比如说，前两年顾长卫那部电影《立春》，讲的就是小镇青年对艺术的信仰，虽然他们很傻很盲目，对艺术的创意也不多，但你不能否定，他们对艺术的信仰、那种纯粹，跟一个大艺术家对艺术的信仰是别无二致的。
许： 有很多人觉得香港是一个信仰多元的地方，你觉得这个信仰多元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廖： 香港的外地佣工当中： 菲律宾人是信天主教的，印尼人是信伊斯兰教的，尼泊尔人是信佛教的，但他们和平共处。而且，我听过不少故事，比如说一个巴基斯坦人跟一个菲律宾女佣恋爱啊，或者说一个印尼女佣和一个尼泊尔男的结婚啊……非常有意思。但是，当然在汉族人来说，就没有刻意强调这个差异，也没有刻意强调融合。还有比如说，香港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香港的教会啊，有时候可以变成一个社交场所，很多人都是通过教会去认识自己的另一半的。如果你是一个教徒的话，你在教会里认识一个人，你会觉得他比没信仰的人更可信一点；另外，在教会里也有一种无形的制约，因为你毕竟是在一个这么神圣的场所认识的，大家对爱情会更尊重一点吧。所以，很多老老实实的香港人，会选择在教会认识自己未来的配偶。
许： 你在与陈冠中、颜峻合写的《波西米亚中国》里，写一个叫朝伟的香港朋友的故事。他是怎么去北京的，他去北京是为了什么，为了追随艺术信仰吗？
廖： 对，他是被我“骗”去的，绝对是为了追随艺术信仰。他是一个画家，也不是名人。我去了北京大半年以后呢，他也来了。当时在北京有一个前卫艺术的进修班，是一个北京艺术家开的，他报了名；反正我在北京租了房子，他就来蹭我房子住，无所谓的，于是他就来了。他来读完这个班以后想留在北京，结果有点惨，他只能去做平面设计；因为在北京，你要做一个艺术家难度是很大的，太多人竞争了，尤其是你不懂得那些社交啊、潜规则啊的时候，你光凭自己的作品，很难冒出来。所以，慢慢地他就变成了一个平面设计师，在北京做广告公司。我很痛心，我想，既然这样的话，那又何必来北京呢？可能在香港做同样的事，能赚更多钱——这就是北京的吊诡之处。很多人抱着梦想来北京，最后北京把你的梦想扭曲了。你清醒也好，不清醒也好，你慢慢也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就是你只能按照北京的规则生存下去。我之所以离开北京，也是想避开这一点。因为我要继续在北京待下去，我也要无形中被很多明规则、潜规则影响；反而回了香港，很多东西会明了很多。
我回来以后，朝伟还在北京待了一年，然后也回来香港。他回来香港以后，命运很捉弄他，他又认识了一个北京的朋友，于是他又要不断地去北京，现在他又去北京长住了。但他有一点很好，他是一个很闲云野鹤的人，穷也能生存，富也能生存，贫富都不能改变他。他回香港的时候，在一个广告公司做过艺术总监，也算是工资蛮高的。但后来做得不爽，又辞掉了。辞掉了以后他就一直做零活，每个月收入几千块钱，勉强过着日子，他也觉得很快乐。他倒是在这一点上，变得很有波西米亚精神了。
许： 他一开始去北京的时候会兴奋吗？会带着很多梦想吗？
廖： 当然了。我觉得香港人到北京都会兴奋，尤其香港的艺术家、文化人。因为在那里，你会觉得一切是那么丰富，一切都有可能性；并且，大家至少表面上会对你比较尊重，因为你是艺术家，虽然在北京很多艺术家也很穷，但是大家对艺术的态度还是更好奇一些。在香港，所有人对艺术家都是不闻不问，也不笑话你，也不赞美你，最惨的是，没有人愿意去理解你；然而在北京，有一些人会尝试着去理解你。
■ 作为“无神论者”的信仰 ■
许：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告诉人们“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讲“有所畏惧，免遭天谴”的。说到“遭天谴”，我突然想起，前不久广东肇庆出了个政府文件，说要把关公像从室外搬到室内，并警告执行者“逾期必遭天谴人责”。在中国，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接受“无神论”的教育，突然听到一句“必遭天谴人责”，觉得实在可笑。
廖： 我觉得那篇公文写得很好啊，写得有节有度，有古文的造诣在里面，又有写出愤怒来，其实它说的是对的，反映了一种权贵对宗教的利用。这本身是一次很绝望的行动，因为那个受他恐吓的人，绝对不会当真，他绝对不会觉得自己就会“遭天谴”；所以我说，写这篇公文的人还挺“可爱”的。
许： 内地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做“无神论者”，所以很难对“神”建立崇拜或信仰。但是呢，人没有信仰的话，心里又会缺失，于是往往就会找一些替代品。这个替代品，这两年我发现就是一些“拜×教”开始出来了。
廖： 出来很多“半仙”，没有真的神仙的时候，就会出来很多半仙，像是张悟本、李一。这跟物质享受达到了极致、泛滥都有关系，然后人就害怕失去这一切。最直接的令你失去这一切的就是生命的完结，于是大家就“惜命”，很重视自己的生命。当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多的时候，一点点小小的既得利益你都不舍得失去，那你就会去信奉这些能帮你“保住现在”的人。因此，往往这些“半仙”的信徒，很多都是很有钱的人，有钱有权的人，因为他们怕失去他们现在所有的一切。
许： 香港的“风水”和“养生”也挺兴盛的。
廖： 风水很兴盛，养生不太兴盛。相对而言，香港人还是比较理性，见的世面广，社会透明度大——你在香港要骗人是很难的，一个骗子很快就会曝光在传媒镜头下面。社会透明度大了，就避免了很多东西向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很多坏东西会出现，但是可能在源头上就被掐住了。我觉得内地人有时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内地人本来就很“跟风”，以集体的名义做傻事。看大家都这么做肯定没错，我也这么做就行，觉得就算错了，就算吃亏，有这么多人跟我一起吃亏，也不觉得自己特别倒霉。
许： 就像“吃绿豆”这件事——香港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廖： 好像真没出现过。
许： 你觉得如果李一出现在香港，会是什么光景？
廖： 看他做得怎么样，如果他包装得很好，他还是能够保住一批“信徒”的，尤其香港现在有很多从内地来的有钱人，本身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又有钱，这些人最容易信。
许： 这几年中国基督教徒人数激增，我发现有很多学者，他们也很信基督教，甚至在提倡信基督教。他们甚至有一种说法，说“基督教可以救中国”，这怎么理解呢？
廖：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都是些很优秀的人。“基督教可以救中国”我是不信的，但是他们的信仰我是理解的。在这种“礼崩乐坏”的时代，他们需要一个东西来对抗巨大的虚无主义。并且基督教有一套现成的话语，这套话语稍微一改变，就很可以变成对抗现在中国的虚无和堕落最好用的一套话语。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支持他们宣扬基督教义，去拉拢更多的人信基督教——总比去信那些赤裸裸的钱和权要好得多。
基督教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牺牲精神，中国现在是没有牺牲精神的，大家都不愿意牺牲自己丁点小的利益，都害怕吃亏。包括藏传佛教也是强调牺牲精神的，所以也有很多知识分子会信。而且，基督教和藏传佛教相对于大众的佛教和一些民间信仰来说，它的哲学深度还是大得多。它的哲学深度一大起来之后，其“可解释面”也广起来，能够套到中国的很多问题上去使用。我自己也接触过底层的基督教。我去山西采访，比如说在一个煤矿里，工人们自己盖了一个教堂，政府拆了三次，拆完又盖、拆完又盖，聚满了人。为什么他们这么“顽固”？因为对他们来说，教堂是他们可以接触哲学、诗歌、音乐唯一的地方，甚至神父会帮他们治一点小病。这些东西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提供的，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提供不了，就只能通过宗教去得到。
许： 我听到一种逻辑说，西方从集权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再走向民主社会，都有一个基督教文化做背景；因此，有的人会认为普及基督教有助于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你怎么看？
廖： 这个我认为不是一个必然的推理。比如日本，它就没有经过基督教啊，但没有阻碍它走向公民社会。香港也是，虽算不上民主社会，但是一个公民社会。而且在香港，虽然很多人读基督教学校出身，或者说很多人会去教会，但你要说他们是不是那种虔诚的信徒呢，大多数绝对不是，这个是“无可依赖中的依赖”而已。如果能有别的东西，比如说健全的法制，或者一种普及的民主意识，这比依赖基督教要实在很多。
【采访时间】2010年10月21日
【采访地点】香港东涌廖伟棠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