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差异文化政治
科内尔·韦斯特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批评家和艺术家的感性和世界观发生了重要变化。事实上，我要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宣布，与一种新的差异政治相关的一种新的文化工作者正在形成。这些新的思想意识形式提出了关于艺术家和批评家使命的新观念，企图破坏学术界、博物馆、大众媒体和艺术馆网络现行的学科分工，同时保留对全球村中无处不在的文化商品化的批判模式。新的差异文化政治的显著特点是以多样性、多元性和异质性之名抛弃单一和同质；依据具体、特别和特殊拒斥抽象、一般和普遍；通过突出偶然性、临时性、可变性、试验性、转换性和变化性实行历史化、语境化和多元化。自不必言，这些姿态在批评史或艺术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使这些姿态——及它们生产的文化政治——新奇的，是差异的构成和构成差异的种种因素，它在再现中被赋予的价值和引力，以及诸如种族灭绝、帝国、阶级、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民族、自然和地区等重要问题在这个历史关头与前此一些文化批判形式断裂和分裂的方式。坦言之，新的差异文化政治包含着对我们所处时刻的确切现状的反应——尤其是边缘化了的第一世界媒体，它们躲避堕落的自我再现，取而代之的是依据高度商品化的北大西洋资本主义文化造成的当代恐怖、焦虑和惧怕(以及越来越严重的针对有色人、犹太人、妇女、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老年人的恐外症)而表达的历史流动感。正在消解的、然而却仍然顽固的第二世界前文化(以及对残存的霸权党派的追随者的越来越多的民族叛逆)，被国际通讯联合企业所窒息的、被后殖民精英所压制的(如埃塞俄比亚有时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压制)、或在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基金的严酷政策下饥饿致死以致臣服于北美(如智利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全球大多数居民的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在这个新的文化领域里找到了生机勃勃的分析领域。
这种新的差异文化政治既不简单是抵制主流包容性的对抗力量，也不是先锋意义上的为震惊传统资产阶级观众的僭越。相反，它们是天才的(往往是特权的)文化促进者的独特表达，这些人想要与被非道德化的、被遣散的、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和被开除组织的人们站在一起，以便获得权力，促进社会活动，而如果可能，也为发展自由、民主和个性而招募集体造反的力量。这一视角迫使这些文化批评家和艺术家揭示他们直接的工作语境(如学术界、博物馆、艺术馆、大众媒体等)中内部权力的运作，将其作为其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个策略也把他们置于一种难以逃避的双重束缚之中——在把他们的活动与对这些机构进行基本的、结构的革新相联系的同时，他们往往又在财经上依赖这些机构(而“独立”的创造也就到此为止了)。对这些文化批评家来说，他们的姿态既是进步的，同时又是与这些机构共谋的。然而，在没有来自这些机构外部的社会运动或政治压力(如近来开展的“国会外”和“大纲外”等社会运动)的情况下，改造就将变成单纯的适应和纯粹的停滞，而这种“共谋的进步”的作用——不管人们所用的颠覆性词语多么激烈——都更加难以表述。在这个意义上，在不发生某种文明危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艺术的突破或社会进步的，这样一种危机往往是由组织或集体生发的，这些组织或集体说服普通人拿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去冒险。当然，不能保证这样的压力会产生人们欲想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丝毫压力的话，维持现状或倒退便是肯定无疑的了。
这种新的差异文化政治面对三种基本挑战——知识的、生存的和政治的挑战。知识的挑战——近来往往以方法上的论争为形式，而在这些形式中，经院的表达形式垄断了知识生活——在于如何根据历史、文化和社会思考再现实践。今天人们如何理解、分析和实施这些实践？要充分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首先与前人的洞见和盲视达成一致，根据不同历史、文化和社会中演进的危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将简要勾勒一幅谱系图——历史地追溯其偶然缘起和往往是不光彩的结果，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典型的批评回应。
知识的挑战
欧洲时代留下的模糊遗产是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恰当的出发点。1492年至1954年间，欧洲在海洋运输、农业生产、国家建设、政府机构、工业化、城市化和帝国统治等方面的突破，建构了现代世界的构架。个人尊严(个性)或机构对民众的责任感(民主)等宝贵的理想传遍了世界各地。对不合法权威的有力批判——抵制罗马天主教的新教改良运动，抵制国教的启蒙运动，抵制极权国家和封建行会统治的自由主义运动，抵制管理臣属的工人们，抵制白人和非犹太人至上论的有色人和犹太人，抵制恐惧同性恋的律法的男女同性恋者——都是由在欧洲时代的熔炉里冶炼过的这些宝贵理想激发和激化的。然而，崇高的措辞与生活现实、闪光的原则与实际习俗之间的鸿沟却愈趋明显。
到欧洲时代的最后一个世纪——欧洲对全球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在本质上没有遇到抵制和挑战的最后一个时期——一个新的世界似乎在蠕动。在作为欧洲主要强国的英国的巅峰时期，其代表性的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在《写自查尔特勒修道院的诗节》中痛心地谈到，他好像“在两个世界间徘徊，一个已经死亡，另一个软弱无能，等待着出生”。顺从谨慎的改良和对无政府的恐惧的伯克式感性，阿诺德承认，曾经不牢固地、往往不成功地把衰弱的各个欧洲政权黏附在一起的旧的胶质——即宗教，在19世纪中叶已经失去了效力。与法国的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一样，阿诺德看到，当时的民主情绪将形成未来的浪潮。所以，他提出一种新的文化观念——一种世俗的、人文的文化观念，这个观念在巩固和稳定一个正在出现的资产阶级公民社会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将起到集成的作用。他对衰亡的贵族所固守的物质主义、对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庸俗市侩、对工人阶级大多数潜在的爆炸力的著名抨击，都出自这样一种欲望，即在19世纪欧洲急剧变化的时刻创造新型的文化合法化、文化权威和文化秩序。
我的谱系学的第二个历史坐标是美国作为世界强权的出现(用安德烈·马尔罗的话说，美国是没费吹灰之力便成为强权的第一个国家)。美国并未打算占据世界强权的地位。然而，随着斯大林俄国的复兴(在损失了两千万人的生命之后)，美国迫切地感到要在全球显示其威力的重要性。而后，随着马歇尔振兴欧洲计划的出台，美国似乎显然无法逃脱承担世界强权的义务了。
当被同化的美国犹太人进入了高层次的文化机制(学术界、博物馆、艺术馆、大众媒体等)时，美国经受了第一次沉重打击。利奥奈尔·特里林就是一个象征性人物。这位进入美国文化排外机构的反犹太主义和父权制批评话语的犹太人开创了缓慢但却稳固发展的破解美国男性特权阶层的文化霸权和同质性的运动。特里林把马修·阿诺德的策略用于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目的——据此在拆解旧的美国男性特权的审查制度的同时，围绕复杂性、困难、多样性和变化等价值的冷战和反共表达建立了一个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自由学术审查制度。特里林著名的文章《论现代文学教学》表达了这种对知识学术化的怀疑。
特里林为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惋惜，即大学教育往往压制和驯化了激进和颠覆性艺术作品，将其变成了“单纯习惯观照的”对象。这个“反社会的社会化、反文化的文化化或颠覆的合法化”过程使特里林进而“提出这样的疑问，在我们的文化中，文学研究是否还是发展和纯化智力的适当工具”？他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诋毁和贬低学术，而是要强调一种阿诺德式文化观念可能遭受的失败，即保留他视之为庸俗和无政府的因素，这两种因素——大众文化和激进政治，对于60年代的学生来说简直易如反掌。
这种威胁部分相关于我的谱系中的第三个历史坐标——第三世界的反殖民化。如果要理解欧洲时代的结束和美国作为世界强权的出现的意义，那就必须认识到这个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性。自某一西方国家被某一非西方国家打败以来——日本打败俄国(1905)，波斯革命(1905)，土耳其革命(1908)，墨西哥革命(1911-1912)，中国革命(1912)，以及后来印度(1947)和中国(1949)的独立，加纳的胜利(1957)——一个抵制殖民化的全球现实已经凸显出来。反殖民运动产生于暴力斗争、意识的提高和身份的重建，同时也使人们重新审视久已腐烂了的欧洲时代的黑暗面(其中，殖民统治代表了“进步”、“秩序”和“文化”的损失)，也要求对美国的经济繁荣进行新的解读(美国的黑色、褐色、黄色、红色、白色人种与女性、男女同性恋者和年长的工人阶级的生活费用与其本国和美国制下的拉丁美洲太平洋周边市场的廉价劳动开支是相同的)。
引发反殖民运动的粗暴野蛮和道德暴行在弗朗茨·法侬的《地球上不幸的人们》(1966)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反殖民运动的初衷是要改变世界的秩序，但显然是一场完全无序的运动……反殖民运动是两股力量的汇聚，这两股力量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而事实上其原创性来自产生于殖民地状况和由殖民地状况所孕育的那种实体化(substantification)。它们的初次相遇以暴力和共同生存为特点——即殖民者对原住民的剥削——是通过震天价响的大炮和刺杀声继续下来的。
法侬的激烈言词描写了英国占领军与北爱尔兰的被殖民者之间、以色列占领军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征服的巴勒斯坦人之间、南非军队与黑人居住区被压迫的南非黑人之间、日本警察与在日本的韩国人之间、俄国军队与被臣服的亚美尼亚人与俄国东部和南部的其他人之间的感情和思想。他的言词也部分使人想起了许多美国黑人对待市中心警察局的态度。换言之，法侬表达了长达一个世纪以来在强权排外的欧洲、美国、俄国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下被贬低和被鄙视、被痛恨和被斥逐、被压迫和被剥削、被边缘化和被非人化的人民的心声。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美国，这些反殖民的感性激发和激化了民权运动、黑人权力运动以及学生反战运动、女性主义运动、老年人、褐色人种、男女同性恋者的运动。在这个时期里，我们目睹了美国男性特权阶层文化同质性的破碎，和短命的自由审查制度的垮台。非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美国土著和美国妇女都融入了文化的批评话语之中，结果产生了激烈的知识论战和不可避免的观念对立，这些论战和对立主要聚焦于美国男性特权阶层文化同质性的排外、沉默和盲目性，以及与之相伴共生的阿诺德式的经典观念。
此外，这些批判促进了影响这个国家知识生活的三个关键过程。第一个是占用战后欧洲理论的过程——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阿多诺、霍克海默)；法国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萨特、阿尔都塞、勒斐弗尔、葛兰西)；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托多洛夫)和后结构主义(德鲁兹、德里达、福柯)的理论。这些多样而各异的理论——都关注欧洲时代结束后激进运动的存活问题——都倾向于把各种离经叛道的欧洲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的左派政治融合在一起，异口同声地回避“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第二个过程是根据白人男性工人、非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拉美裔美国人、男女同性恋者的斗争恢复和修正美国历史。第三个过程是诸如电视、电影、音乐视像甚至体育等大众文化形式对高级文化的影响。风靡全世界的、以黑人为基础的青年嬉皮-霍普(hip-hop)文化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
1973年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性危机，美国生产力的下降，石油输出国组织向北大西洋国家石油生产的垄断发起的挑战，来自日本和德国日益严重的高科技经济的竞争，以及国际债务结构的愈加脆弱，美国进入了自信心逐渐丧失(水门事件更加重了这种自信心的丧失)和几乎是经济紧缩的时期。随着中产阶级生活标准的下降——由于通货膨胀的失控和失业、不充分就业和犯罪率的急剧增长——生活的质量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都下降了，而宗教和世俗的新保守主义则再度猖獗起来。热烈的新民族主义、传统的文化价值与“自由市场”政策的这种融合为里根-布什时代奠定了基础。
当我们与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苏联的和第三世界的反人类罪行以及对人类的贡献达成一致时，欧洲时代的模糊遗产、美国的优越地位和反殖民运动仍然萦绕着我们的后现代时刻。非洲人在新世界的生存困境在这方面是极具教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