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预定要写的一部篇幅庞大的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份草稿。1844年初，马克思在批判地研究法学和国家学的时候，发现需要探讨的题目非常之多，不是一本著作所能包括的。因此，“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1]。按照原定计划，这部著作主要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其中涉及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的关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所专门涉及的范围”[2]。当时马克思政治上的朋友们都盼望他尽快完成这部著作，以便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建立一个“确定的支点”。1845年2月24日，荣克写信对马克思说：在《神圣家族》出版之后，“每个人都十分焦急地盼望着您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的著作。我对您有一点请求：不要再把精力转到其他工作上去；让这样一部著作问世是完全必要的。同宗教的斗争已经完结，而这样的斗争完全可以交给最广大的公众去做了。但是说到政治和政治经济学，那末在这方面还根本缺少一个确定的支点。……您现在应该在全德国面前成为您在您的朋友眼中所已经成为的那种人物。以您的卓越的文采和高度明确的论证，您在这方面一定会获得而且实际上也正在获得成就并成为一等星”[3]。
虽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是一部经过仔细加工、公开发表的完整著作，而是按照作者对有关问题的思想发展所作的记录，带有明显的手稿性质，而且从写作到发表经过了88年的漫长岁月，原稿不免有所缺损，但它却是一部内容丰富、论述深刻的著作。它在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初步阐述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特征，建立了异化劳动的学说，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有着重大意义。
《手稿》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斯密和李嘉图的“启蒙国民经济学”是这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最高阶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4]，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宣扬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统一，用外部的原因来说明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力图永远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把虚构的情况作为理论的出发点，离开了具体的历史事实，不了解经济运动的相互联系和规律，因而“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5]。
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为自己提出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任务，即“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6]。他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深入地研究了使工人陷于贫困并沦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战胜土地所有者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不过是高度发达的私有财产战胜不完全的、不发达的私有财产，私有制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不过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形式。在这个社会里，资本家的利益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敌对的。资本家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商品质量普遍低劣、伪造、假冒、普遍有毒等等，正如在大城市中看到的那样，都是必然的结果”[7]。在这个社会里，资本家和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整个社会分化为两个阶级：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有财产的工厂主的利益同他的工人的利益是敌对的。资本家凭借自己拥有的资本支配和奴役工人。工人被看做劳动的动物，他们得到的工资只能维持最必要的身体需要。他们只能得到劳动产品中最小的部分，就是说，他们得到的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的生存，不是为了繁衍人类而是为了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的压榨下，工人必然陷于贫困的境地，“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8]。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科学的预言。他指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是由经济利益矛盾引起的。阶级矛盾尖锐化必然导致革命，其结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9]。
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里商品货币关系统治一切。资本首先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为了揭示“全部异化与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10]和资本对劳动的支配，马克思在《手稿》中引用了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诗句。
马克思指出，在这个把货币当做万能之物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了货币就有了一切，金钱关系代替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货币的魔力起了颠倒黑白的作用。拥有大量货币的资本家，就是利用货币（资本）的力量雇佣工人，支配工人，剥削工人，把本来是劳动产品的主人变成了劳动产品的奴隶。这样，“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11]。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异化劳动的学说。
异化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相当流行的一个含义广泛而深刻的范畴，主要指主体在发展过程中，转化为与自己相对立并反对自己的异己力量。在黑格尔的哲学著作里，绝对精神异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然后又经过机械性、化学性、有机性三个发展阶段回复到自身。黑格尔的异化思想虽然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但他颠倒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我意识，因而是唯心主义的。与黑格尔不同，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出发研究了异化问题，认为上旁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上帝，但却把上帝当做世界的创造主。他说：“上帝愈是主观，愈是属人，人就愈是异化他的主观性，自己的人性，因为上帝本来就是人的被异化了的，但同时又重新为人所占有的‘自我’。”[12]在这里，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异化的自然基础，深刻地批判了宗教的统治，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费尔巴哈的“人”，无疑还带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13]。这种用脱离一切经济关系的抽象的“人”、人性和人本主义代替对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关系下人们的相互关系的分析，不仅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而且抹杀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世界观的过程中，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异化的思想，赋予了这个概念崭新的内容。他不是从抽象思维出发，而是从经济关系，特别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出发，深入探讨了异化问题。1844年初，他在《德法年鉴》上明确指出，在“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14]。在巴黎写成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他运用异化概念来研究经济问题，指出在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15]。在《手稿》中，他对异化劳动理论作了全面论述。异化劳动理论构成了《手稿》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关系出发，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利润和地租中引申出异化劳动的概念。他说：“我们已经从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出发。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16]这个经济事实就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17]他从这个经济事实中揭示出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
第一，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工人在资本家支配下从事劳动，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被资本家用来继续支配劳动者。在这里，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与劳动者相对立：“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8]
第二，劳动者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是在资本家支配下进行的。劳动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被迫的，是一种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已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属于别人。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19]。资本主义只是靠着饥饿的纪律，才能维持这种强迫劳动。只要停止强制，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逃避劳动。正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才决定了劳动产品的异化。
第三，劳动者同自己的人类本质相异化。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生活资料的来源，而且为人的精神活动提供对象；从而也就夺去了作为人类的活动领域的自然界，使他失去了人的类生活。劳动本来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多方面的需要，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而且，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却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对象世界。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仅仅成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这就使劳动者失去作为人类生活基本机能的劳动的兴趣。在这里，人的类本质变成异己的力量，同劳动者相异化。
第四，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说，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和自己的人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不仅生产了作为异己力量的劳动产品，而且生产了资本家这个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资本家不劳动，与劳动格格不入，但却占有劳动产品。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必然导致与占有产品的资本家的异化。这样，异化劳动的结果，必然产生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
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基础和原因，又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使劳动产品成为与工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使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成为尖锐对立的剥削关系。而异化劳动又为资本家生产了富有，使私有财产大大发展。这种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达到极限，就必然引起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灭亡。
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已经为共产主义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0]。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工人的解放，同时也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21]。
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说：“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22]他预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而且，共产主义只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人类社会则将不断地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