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了反对海尔维格等人的活动，在巴黎成立德国工人俱乐部。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和德国工人俱乐部多次发表演说，阐明革命既不能输入、也不能输出的道路，说服工人不要参加义勇军团。他主张工人单个地返回德国，分散到全国各地参加和领导运动。他还通过法国临时政府委员弗洛孔，为单个回国的工人取得一定的物质帮助。用这种方法回国的三四百名工人（其中多数是盟员），在德国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海尔维格、伯恩施泰德的义勇军团则遭到失败。
[1]《致法兰西共和国公民们和临时政府委员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附录），第584页。
[2]马克思：《外国人在布鲁塞尔所受的迫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3页。
[3]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7页。
[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页。
[6]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4页。
[7]同上。
三、创办《新莱茵报》
1848年4月7日，马克思从巴黎回到德国，直接参加和领导德国革命运动。恩格斯也同他一起回国，他们决定把科伦作为活动基地。
科伦是莱茵省省会，这里工业发达，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工人队伍。这里又通行着资产阶级性质的拿破仑法典，享有比德国其他城市较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为进行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马克思来到科伦后，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虽然在各地运动中成了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他们人数很少，许多人由于种种原因与同盟中央失去了联系，因而不能通过同盟的组织担负起运动的领导责任。而且，由于革命形势变化很快，各地情况很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创办一家大型日报，是指导革命运动的好办法。因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1]。
在马克思来科伦以前，当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些共产主义者已经计划创办一家仅仅关心科伦地方事务的狭隘的地方性报纸。他们劝马克思、恩格斯到柏林去。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伦的条件比柏林好，因而同他们进行谈判。经过马克思的努力，在24小时内，就把这个阵地夺了过来，马克思把报纸定名为《新莱茵报》。
接着，马克思进行紧张的活动，制定报纸的纲领和方针，挑选编辑人员，组织全德和欧洲的通讯网，与各国民主报刊建立联系，安排各种出版事务等。
报纸在创办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最主要是缺乏必要的资金。那时，无产阶级生活困苦，没有可能为报纸提供资金，资产阶级则把共产主义者当做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出资办报。专程到巴门筹集资金的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很遗憾，认股的事，在这里很少希望。……我费了不少唇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仍然是不肯定的答复。……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它掉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恩格斯说，从他父亲那里也弄不到一点钱，老弗里德里希“宁愿叫我们吃一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千塔勒”[2]。盟员希凯尔写信告诉马克思，在美因茨筹款也很困难。那里的资产者也把共产主义者当做主要敌人，要是一个人在那里作为共产党出现，他一定会挨一顿石头，虽然这些资产者丝毫也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概念。当时，法国临时政府委员弗洛孔表示愿意提供办报经费。马克思严正地加以拒绝。他不允许“把革命变成摇钱树”[3]，“不愿意从即使是友好的法国政府那里领取津贴”[4]。马克思克服了无数困难，并把自己刚刚得到的一笔遗产几乎全部献了出来，才使报纸得以出版。
1848年6月1日，《新莱茵报》在欧洲革命高潮中诞生了。这是第一份革命工人政党的机关报，它的出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说：“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5]
《新莱茵报》以民主派机关报的身份活跃在德国革命舞台上，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6]
《新莱茵报》也是欧洲民主派的喉舌。它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民族压迫，争取民主和独立的斗争；“由于编辑部和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北美的民主派的领导人的私人联系，因此它能比任何别的报纸更正确更明白地给自己的读者报道国外的社会政治运动情况”[7]。
《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要点：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沙皇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
从创刊号起，《新莱茵报》就决心“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向封建反动势力和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行为开火。报纸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写的许多社论、评论和论文[8]，论述了德国和欧洲各国革命运动中的一切重大问题，“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级斗争”[9]。
第一号报纸发表了马克思一篇文章，尖锐地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议会迷，指出法兰克福议会形同虚设，毫无作用。这篇文章吓坏了德国庸人，《新莱茵报》一半的股东声明退出；不久发生六月革命，《新莱茵报》坚决支持巴黎工人的斗争，其余股东纷纷退股。这样马克思不得不负担全部办报经费，为此而耗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使生活陷于贫困境地。马克思不惜牺牲大量资金并冒着个人危险，“才得以把报纸一直维持到被普鲁士政府封闭的时候”[10]。
马克思说：《新莱茵报》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11]。报纸对各国的封建王朝，背叛人民的大资产阶级、法兰克福和柏林议会中的“国家栋梁”、欧洲各国的反动派——从俄国沙皇到法国资产阶级刽子手卡芬雅克，从梅特涅到康普豪森，从罗马教皇到科伦检察官，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非常善于运用讽刺的手法对付敌人，“一般说来，报纸的语调完全不是庄严、严肃或激烈的。我们的敌人全是卑鄙的，我们对他们都一律采取了极端鄙视的态度。进行密谋的君主、权奸、贵族、‘十字报’——引起庸人极大的道义愤慨的整个‘反动派’，我们只用嘲笑和讽刺来对待。但是，我们对那些由革命所创造的新偶像，如三月的大臣们、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无论对其右派或左派），也没有采取较好的态度”[12]。
由于《新莱茵报》的革命立场和它在人民群众中日益增长的影响，普鲁士反动政府不断对它进行迫害。1848年9月底，反动派在科伦实行戒严，查封《新莱茵报》，下令逮捕《新莱茵报》编辑恩格斯、沃尔夫、德朗克，迫使他们离开编辑部，同时对马克思进行威胁。马克思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面对反动派的迫害，马克思坚决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13]。
10月12日，《新莱茵报》复刊。报纸公开声明，它将继续“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维护全体人民的民主利益”。报纸的销路倍增，影响扩大。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一家德文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14]
《新莱茵报》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和支持。一批革命群众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我们……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向深深敬爱的《新莱茵报》编辑部表示我们衷心的深厚谢意，因为编辑部以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我们争取了普遍的尊敬。马克思、沙佩尔、恩格斯、沃尔夫……的名字当然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此外，我们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向这些人表示最热诚、最恳切的谢意。”
欧洲各国民主派也对《新莱茵报》热烈欢迎。比利时民主主义活动家、《社会辩论报》负责人若特兰写信对马克思说：“我非常高兴……获悉你准备在科伦出版《新莱茵报》……必须让这家报纸使我们能在比利时了解到德国民主事业的情况……我也希望就我们两国的共同事业和您交换信件。为了两国的利益，必须使比利时人和德国人彼此不致生疏。”[15]意大利《黎明报》在答复马克思关于建立联系的信件时，衷心感谢马克思对意大利革命事业的关怀，并表示“我们对于你们一贯遵行的那些原则深信不疑”[16]。
德国的贵族、官僚和军阀，对《新莱茵报》又怕又恨。他们在用警察、宪兵和法庭对报纸和编辑人员进行迫害的同时，还用卑鄙的手段造谣诽谤，妄图降低报纸的声誉和影响。但这除了暴露他们的愚蠢和反动外，对《新莱茵报》没有任何损害。德国革命诗人、《新莱茵报》编辑维尔特在《今晨我前往杜塞尔多夫》一诗中，对这伙人作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今晨我前往杜塞尔多夫，
与一位可敬的枢密顾问同行，
一路上他肆意咒骂，
对《新莱茵报》忿忿不平。
他说：“这家报纸的编辑，
统统都是魔鬼，
他们既不怕可亲的上帝，
连检察长魏茨费尔也不畏惧。
他们认为只有一个良方，
可治人间一切祸灾，
这就是成立玫瑰红色共和国，
把财产完全掌管起来。
整个世界要重新分配，
划分为亿万等份，
同样多的地亩，同样多的沙粒，
连海涛也得搭配均分。
人人都分得一个地段，
大家都特别高兴啦，
而最好的一块地方，
就归《新莱茵报》的编辑吧！
他们还要实行公妻，
一心想把婚姻关系废弃，
将来人人自由放任，
结对交配可以随意。
经过这番摩登改造，
整个世界必将改变面貌——
而《新莱茵报》的编辑们，
都要将最美丽的妇人拥抱。
他们简直要把一切毁灭扫空，
唉，全是亵渎神明的人，个个玩世不恭。
至于私有财产之神，
将来谁也不会供奉。……”
至此枢密顾问大人不再言语，
我却惊讶不已，
在我们这个疯狂的世纪，
您可真算是个明达之士。
尊贵的大人啊，有您同行，
真使我高兴。
说到《新莱茵报》的编辑，
我本人就是其中一名。
好啊，请继续起程吧，请将我们的名声
随着您传播到世界各地，
作为一个大人物和枢密顾问，
您真有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想象力。
我的好大人于是继续往前走，
我要在我们欢乐的小品栏里，
为他树立一座纪念碑，
读者会知道对荣誉如何估计。
是啊，并非每一个蠢材，
都挨到我们的脚踢，
亲爱的枢密顾问，
我算有幸向您表示敬意。
[1]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页。
[2]恩格斯：《致马克思》（1848年4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42页。
[3]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1860年3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03页。
[4]同上书，第506页。
[5]恩格斯：《就“工人报”改为日报一事给奥地利工人的贺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0页。
[6]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页。
[7]《〈新莱茵报〉1849年第一季度预订通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附录），第683页。
[8]《新莱茵报》许多文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研究写作的，有些文章虽然署着各自的名字，实际也是共同研究的成果。恩格斯后来回忆道：“一般说来，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几乎不能同我分开，因为我们彼此有计划地作了分工。”（恩格斯：《致海·施留特尔》（1885年5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12页）
[9]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73页。
[10]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1860年3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03页。
[11]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新莱茵报〉审判案》（1849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8页。
[12]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1-22页。
[13]马克思：《致恩格斯》（1848年11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47页。
[14]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6页。
[15]转引自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附录），第350页。
[16]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德国的对外政策》（1848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