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匈牙利的斗争》（184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3页。
[5]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德国的对外政策》（1848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77页。
[6]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匈牙利的斗争》（184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6页。
[7]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德国的对外政策》（1848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78页。
[8]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848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91页。
[9]同上书，第390页。
[10]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1849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3页。
[11]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皮蒙特军队的失败》（184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6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1848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35页。
[13]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匈牙利的斗争》（1848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01页。
[14]同上书，第200页。
十四、向欧洲各国反动势力开火
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马克思进行了反对沙皇俄国、奥地利帝国和资产阶级英国的斗争。
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俄国是神圣同盟的魁首。它把维护欧洲各国的反动统治，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侵略和掠夺弱小民族，作为自己既定的政策。在革命年代里，它竭力援助各国反动王朝，支持“天赋的”专制制度的代表，反对由革命而升到统治地位的人民。因此，要解放欧洲，解放各被压迫民族，就必须打倒这个各民族的共同敌人。
俄国也是德国统一的一个主要障碍。它害怕德国的统一影响其在东欧的统治，害怕德国统一后实行的民主制扩展到沙俄帝国的边缘和腹地，因而与普鲁士王朝密切勾结，阻碍德国统一，反对德国革命。因此，要实现德国统一，也必须打倒这个反动神圣同盟的盟主。
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对俄作战，指出这是反对野蛮专制制度的革命战争，也是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和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民主德国的真正的解放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只有反对俄国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德国的战争，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消除以往的罪过，才能巩固起来并战胜自己的专制君主……才能……用自己子弟的鲜血来换取宣传文明的权利，并且在解放国外各民族的同时使自己在国内获得解放。”[1]
奥地利是各民族的牢狱，是由十个不同的民族和十种不同的语言拼凑起来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帝国统治者对各国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和奴役。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人民被剥夺了民主和自由的权利，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农村中仍然盛行着封建农奴制度。
马克思非常关心奥地利人民革命运动。1848年8月，他冒着极大危险，到达处在革命前夕的维也纳，向工人阶级和革命民主派进行宣传。他在维也纳民主协会中发表演说，主张发动革命起义，推翻反动政府。1848年10月维也纳起义时，他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深刻地分析了起义的性质、意义和失败的原因。
马克思指出，维也纳的陷落，是资产阶级背叛的结果。奥地利资产阶级卑贱地做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尾巴，为了暴君的利益而背叛人民。在反革命围攻维也纳时，他们进行了可耻的背叛活动；在刽子手们血洗维也纳时，他们充当了可耻的帮凶。奥地利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失去了革命性，成了革命的绊脚石了。
马克思指出，反革命虽然依靠武力取得了胜利，但这是暂时的。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冲破封建桎梏的束缚，“就算武器能帮助反革命在全欧洲复活，金钱也会促使它在全欧洲死亡。欧洲的破产，国家的破产，注定要把它的胜利化为乌有。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2]。
血的教训表明，只有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缩短新社会诞生的痛苦过程。“六月和十月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3]
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英国，是欧洲革命的一个重要威胁。在当时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对立，都没有达到英国的程度。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极端贫困和巨大财富之间的这种显著的对比。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剥削本国工人阶级，而且压迫全世界。它通过工业和商业控制欧洲大陆各国，通过贸易控制亚洲、美洲和澳洲的市场，对爱尔兰进行掠夺、侵略和残暴的蹂躏，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的雇佣工人。英国也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担负着各国反革命复辟的费用。如果说，沙皇俄国是欧洲的宪兵，资产阶级英国则是欧洲反动势力的银行家，它“好像是一座使革命巨浪撞得浪花四溅的岩石，它想用饥饿来扼杀还在母腹中的新社会”[4]。
英国也是德国统一的一个主要敌人，“德国要统一，英国则希望它分散；德国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则力求在工业上奴役它”[5]。因此，打倒资产阶级统治的英国，是欧洲各国革命胜利和实现德国统一的重要条件。
英国资产阶级是欧洲力量最强大的统治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它就摧毁了宪章派的革命实力，使二月革命的胜利影响遭到第一次打击。但是，英国革命形势的沉寂是暂时的现象。因为英国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它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充分发展和极端尖锐的国家”[6]。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与欧洲大陆各国不同，英国革命的任务已经不是消灭封建主义，而是直接消灭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估计，英国有可能先于欧洲其他国家解决社会矛盾，“英国不向大陆抄袭革命——时机一到，它自己会把革命教给大陆”[7]。
马克思把英国的前途寄托在以宪章派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身上，“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8]。宪章派要进行胜利的起义，又必须有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只有英、法、德等国无产阶级一齐反动，才能彻底摧毁欧洲的反动势力，打倒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
[1]马克思、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1848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35-236页。
[2]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1848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42-543页。
[3]同上书，第543页。
[4]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革命运动》（184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4-175页。
[5]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848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26页。
[6]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48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89页。
[7]同上书，第90页。
[8]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革命运动》（184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5页。
十五、在敌人的法庭上
马克思的革命活动，引起普鲁士政府的恐慌，政府把他当做最危险的敌人，对他进行肆意迫害，多次把他交付法庭审判。
1848年11月17日，莱茵省总督艾希曼因马克思号召拒绝纳税，对他提出严重警告，并且威胁要使用法律所授予的一切权力，来反对所谓“破坏法律”、“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
11月20日，科伦检察院对《莱茵省民主主义区域委员会呼吁书》提出法律追究，控告马克思等人“煽动叛乱”，并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
科伦陪审法庭于1849年2月8日，对马克思公开审讯。马克思把反动派的法庭作为宣传革命原则的讲台，作了精彩的发言。他的发言根本不是替自己辩护，也完全不需要替自己辩护，而是公开申明无产阶级对待德国革命的态度，无情揭露普鲁士专制制度的腐化堕落，愤怒谴责资产阶级议会的无耻背叛。在这篇演说中，马克思结合当时情况，深刻地阐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状况和政治革命、阶级和阶级斗争等一系列唯物主义原理，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辉著作。
马克思详细阐明了德国革命的性质。他指出，德国当前的革命，实质上是新的资产阶级社会与旧的封建官僚社会的斗争，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官僚、容克地主、贵族僧侣和反动军官的斗争；这两个社会、两个阶级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因而它们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农业，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工业和商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已失去了生存的条件，日益依赖于工业和商业；但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代表人物却仍然死死抱住旧的特权不放，竭力保持自己的专制统治，因而阻碍了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为了自己的发展，它需要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政权，于是就产生了革命。这个革命，“既反对专制王权，反对旧社会的这个最高政治表现，也反对等级代表制，因为等级代表制所代表的是一种早已被现代工业消灭了的社会制度”[1]。由此可见，“在这两个社会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它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要遭到失败。这是它们之间唯一可能的和解”[2]。
国王和议会的冲突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马克思指出，国王是封建贵族社会的代表，议会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这里发生的不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派别的政治冲突，而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冲突，“这是旧的封建官僚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斗争，是自由竞争的社会和行会制度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土地占有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信仰的社会和知识的社会之间的斗争”[3]。资产阶级不能接受等级特权，不能容忍农业受封建特权限制、工业受官僚制度监护；因此，它必然要反对天赋王权。这就是国王与议会冲突的实质。“不容置疑，在这两个权力机关中，必然是一个消灭另一个。”[4]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都是不存在的。
普鲁士政府是一个反动政府。国王从来把三月革命看做暴力行动，决心用反革命暴力对人民进行报复。他根本不把议会放在眼里，对议员大肆侮辱，最后竟把议会强行解散。而议会则表现了可耻的软弱。它不敢诉诸人民，不敢依靠人民的力量，不敢用革命的暴力来反击国王的迫害，而是一味热衷于协商、妥协与和解！正是这种可耻的妥协行为，使它脱离人民，丧失全部阵地，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遭到国王的打击。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面前，“国民议会只得二者择一：或者对旧社会让步，或者作为独立的力量反对国王”[5]。不管议会选择哪条道路，其结果，“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的胜利的革命！也许，革命的胜利只是反革命完成之后才有可能”[6]。
马克思详细阐述了拒绝纳税的意义。他说，对于反革命的进攻，必须坚决“以暴力还击暴力”；拒绝纳税不过是人民的一种自卫手段。但是，这种办法可以激起人民的革命热情，导致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在历史上，使查理一世上断头台的英国革命是从拒绝纳税开始的；北美的独立运动也是从拒绝纳税开始的。但是，仅仅消极拒绝纳税是不行的；必须采取包括武装人民、成立安全委员会、逮捕国王及其大臣等积极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推翻反动政府，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