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中的大人物，对革命理论一窍不通，把革命当做儿戏。他们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硬要凭着主观的想象制造革命。在他们看来，搞革命就像建铁路一样，只要有钱，要铁路就可以有铁路，要革命就可以有革命。他们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却以胡说八道的豪言壮语和荒谬可笑的冒险行动来欺世盗名。他们玩弄各种无聊的把戏，组织什么流亡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发表庄严堂皇的文告，以此满足渺小的权力欲望。但是，他们的行径，却为特务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实际上成了反动政府迫害革命者的帮凶和工具。因此，批判流亡中的大人物，是粉碎各国反动派的政治迫害、捍卫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重大斗争。
流亡中的大人物，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无理的攻击和诽谤。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他们的胡闹，揭穿他们的伪装，触及他们的肮脏灵魂，他们便攻击、诽谤和诬蔑马克思：把“反动分子”、“靠剥削工人血汗过活”、“进行特务活动”等恶毒的罪名，强加在马克思的头上，妄图败坏革命导师的声誉，挑拨革命队伍的关系。因此，批判流亡中的大人物，是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维护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威望的严肃斗争。
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就进行反对流亡中的大人物的斗争。他们在同盟组织和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会议上，在给各地盟员和政治活动家的书信中，在《流亡中的大人物》、《高尚意识的骑士》等著作中，深刻地剖析了这伙人空虚的精神世界、荒谬的哲学观点、摇摆不定的政治态度和庸俗的生活作风，严厉斥责他们利用革命争名夺利的可耻行径，对他们作了无情的揭露、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
在反对《流亡中的大人物》中，马克思、恩格斯集中批判了金开尔、卢格、维利希、司徒卢威，把他们的荒谬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哥德弗利特·金开尔是一个既没有正统派的毅力，又缺乏客观地理解神学能力的牧师，是多愁善感、装腔作势的小资产阶级无聊诗人。他没有诗人的才华，却企图以牧师的饶舌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他苦于自己的诗集堆在仓库里无人问津，又幻想充当一名喜剧演员登上舞台；他热烈欢呼君主立宪的美妙，又挨户叫卖民主政治的破烂；他戴着诗人的桂冠挤进文人雅士的沙龙，却又装模作样地在手工业者面前痛哭流涕，表示对他们的处境的无限同情。这是一个投机成性、善于钻营、利欲熏心、毫无气节的人物。
1849年初，金开尔混上了钦赐柏林第二议院议员，稍尝了议会官僚的滋味。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皇上”解散议院，他也就失去了这个梦寐以求的席位。
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金开尔发现参加起义有利可图，因而背起了一支据说是很美的、富有艺术性的火枪，可惜他既不会装弹，也不会瞄准，不会射击，不懂步法。他在为掉队者准备的马车上度过大部分时间，偶然一颗流弹轻轻地抹伤了他的头皮，他大叫一声：“我被打死了！”便倒在路上，成了普鲁士军队的俘虏。
在被俘和审讯期间，金开尔可耻地背叛革命，向普鲁士反动政府屈膝投降。他在军事法庭上公开声明自己并不是革命者，把多情的诗人与野蛮的革命者相提并论完全是历史的误会；他大肆吹捧“普鲁士国王殿下”，劝说这个反动统治者奉行强有力的政策，用宝剑统一德国；他无耻地当众高呼：“德意志帝国万岁！霍亨索伦帝国万岁！”表示对反动统治者耿耿忠心；他出卖被俘的前普鲁士士兵、指责他们用“在为祖国服务时可能获得的军事知识来反对祖国”，使这些士兵不久就被反动政府杀害；他出卖自己的党、向法庭提供革命党的计划，但声明自己与这些计划毫不相干；他为了自己的性命和“那被遗弃的妻儿”痛哭流涕地向敌人乞求饶恕。金开尔在敌人法庭上的态度表明，他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可耻的叛徒。
1848-1849年革命运动中，许多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英勇战斗，光荣牺牲；许多人在敌人的监狱里忍受折磨。就在同一个军事法庭上有26位革命者被判死刑，英勇就义。同革命烈士的高大形象相比，金开尔是多么卑鄙和渺小。
马克思、恩格斯对金开尔的叛徒行径无比愤慨，在《哥德弗利特·金开尔》一文中，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指出他留在革命队伍里“完全是出于误会”；他是普鲁士反动政府的走狗，“如果普鲁士政府继续把他关在监狱里，那完全是毫无意义的残酷折磨”[3]。可是，金开尔的叛徒行径，在德国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和谴责，反而博得普遍的赞扬和同情。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他的轶事、特写、诗篇、回忆，无限夸大他在狱中的苦难。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怀念他、敬仰他，他成为庸人心目中的“伟大的蒙难者”。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他之所以伟大并不是由于他所做的一切，而是由于他没有做的那一切；他之所以伟大并不是由于坚强和反抗，而是由于软弱和恭顺。”[4]
不久，金开尔演了一出越狱潜逃的喜剧来到伦敦，成了伦敦流亡者中轰动一时的人物。他在一些人眼中是诗人，在一些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在一些人眼中是美学教授，在一些人眼中是蒙难的基督。他熟练地利用时机，四处奔走，成立小小的流亡者俱乐部，制造一幕幕自相残杀的闹剧；又造谣言，放暗箭，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恶毒攻击；他最拿手的好戏是高唱革命赞歌，挥舞流亡者的乞食袋，在大洋两岸诈骗钱财，把人们的软心肠变成硬金币。
阿尔纳德·卢格玩弄阴谋诡计有丰富的经验。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学者，把剽窃当做“最高智慧”和“正直创作”的作家，自封为最完美的理想人物的庸人。他由于无知而做了蠢事，却能毫无愧色地把蠢事当做独特的创造来夸耀；他经常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却能心安理得地用荒唐的借口替自己摆脱困境；在理论家面前，他为了掩盖自己思维方面的弱点而装扮成埋头实际的人；在实践家面前，他又把自己在实践方面的无能和有始无终装扮成理论上的最高成就，并且大言不惭地宣布：“正是这种对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束手无策，正是这种对一切时髦词句的内容不加批判的胡乱信任，才能算是‘信仰’。”[5]
卢格具有无与伦比的“勤奋”。他从来不愿多费脑筋去作认真的科学研究，却热衷于把自己头脑里所想的一切，白天听到、看到、想到的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认真地记载下来，写成文章。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写作冲动。不管什么题材，不管内容多么荒谬，不管多么粗制滥造和废话连篇，只要“创作”出来，发表出去，就是“伟大的业绩”。
卢格是德国庸人的又一典型。他把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当成美德，把丑恶的利己主义装扮成自我牺牲的榜样，把怯懦描绘成最大的勇敢，把卑鄙变成了高尚，而粗鲁放纵的举止则被说成是坦率和心情舒畅的表现。总之，“一条把哲学中、民主中、首先是空话中的一切矛盾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的阴沟，一个一身集中了一切道德上的缺陷、一切卑鄙下贱的品质、既狡猾又愚蠢、既贪婪又迟钝、既奴性十足又傲慢不逊、既虚伪又像一个被解放的农奴、像一个村夫一样朴实的人、庸人和空想家、无神论者和空话的信仰者、绝对的不学无术者兼绝对的哲学家”[6]。这就是阿尔纳德·卢格的形象。
在1848年革命中，卢格扮演了一个时期议会左派的角色。革命失败后，他到了科伦，以德国思想家的身份，自荐于老阴谋家马志尼，充当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
卢格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他就公开反对共产主义；流亡伦敦时期，他又编造大量谎言，无中生有地造谣、诽谤、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
发表宣言是卢格的擅长。他把这门艺术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已记不清自己发表的宣言有多少，宣言的内容更是忘得一干二净。他声明自己是无神论者，又为了“置身于欧洲最伟大的人物的集团里”而反对君主、保卫上帝；虽然好战与和平的意思正好相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反正都是“宣言”！
古代炼金术士据说能够点石成金，卢格却有本事把幻想变成金钱和社会力量。他面对千千万万虚构的听众喊道：“我告诉你们：请认购一千万法郎债券，我们就将解放大陆。”[7]
学者卢格和诗人金开尔虽然风格不同，但在金钱上却有同样的爱好。如果你说他灵魂深处充满铜臭，他会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革命的需要！”
为了替欧洲强国的政府委员会披上合法外衣，为了证明在自己背后有“轮廓鲜明的人民”，卢格拼凑了一个鼓动者协会。可惜这个无人承认的强大团体，只有寥寥无几的几条“轮廓鲜明的”尾巴！
古斯达夫·司徒卢威的特点是思想僵化、愚蠢不堪而又自命不凡。他对一切科学知识深恶痛绝，却醉心于荒诞的面相术、手相术、兴亡术和骨相学。他“为了在同胞中显得出类拔萃，就不择手段地时而充当预言家，时而充当投机家，时而充当修脚师，把最离奇古怪的工作变成自己的主要职业，甚至宣传各种各样的荒诞无稽的思想”[8]。
1848年他担任巴黎临时政府委员，把自己管理的部门搞得混乱不堪。革命失败后他流亡伦敦，在那里宣布了伟大的发现：君主、贵族、官僚、常备军、钱袋和臭虫，是人类的六大祸害。可是他对这些祸害不仅没有痛恨，反而与它们非常友好。虽然君主是六害之首，他却心安理得地领取了下台君主卡尔公爵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虽然贵族也被列为祸害，但他在任何社交场合，总不忘记“司徒卢威男爵”这个贵族头衔；虽然他充当官僚的时间不长，却千方百计为自己的钱袋增光；这个庸俗无聊的家伙，他自己就是第六个祸害——臭虫。
司徒卢威先生的杰作是《告德国民主派的通告》。他号召建立德国流亡者中央局，企图以此对抗马克思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阻挠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组织。他还以巴登革命代表的身份参加德国事务委员会，在《告德国人！》上大声疾呼：“请你们伸出手来，把你们的钱袋给我们！”这位先生架子不小，但是人们对他并不十分推崇。
上面几位先生，是流亡中大人物的佼佼者。此外，还有金开尔的“小金虫”叔尔茨、泰霍夫、席梅尔普、芬尼希；卢格的“轮廓鲜明”的尾巴豪格、隆格、陶森玉等等。这些都是“二流的伟人”。他们与自己老师的面貌十分相似，马克思只用简洁的几笔就把他们揭露无遗。
从1851年开始，流亡中的大人物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的集团：以金开尔为首的《流亡者俱乐部》和以卢格为首的《鼓动者协会》。他们在欧洲和北美的德文报刊上展开了热闹非凡的唇枪舌剑。双方各不示弱，使出全部力气。个人之间的争吵，互相倾轧，玩弄诡计，无节制的自吹自擂——大人物们的全部力量都投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中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了这伙人把革命当做争名夺利的工具的无耻行径；明确地指出了他们的胡闹，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无情地嘲笑了在他们看来是无比伟大的斗争，不过是一场老鼠与青蛙之战：
谁使这架小小的钢琴发出响声？
那是我吸取振奋人心的词汇的泉源，
为的是我能够用鲜明的色彩，
来描写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斗。
同命运注定要我歌唱的这次战斗相比，
一切以往的战斗都只是大宴会上的花朵：
因为一切有不可思议的勇敢精神的人，
都在这次光荣的战斗中拔剑相斗。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流亡中的大人物都是一丘之貉，根本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他们的争吵，完全是无聊的把戏，只不过是为了在彼此的攻击中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他们对反动政府没有任何危险性，“他们热烈希望的只有一件事——使德国国内呈现出一片死寂的沉静，好让他们的声音在这片死寂的沉静中显得更响亮；使公众的觉悟水平极度地降低，好让甚至像他们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人”[9]。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流亡中的大人物都是铜臭熏心的人。他们之间的斗争，也是为着争夺通过“募捐”、“德美革命公债”骗来的钱财。虽然诗人金开尔多愁善感，学者卢格信奉“人道主义”，但他们都把莱茵资产阶级代表汉泽曼的名言“在金钱的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当做座右铭。这些不可一世的伟大人物，为了争夺几文小钱，不惜在公众面前撕破脸皮，互相谩骂。卢格的《鼓动者》骂金开尔及其信徒是“偶像崇拜者”、“不成熟的政治家”、“非常愚蠢的人”、“玩弄各种幕后的阴谋诡计”的阴谋家；金开尔的《流亡者》骂卢格及其尾巴是“个人野心”、“妄自尊大”、“自夸的无所作为”和“政治上的零”。马克思、恩格斯幽默地写道：“应当承认，这些先生们彼此都很了解，又几乎都达到了了解自己的地步。”[10]
马克思、恩格斯严肃地指出，虽然这伙人对反动政府毫无危险，但是他们的丑行却给反动派帮了大忙。他们卖弄虚构的同盟和臆想的阴谋的把戏，“给了政府以它所希望的借口，使它得以在德国逮捕许多人，在全国各地镇压一切运动，并且利用伦敦的可怜的稻草人……来吓唬德国的小市民”[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