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在《草稿》中，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埃里蒙的“劳动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起源、性质和职能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货币是从交换中产生的，而不是通过协定产生的。货币出现后，商品内部的矛盾，就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货币的作用“从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身份，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货币代表商品的天上的存在，而商品代表货币的人间的存在”[9]。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职能的货币，既解决了物物交换的矛盾，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加深了这个矛盾；“货币的性质就在于：货币只是通过使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矛盾以及交换价值的矛盾普遍化，来解决这些矛盾”[10]。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马克思说，“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出发”[11]。因此，他按照自己的分篇计划和结构方案，在1857-1858年手稿中，写作《货币》章以后，就转入了《资本》章的写作。这一章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利息、利润、生产费用等），基本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体系，是《草稿》的主要部分。
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且使自己永存。为了使自己永存和增殖，资本就必须购买到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李嘉图学派由于不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未能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而走入绝境。马克思在1847年底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讲演中，也没有把“劳动”与“劳动力”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在《草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指出资本家购买的不是劳动，而是工人的劳动力。他说：“资本家换得的是劳动能力，这是资本家要支付报酬的交换价值。活劳动是这种交换价值为资本家提供的使用价值，从这种使用价值产生出剩余价值，并造成交换的扬弃。”[12]
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交换，第一阶段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这一阶段完成以后，接着进入其性质与这一阶段的交换完全不同的第二阶段，它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马克思在《草稿》中详细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全部秘密。他指出，资本家在流通领域购买到劳动力以后，在生产领域中把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在这一劳动过程中，雇佣工人以具体形态的劳动转移并保存生产资料的价值，把抽象形态的劳动物化在新产品中，形成超过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的新价值。其中超过工资以外的价值，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如果说，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交换的第一阶段，形式上是平等的；那么，交换的第二阶段，平等的外观完全消失了，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13]。这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质，使资本家“无偿地得到了两种东西：第一，得到了增加他的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第二，同时得到了活劳动的质，这种质使物化在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的过去劳动得到保存，从而使原有的资本的价值得到保存”[14]。
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之后，马克思第一次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进一步研究了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两种方法。他指出，资本家为了增殖自己的资本，迫使工人把工作日绝对延长到超过必要劳动时间，即超过公认为获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劳动的时间，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增殖自己资本的另一种方法，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这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强调指出：“资本的趋势是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结合起来；就是说，要使工作日延长到最大限度，并使同时并存的工作日，达到最大数量，同时一方面又要使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也要使必要工人人数减少到最小限度。”[15]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包括斯密和李嘉图，总是把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因而对特殊形态的研究是乱七八糟的。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首先撇开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形态，透彻地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真正弄清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性质。只有达到这一步以后，他才着手研究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在《草稿》中，马克思阐明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以后，首次分析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问题，指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派生的和变形的形式，即资本在一定周转时间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用资本的总价值来计量所获得的形式。随着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第一，剩余价值起源的痕迹消失了；第二，资本剥削劳动的实际程度缩小了。资本越大，利润率所表示的比例就越虚假。马克思还阐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这个规律虽然十分简单，但却非常重要，可是在此以前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
在《草稿》中，马克思不仅分析了利润和利润率的问题，而且研究了利润平均化，初步确立了平均利润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家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分配总剩余价值的：总剩余价值不是按照各个个别生产部门的资本所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分配，而是与他们的资本量成比例地大致平均地进行分配”。利润率的平均化，是不同部门价格竞争的结果。通过竞争，来源于该部门中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较高的利润，会降低到这个平均水平；而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较低的剩余价值，由于该部门的资本被抽出并由此而形成有利的供求关系，就会把利润率提高到平均水平。这就是说，利润平均化不过是一部分剩余价值从一个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另一个资本家手中，是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再分配。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历史发展中造成了生产力的发展；当资本本身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限制时，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雇佣劳动和资本本身是以往各种不自由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否定，而否定雇佣劳动和资本的那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消灭以后，代替它的是由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不同，共产主义将按照社会需要使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时间节约规律是首要的经济规律。在这里，“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就越多。……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16]。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表明，马克思“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17]，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作，独立地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马克思一生中继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后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正是这一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1]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5年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432页。
[2]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7年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92-93页。
[3]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7年1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19页。
[4]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7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26页。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84页。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80页。
[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6页。
[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3-104页。
[9]同上书，第171页。
[1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49页。
[11]同上书，第213页。
[12]同上书，第56页。
[1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87页。
[14]同上书，第336页。
[1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92页。
[1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20页。
[17]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导言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写了一篇总导言。这篇在马克思生前未曾发表、篇幅不长的手稿，精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
《导言》写于1857年8月末，是《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开头部分。它既是《资本一般》的导言。也是整个经济学体系的总的导言；既是185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也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篇的《资本论》的导言，马克思原来可能打算把它同自己的经济学巨著一起发表，但鉴于这部巨著将分册出版，而且最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实际上包括“绪论”部分还未涉及“资本一般”的内容。他“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害的”[1]，因而把这篇已经起草好的导言压下。
《导言》第一次详尽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生产一般”或“一般生产”，而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
《导言》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也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是把社会的生产而是把孤立的个人生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是错误的。事实上，生产总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任何个人的生产都离不开社会。在原始社会，个人离开集体就无法同自然进行斗争以获取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空前密切，人成了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肆颂扬的鲁滨孙式的单独个人的生产，不过是“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其实，鲁滨孙所以能在孤岛上生存下来，是由于他已经具有文明人的社会力量，能够使用在社会中生产的生产工具，掌握在社会生产中获得和积累的生产技能。所以，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不是孤立个人的生产，而是社会性质的生产。
任何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进行的。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必须具备一些共同的条件，例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只看到相同的方面而忽视了本质的差别。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形式并不相同。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生产一般和一般生产，而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阶段或者某一历史阶段的生产，是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研究的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一般作为研究对象，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把资本主义这个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当做永恒的生产方式。如果说，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观点是不自觉地反映了他们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那么，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们重弹这些枯燥乏味的陈词滥调，则完全是为了把资产阶级关系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
社会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或某一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必须研究人们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联系。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看到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分配和交换是中间环节；由此形成一个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