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撰写《资本论》的动因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科学研究的伟大成果。从1843-1883年，马克思用了整整40年时间研究和撰写《资本论》，完成这部工人阶级理论的圣经，树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历史丰碑。
为了撰写《资本论》，马克思研究了大量经济学和其他科学著作，收集了有关工厂制度、劳动时间、土地占有、货币流通等现实资料，对工人阶级状况、工会运动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调查，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在研究和写作《资本论》期间，马克思还以大无畏精神参加民主革命和工人运动。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在写作《资本论》最紧张的19世纪60-70年代，也是他领导第一国际最繁忙的时期。他是把理论研究和实际斗争密切结合的光辉典范。
在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一生中，艰难的生活条件、过度工作和营养不良造成的病痛时时折磨着他。但他以无与伦比的坚强意志克服了种种困难，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说，科学决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凡是有幸能够献身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知识为人类服务。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就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
第一，推动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最初原因，是为了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劳苦群众的利益”[1]，反对封建贵族和土地所有者对广大农民的盘剥。
恩格斯回忆道：“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2]
第二，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是为了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牢固的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物质资料；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从事政治、科学、文化、艺术等活动。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中，人们一方面同自然发生关系，一方面彼此发生一定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只有研究政治经济学，才能了解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了解国家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的阶级实质，了解每种生产方式的性质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马克思正是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使历史唯物主义获得了全副理论武装。
第三，马克思创作《资本论》，也是为了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
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曾经指责封建制度违反理性，主张建立理性的国家和社会。当资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成为统治阶级时，所谓理性的国家和社会实现了。但是这个所谓理性的国家，不过是标榜着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王国；所谓理性的社会，不过是以金钱的特权代替等级特权的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在批判地研究黑格尔哲学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要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3]。资本主义社会同以往的历史形态不同，虽然它对劳动者的剥削非常残酷和野蛮，但却具有虚假的外观。劳动力在市场上的自由买卖，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虽然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而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虽然正是这一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构成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从表面看来，仿佛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4]。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进一步掩盖了资本家剥削收入的真正源泉。只有研究政治经济学，才能透过资本主义的表面现象，揭示其内在本质。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分析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才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
第四，马克思创作《资本论》，还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无产阶级政党获得科学上的胜利。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建立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未发展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从配第到李嘉图，从布瓦齐尔，再到贝尔，再到西斯蒙第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能够在资产阶级视野之内，以比较科学的态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奠定了劳动价值的特殊形态，试图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等问题，对政治经济学作出一定的贡献。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规律。他们把资本主义看做永恒的。他们的学说既有科学的因素，也有庸俗的成分。
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庸俗经济学所代替。以萨伊、马尔萨斯、西尼耳等人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者，成了资产阶级豢养的文丐。他们完全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因素，而把其中的庸俗因素加以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庸俗经济学的精髓，即替资产阶级剥削工人辩护。”[5]
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吸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转变。但为了驳斥资产阶级既要批判庸俗经济学，也要批判古典经济的庸俗因素。只有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有从理论上批倒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论调，才能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扫清道路。
第五，马克思创作《资本论》，也是为了指导“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中，马克思发现并阐述的社会发展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也是主要的、决定的力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基本原理，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某些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用的情况。如在谈到第Ⅰ部类内部的实现问题时就指出：如果生产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那很明白，第Ⅰ部类的这些产品，将会同样不断地为再生产的目的，而且当做生产资料分配在该部类各生产部门之间，一部分直接留在它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别的一些生产场所，因此会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的来回运动。
在有些地方，马克思还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问题。例如在《资本论》第1卷中，他曾设想有一个使用公共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自由联合体”，个人消费品按照劳动时间进行分配。这样，劳动时间不仅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而且“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6]。
上述情况表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创作《资本论》，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也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
[1]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1-142页。
[2]恩格斯：《致理·费舍》（1895年4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46页。
[3]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4]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4页。
[5]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84年8月11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97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99页。
二、《资本论》第1卷整理和修订
根据马克思“四卷结构”的安排，《资本论》第1卷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卷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卷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4卷是《剩余价值理论》。1863-1867年手稿撰写完毕，表明《资本论》全部理论体系已经完成。
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手稿时，已考虑到出版问题。1861年马克思与德国一家颇有名气的出版社商谈，但未能谈成。1865年初，马克思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廉·施特龙与汉堡出版商迈斯纳联系，结果令人满意。1865年3月21日签订的出版《资本论》合同，规定《资本论》共分两卷，每卷50印张；1865年10月出书。
签订出版合同以后，马克思着手整理第1卷付印工作。但是这时《资本论》第三部手稿即《经济学手稿（1863-1867年）》还未完成，他必须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才能用主要精力修订第1卷。1865年底，第三部手稿全部工作基本完成。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从1866年1月1日起，对第1卷“开始修改和润色”。他用喜悦的心情写道：“工作进展非常迅速，因为经过这么长的阵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舔净这孩子。”[1]
《资本论》出版的时机十分有利。当时，国际工人运动和欧洲革命形势重新高涨，第一国际已经成立，各种活动逐步开展，工人阶级为了进行革命活动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因此出版《资本论》非常适时。
马克思对修订工作十分自信，认为理论问题已研究透彻，表述问题和其他问题不会有多大障碍。因此，他对工作进展较为乐观。但是困难接踵而来。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夜间紧张工作，病痛复发严重，“差一点送了命”。他在1866年2月10日告诉恩格斯说：“‘坐’自然谈不上，这在目前对我说来自然很困难，白天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我也还是躺着继续苦干。在理论部分我无法推进，脑力太差，对此不能胜任。”[2]恩格斯立即回信：“为了摆脱该死的病痛，你的确应该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了，即使因此让书耽误三个月也无妨。事情确实会逐渐变得非常严重，当你的脑子，如你自己所说的，不能胜任理论工作时，那你的确该休息一下，别管那些高深的理论吧。放宽一段时间的夜间工作，过一过多少有点规律的生活。”[3]严重的病痛，使得马克思不得不放慢修订的进度。
影响《资本论》修订工作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极其严肃的治学态度。虽然这时他已写完三部卷帙浩繁的手稿，第1卷出版工作不过是对手稿的“修改和润色”；但是，当他发现有关出版物和资料时，一定不会放过了解和利用。例如这时出版了约·瓦茨的小册子《工会和罢工·机器人·合作社》，此前还出版了罗杰斯的《美国农业史和价格史》。马克思要求恩格斯替他找到这些材料。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第19章中，他对瓦茨的小册子给予严厉的批评；在第23章和第24章中，则利用了罗杰斯书中的有关材料。
这时马克思经济状况十分困难，不得不靠借债度日。因此，不是由于理论问题，而是由于身体问题和生活问题拖延了《资本论》的出版准备工作。
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到了1866年11月10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一个喜讯：手稿第一部分终将在下星期就要“寄给迈斯纳了”[4]。恩格斯收到信后十分高兴，“得知手稿能寄出的消息，我真像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一样，现在终于到了如刑法典所说的‘开始实行’的时候，因此我要特别为你的健康干一杯。你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本书造成的；你一旦摆脱了它，就又会成为另外的一个人了”[5]。
1867年4月2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书已经完成。”[6]他准备亲自带着书稿到汉堡与出版商安排出版事宜。恩格斯收到信后，情不自禁地欢呼：“乌拉！当我终于在白纸黑字上看到第一卷已经完成，你想立刻把它带到汉堡去的消息时，我不禁这样欢呼起来。”[7]他立即邮汇35英镑，为马克思提供必需的旅费。
马克思在4月10日从伦敦乘船到汉诺威。海上天气恶劣，风浪很大。但是在伦敦“离群独居”幽禁了很久之后，他“痛快得无以复加”。4月13日抵达汉诺威与出版商迈斯纳会面，经过简短磋商，一切安排就绪。迈斯纳经营的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出版社，印刷工人不够，校对人员缺乏训练，只好把书稿转到莱比锡的维干德出版社印刷。迈斯纳要求马克思在汉诺威住下来，校对清样，完成书稿的最后修改。
马克思在汉诺威逗留了一个多月，住在好友库格曼医生家中。库格曼医生和夫人对马克思十分崇敬和热情，对他的照料无微不至，还介绍这个城市许多有名人物与他见面。这段时间，马克思心情愉快，情绪很高，在校对书稿的同时，利用休闲时间欣赏音乐，聆听朗诵，与友人谈天说地。他们的谈话内容涉及艺术、科学、诗歌、哲学等一切领域，谈论康德、费希特、叔本华与黑格尔，给所有见过他的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马克思在汉诺威逗留的短短期间，是他生命的“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在汉诺威期间，马克思惊讶地发现，在“有教养的官场”中，他与恩格斯的影响很大。他们的学识才能使人们十分佩服。这里还出现一个小小的插曲，德国首相俾斯麦专门派了一位律师，来拜访和拉拢马克思，希望马克思利用自己的天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这个建议遭到马克思理所当然的回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