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该书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手里，马克思同意出版社用分册的形式出版。每册篇幅较少，书价不高，便于销售。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认为翻译出版这部著作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因为在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总之在一切有进步人士渴望了解并传播那些必将在旧大陆和新大陆支配现代社会的原理方面，都将根据我们的译本来翻译这部著作”。
马克思毕生研究英国经济史和经济状况，《资本论》就是在英国写成的。《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他希望能够翻译出版英文本，但没有找到合适的译者。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还为准备在美国出版的英译本写了一份材料《为〈资本论〉第1卷美国版所作的修改意见》，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明显感到确实需要一个英文译本。这一方面是德文本出版已近20年，在英美两国的刊物和著作中，《资本论》经常被提到，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只有出版英译文本，才能使广大公众能够直接从著作中了解其理论内容和精神实质。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加深，慢性的萧条和严重的失业使英国劳动者难以忍受；因此，人们更需要了解经济形势，了解马克思的学说，了解《资本论》的内容。
《资本论》英文译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老朋友塞米尔·穆尔和马克思的女婿艾威林博士。马克思的幼女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她核对引文，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这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在恩格斯悉心指导和亲自校订下，第1卷英译本于1887年4月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随着资本主义矛盾不断加深，工人运动不断高涨，《资本论》在全世界更加广泛传播，各种民族文字的译本更多出现。正如恩格斯所说：“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11]
[1]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11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78页。
[2]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9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33页。
[3]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7年10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64页。
[4]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10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64页。
[5]路·费尔巴哈：《幸福论》，《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11页。
[6]《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第60页。
[7]阿·卢格：《致施泰因塔耳》（1869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84页。
[8]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22页。
[9]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11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页。
[11]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资本论》第1卷，第34页。
十二、《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
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最紧张的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英、法、俄等殖民主义国家对华进行掠夺，发动侵略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爆发太平天国革命，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马克思虽然研究工作十分繁忙，距离中国又非常遥远，有关中国情况的资料十分缺乏，既不全又凌乱，但马克思对中国情况还是十分关心。这期间他写了许多论文，如《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英国在华的残暴行动》、《俄国的对华贸易》、《鸦片贸易史》、《新的对华战争》等，揭露了各个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支持太平天国革命。
《资本论》曾数次提到中国。在第1卷中提到1854年清王朝币制改革的情况。当时户部右侍郎王茂荫主张将官票、宝钞（一种不能兑换白银的纸币）改为可兑换白银的钞票，以利货币流通、商品贸易。但朝廷却不同意，认为这个主张“专利于商品而不利于国”，王茂荫因此遭到申斥，调离主管财政与钱币的管理机构。马克思从俄驻北京公使馆的著述中了解到这件事，在信用货币的注解中加以引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以中国手工业为例，说明资本循环过程中商品转化为货币的作用。他写道：“例如，中国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他只是为私人顾客劳动，如果没有新的订货，他的生意过程就会停顿。”[1]
但是《资本论》出版后相当长时间，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国人根本不知道马克思和《资本论》。20世纪初，一些留学国外的学者才陆续把《资本论》介绍到中国来。1902-1903年，著名学者梁启超在刊物上提到马克思和《资本论》，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资本论》是著述甚多的马克思的主要作品，并且说明其最主要是“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这是最早提到马克思和《资本论》的文献。
1906年，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理论家和活动家朱执信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资本论》的内容，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等都有所论述，是我国介绍《资本论》主要内容、研究《资本论》重要理论的第一人。
《资本论》在我国的广泛传播，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迅速发展，产业工人大量增加，具备《资本论》传播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资本论》敲响的资本主义丧钟、剥夺者被剥夺从理论变为实践，《资本论》传播的条件成熟了。在传播《资本论》的主要人物中，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时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的《新青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资本论》的主要阵地。1919年5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新青年》编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号》，发表了介绍马克思生平事业和《资本论》的七篇专论，对《资本论》理论作了深刻的评析，对马克思撰写《资本论》艰苦卓绝的经历表示崇高的敬意。李大钊在《马克思号》上发表了长篇专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及随后发表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详细论述了《资本论》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意义。李大钊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2]他写道：“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他在研究了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生产价格理论之后，明确指出，按照马克思经济理论阐明的规律，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他说：“凡物发达之极，它的发展的境界，就是它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避免之数了。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作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种分配方式，也依随着改变为公有了。”[3]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要编辑。1922年他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批评》和《马克思学说》，阐明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论述了剩余价值的分配和利息、地租的来源，指出了随着资本家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和生产集中、雇工增加，经济危机发生，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他说：“合起这几项结果，无产佣工的困苦一天比一天沉重，而他们的人数却一天比一天增多，他们的团结也就一天比一天庞大，这个随着资本集中产业扩张而集中扩大的无产阶级必然团结起来，夺取国家政权，用政权没收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一日。”[4]
《资本论》直接译成中文在国内传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先后有多位译者和研究者为此付出辛勤的劳动。最早翻译《资本论》的是当时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一些青年学生，其译稿没有出版。后来陈启修教授参考了这个译稿，以德文版为依据，于1930年3月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分册，这是中译本第一个公开发行的译本。此后，侯外庐和王思华以德文第四版为根据，参照日、英文版于1932年9月出版了《资本论》上册，1936年6月出版中、下册和第1卷合订本。
《资本论》在我国传播中，影响最大的是著名经济学家、翻译家、教育家郭大力教授和王亚南教授。
1928-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以异常勤奋的精神研究经济理论，经过翻译和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准备，翻译了《资本论》第1、2、3卷，并于1938年8-9月公开出版，这是我国《资本论》传播史的重大事件。当时正处于抗日时期，书籍从出版社到读者手中，困难重重。有2000多部从上海运至广东时，毁于日寇炮火。运至大后方的书籍，则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但还是有一批到了广大读者手中，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起了重大作用。
全国解放后，郭大力、王亚南对《资本论》中译本初版作了全面修订，译文质量显著提高。1963-1966年，两位译者又依据德文原版，参照英文版和俄文版，作了仔细校订。
1975年，中共中央编译局集体翻译出版了《资本论》三卷中文版，并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4、25卷。这个译本与郭、王译本各有特点，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资本论》第4卷有两个译本。一个由郭大力翻译，依据考茨基编的版本，书名叫做《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个由中央编译局集体翻译，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德文版并参照俄文版译出，注明是《资本论》第4卷，书名叫《剩余价值理论》，分为Ⅰ、Ⅱ、Ⅲ三个分册。至此，《资本论》全部四卷，包括理论部分和历史批判部分已经出齐。
研究《资本论》，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重要任务。成绩显著的学者有陈启修、侯外庐、王思华、李达、郭大力、王亚南、许涤新等。宋涛教授在研究和传播《资本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长期作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全书》、《资本论辞典》、《资本论》教材，多年从事《资本论》教学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资本论》研究者、教育者和青年学生，是当之无愧的《资本论》研究导师。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运用《资本论》理论和方法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新时期的迫切任务。《资本论》的理论内容，是我国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级干部的必修课。《资本论》的光辉，永远照亮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18页。
[2]李大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文集》（下），第540页。
[3]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第63-64页。
[4]陈独秀：《马克思学说》，《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2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