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不顾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以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成通过了消灭土地私有制实现土地公有化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对蒲鲁东主义的彻底清算。从此以后，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谬论在国际中已经完全没有市场。许多左派蒲鲁东主义者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右派蒲鲁东主义者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了。
巴塞尔代表大会是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全盛时期举行的，是国际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检阅。大会自豪地宣布：“三年前我们在日内瓦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的时候，人们都把我们看做地道的糊涂虫……如今我们的原则已被人们毫不怀疑地接受，到处都在宣布这些原则……我们已成为一支力量。我们克服了第一道障碍，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我们的实现目标的道路已经开辟，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奋斗吧。”[9]马克思对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结果很满意。国际已经成长壮大，科学共产主义的种子已经根深蒂固，从伦敦到巴塞尔，从巴塞尔到汉诺威，欧洲各国工人阶级都在国际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战斗，巴塞尔大会通过的土地公有化的决议，得到工人阶级最广泛的拥护。西班牙和意大利成立了第一批农业工人支部。伦敦成立了由国际领导的“土地和劳动联盟”，以实现“土地国家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国际总委员会加强了在农业区的工作，宣传国际原则，建立农村支部，用各种方法“使农民加入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10]。在欧洲各国反动派面前，共产主义再也不是“赤色函罗”。当巴塞尔代表大会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引起强烈震动的时候，马克思以满意的心情在德国旅途中写道：“我为巴塞尔大会的结束和进行得比较顺利这一点感到高兴。……在我们沿途经过的德国城镇中，没有一个城镇的地方报纸不对‘这个可怕的代表大会’的活动充满了恐惧。”[11]
[1]克·斯切茨凯维奇：《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第96页。
[2]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7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31页。
[3]马克思：《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20页。
[4]同上书，第427页。
[5]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68页。
[6]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4页。
[7]《卡·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52页。
[8]《卡·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49页。
[9]克·斯切茨凯维奇：《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第81页。
[10]《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4页。
[11]马克思：《致劳·拉法格》（1869年9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21页。
四、与巴枯宁主义的持续斗争
巴塞尔代表大会是对巴枯宁主义的沉重打击，粉碎了巴枯宁及其宗派集团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但是，巴枯宁分子并不死心。他们进行了更加猖狂的反对国际的活动。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的斗争进一步深入展开。
巴枯宁主义者的原则是“谁不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在他们控制的地方，任何不服从他们的领导的支部，都被他们看做比资产阶级更可恨的人。在瑞士，他们把一些反对其错误路线、违背巴枯宁的绝对命令而参加政治运动的支部开除出国际。
1870年4月，他们在瑞士罗曼语区绍德封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搞了一次极不高明的阴谋。国际工人协会瑞士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的会员，绝大多数拥护总委员会的正确路线；巴枯宁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信徒只占会员的五分之一。但是，在此次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分子采取伪造代表证等惯用伎俩，实现自己取得一两票的虚假多数。他们非法成立新的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并决定把委员会驻地从日内瓦迁往绍德封，妄图篡夺瑞士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领导权。巴枯宁使用极其恶毒的语言，什么“错误的权威理论”、“独裁的作风”、“暗箭伤人的手法”、“卑鄙的阴谋”等，对马克思进行猖狂攻击，公开宣布要同马克思及其“国家共产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拥护国际总委员会正确路线的日内瓦各支部，与巴枯宁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久，又把巴枯宁及其最积极的喽啰开除出罗曼语区联合会。
以马克思为首的国际总委员会坚决支持日内瓦各支部的革命行动。1870年6月28日通过的决定中指出，绍德封代表大会的所谓多数是虚假的；由这个多数选出的委员会不能取代原来的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原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对总委员会、对国际工人协会始终如一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一贯按照协会章程办事；因此，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继续保留自己的名称和原有职权，而绍德封选出的委员会只能采用一个地方性的名称。巴枯宁分子拒绝接受总委员会的正确决定，指责总委员会搞“权威主义”，继续进行胡闹和捣乱。不久总委员会公开宣布同它断绝任何正式关系。巴枯宁分子篡夺瑞士联合会的阴谋破产了。
但是，巴枯宁集团依然继续着自己破坏国际的阴谋与活动。
第一，反对总委员会。巴枯宁阴谋集团“一旦失去了控制国际的希望，便开始反对国际。任何不服从它的领导的支部，都被它看作敌人，甚至是比资产阶级更可恨的敌人”[1]。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巴枯宁利用自己控制的《平等报》和《进步报》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活动。
从1869年11月起，《平等报》连续发表社论，攻击总委员会违反章程规定，没有按期出版关于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通报；指责总委员会直接干涉英国工人运动，主张成立一个由工联分子控制的英国中央委员会来专门管理英国的事务，煽动英国工人阶级脱离国际总委员会的领导；攻击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正确立场，胡说总委员会关于帮助芬尼亚社社员的决定超出自己的职权范围；指责总委员会没有公开地对待德国的拉萨尔派，妄图把拉萨尔派拉进国际中来。同时，他们还故意歪曲国际共同章程，鼓吹工人阶级放弃政治斗争等极端无知的理论。
马克思坚决反击巴枯宁分子的进攻。1868年12月，总委员会讨论了巴枯宁分子的活动，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的文件，逐条批驳了巴枯宁分子的无耻谰言，深刻论述了总委员会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正确路线。
马克思指出：总委员会最坚决地执行了代表大会赋予它的任务。关于通报的出版，已经由国际的各个机关刊物完成了。巴枯宁分子要求发表国际机关刊物上没有发表的东西，其目的只能是帮助敌人窥视国际的内幕。
关于总委员会直接领导英国工人运动的情况，这是由英国的具体条件决定的。英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资本主义大生产已经统治着一切部门，绝大多数的居民是雇佣工人，工人阶级普遍参加工人团体，工人运动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因此，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英国又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占统治地位，英国每一次变革都会在整个世界发生强烈的影响。因此，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腐蚀、收买，由于少数工人贵族的欺骗蒙蔽，英国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革命精神受到很大影响。为了加速英国真正的革命运动，帮助英国工人阶级摆脱工联机会主义的控制，总委员会的直接干预是完全必要的。“总委员会现在所以处在值得庆幸的地位，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伟大杠杆直接握在它手里。如果把这个杠杆完全交给英国人，那该是多么愚蠢，甚至可以说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2]
关于爱尔兰问题，国际协会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英国政府以维护爱尔兰殖民地为借口，建立一支随时都可以用来对付本国工人阶级的军队，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工人和英国工人之间制造民族矛盾、煽动民族情绪、分裂无产阶级队伍，维护自己的统治。爱尔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是对英国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沉重打击，对于工人阶级革命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支援爱尔兰的斗争，决不是什么超出国际的职权范围之外的举动。以工人阶级彻底解放为目标的国际工人协会，在当时，“它的主要任务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爱尔兰进行决定性的打击”[3]。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与拉萨尔派的斗争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是国际会员，拉萨尔派则不是。拉萨尔派是一个拼凑起来的组织，它同工人阶级的历史的、自然形成的组织是相矛盾的。拉萨尔派公开拒绝承认总委员会的权威，反对总委员会的干预，顽固地保持自己的霸权和宗派组织，因而妨碍了总委员会在德国的工作。巴枯宁分子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最后，马克思揭露了巴枯宁主义者援引被歪曲了的国际共同章程，宣扬放弃政治斗争的错误理论的卑鄙行径。马克思指出，所谓放弃政治斗争的理论，是极端无知的理论，实际上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
《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除了发给该委员会以外，也发给国际所属各国联合委员会和支部，得到广大国际会员的热烈拥护。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撤换了控制《平等报》的巴枯宁分子。日内瓦成立了由俄国青年学生组成的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他们要求马克思作为他们在国际总委员会的代表，保证坚决与巴枯宁主义作斗争，撕破巴枯宁的假面具，揭穿他的两面派政策。
第二，破坏国际的声誉——涅恰耶夫事件。1869年3月，一个名叫涅恰耶夫的俄国青年来到日内瓦。他冒充彼得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在日内瓦招摇撞骗，巴枯宁很快就与他勾结起来，建立秘密团体“秘密革命委员会”，他们的活动使许多无辜的人遭到俄国秘密警察的逮捕和迫害。
1869年9月，涅恰耶夫持着巴枯宁的介绍信，以国际工人协会俄国分部的名义在俄国许多地方活动，在大学生中间散布巴枯宁的小册子和传单，宣传什么“破坏一切”、“消灭国家”、“鄙视任何科学”、“强盗就是英雄”、“抢劫是俄国人民生活最光荣的形式之一”等谬论。
沙皇政府利用涅恰耶夫的罪恶活动，逮捕大批俄国革命者组织，并进行公开审判，掀起一阵反对国际的喧嚣。几十名无辜青年被判处长期苦役和流放，卑鄙的涅恰耶夫却逃离俄国，在日内瓦和伦敦过着逍遥的生活。涅恰耶夫案件是巴枯宁假借国际名义，破坏国际声誉。谴责巴枯宁、涅恰耶夫的罪恶活动，公开宣布涅恰耶夫从来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或代表，国际工人协会与他们的活动毫无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文件和书信中，彻底揭露巴枯宁与涅恰耶夫的卑劣行径，严厉批判了他们的荒谬理论，反击了国际反动派的反革命叫嚣，维护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声誉。
第三，破坏里昂起义。1870年9月，拿破仑第二帝国垮台了。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爆发起义。国际工人协会里昂支部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共同组成革命政府，采取了许多革命措施，如实行全民武装、罢免旧政府官吏、建立各级政权机关、成立人民的警察局等。一切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9月15日，巴枯宁来到里昂，他企图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实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纲领。于是，他在一些巴枯宁分子的支持下，住进市政厅并发布“废除国家的行政统治机构”的荒谬口号，为了实践放弃政治的谬论，竟然拒绝在市政厅周围布置警卫。但是，当他还在大做无政府主义的迷梦的时候，几个反动的国民自卫军成员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市政厅。起义被镇压下去了。马克思严厉批判了巴枯宁在里昂的活动。马克思指出，里昂起义的失败，是巴枯宁进行叛卖活动的结果。他那荒谬的废除国家、放弃政治的谬论，解除了起义人民的武器，帮助反动派取得了胜利。正如马克思所说：“起初一切进行得都非常顺利。巴枯宁来到里昂，把一切都弄糟了。里昂事件表明，仅仅是用一纸废除国家的命令远远不足以实现这一切美妙的预言。仅仅是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两个连，就足以粉碎这个美妙的幻想，并且迫使巴枯宁收起他那创造奇迹的命令赶往日内瓦去。”[4]
此外，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分子又参加了资产阶级反革命大合唱，以极左面目对公社进行恶毒的诬蔑。巴枯宁派机关报《汝拉联合会公报》写道：“从实践的观点看来，3月18日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革命的进攻由于公社的失败而延迟，可能延迟很长时间。”[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