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式看，不是“就腐败讲反腐败”，单独地进行反腐败教育、权力监督或孤立地查处腐败案件，而是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方式广泛发动群众，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革命大势”，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向走资派夺权”以及“破四旧”等名义下，荡涤着包括腐败现象在内的“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再次，从反腐败斗争的成效看，在一定时期内确实把腐败现象压制到较低限度。“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其中许多党员干部被关进了监狱式的“牛棚”。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党员干部，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大批冤假错案被制造出来。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国家干部人数的17.5%；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在这种状况下，原有的大多数领导干部已经完全丧失了权力，因而完全没有以权谋私搞腐败的可能性；原有干部中少数在台上的，受正在进行的群众运动包围，每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说不准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就被怀疑、被打倒，因而绝不敢滥用权力，更不敢以权谋私，生怕被人抓住把柄陷入政治困境；至于那些新上台掌权的“造反派”、“革命小将”，除了极个别利令智昏者会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外（实际上这样的人都是很快被赶下台了），都知道“殷鉴不远”，也不敢以权谋私，以身试法。当时不仅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使权力受到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使掌权者“不敢腐败”，而且由于大力提倡“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人们的思想受到严格控制，也“不想腐败”。因此，结果只能是腐败现象很少。
人们都知道，监狱是关押罪犯的场所，而监狱又是最有秩序的地方。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政坛就具有显著的监狱式的“牛棚”特征——许多干部都被当做罪犯一样关押着、监视着、防备着。在这种环境下，一方面，广大掌权者“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可以在“斗走资派”和“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又不敢在以权谋私方面有半点差池，不能越腐败雷池半步。
当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腐败现象从来就没有绝迹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环境里也是如此。例如，红极一时的阴谋家康生，就曾依靠权力占有国家和他人的许多名玩古董。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家蹿红的江青集团，不但在政治上要官争权，拉帮结派，网络党羽，企图篡党夺权，而且在生活上也奢侈腐败。江青在各方面追逐特权。王洪文调中央工作后，要了三处房子还嫌不够，又要工作人员给他花几十万元扩建一个“活动场所”。他不读书不看报，文件由秘书代批，每天把主要精力用在吃喝玩乐。他常常以试看、试用、试尝等名义，巧取豪夺，无偿地勒索和占用国家的高档产品和名烟名酒。这些物品除供他本人挥霍享乐外，还用来请客送礼，进行政治交易。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次反腐败斗争。只不过，这种反腐败斗争的成果，是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的。
三、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启示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和腐败行为深恶痛绝，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腐败的地主资产阶级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为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终身。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深谙政权兴亡规律，时刻警惕腐败对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的危害，毫不留情地惩治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腐败行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反腐败的规律以及方法途径，为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尽管1976年渐行渐远，但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经过历史与实践的磨砺，愈加闪耀出灿烂的光辉，值得后世的共产党人珍视。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为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和平环境，增加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性，也增加了滋生腐败的危险性。对此，毛泽东带领全党积极探索在执政的条件下反腐倡廉的规律和途径，并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科学思想体系——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这一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反腐倡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在为什么反腐败方面，毛泽东认为，政治思想上的蜕化变质，经济上的贪污受贿，生活上的挥霍享受，均属于腐败的范畴。腐败是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和政府内的反映，反腐败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认为腐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腐败分子是“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蒋介石”者，人民公敌之谓也。建国之初，他亲自领导了“三反”斗争，明确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基于对腐败现象的这种认识，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就发出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这实际上是把建立廉洁政治、反对贪污腐败作为建国治党的一个根本思想。
（二）在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方面，毛泽东认为，主要是阶级根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此外，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三）在依靠谁反腐败方面，毛泽东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反腐败斗争之所以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除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特殊的私利，本身是廉洁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是因为党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能够按照反腐败斗争的规律办事。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正确领导人民开展反腐败斗争并取得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是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力量，人民群众是反腐败斗争的主力军。毛泽东真诚地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他领导理论的核心，也是贯穿反腐败思想的一条红线。毛泽东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明确地指出：“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1951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正是因为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了“群众威力”，党才取得了三反斗争的巨大胜利。
（四）在怎样反腐败方面，毛泽东的主要方法是教育、惩治、监督三者密切结合，同时注意反腐败斗争与中心工作的有机配合。
（1）对于反腐败，毛泽东历来强调教育在先，对人不能“不教而诛”。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权力观，这是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其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他强调：“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坚持了这一最高标准，为政清廉就有了基本保障。他历来主张“奖励廉洁，禁绝贪污”，强调共产党员在政府的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毛泽东反复告诫：“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其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也是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指导方针。全国解放前夕，他就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执政以后，他始终用这一优良传统教育全党，增强反腐防变的免疫力。其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教育。毛泽东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克服自身不正之风的有效武器。他一生领导党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整党整风，成功地运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保持了党的清廉和良好作风。其四，历史经验的教育。他倡导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全党“不当李自成”；学习“贞观之治”的经验，教育干部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等。通过学习和研究历史经验，从执政的高度增强反腐败的自觉性。其五，榜样的教育。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作清正廉洁的模范。他一生清廉，痛恨腐败，自己就是为政清廉的实践者和表率，这在中国是众所周知、无需举证的。他树立了雷锋、焦裕禄等许多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先进榜样，对几代人的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他也注重运用“反面教员”。
（2）毛泽东对腐败的基本态度是严惩不贷，决不心慈手软、姑息养奸。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为指导“三反”运动，他所写的指示、批语、书信等各种文稿，多达300余份。他特别注重抓大案要案，敢于碰硬。主张对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消除，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加重惩处。毛泽东反腐惩贪的坚决态度，不仅使当时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得到一次广泛的揭露和相应的惩处，同时也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生动的深刻的反腐败思想教育，从而为党风、政风的清明廉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