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拨乱反正中开展反腐败斗争
“文化大革命”逆党心，违民意，最后是天怒人怨。物极必反，否极泰来。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党中央领导人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就为纠正延续20年来“左”的错误，引导中国走上新的健康发展道路，创造了最重要的有利政治条件，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新中国的反腐败斗争逐渐走上了健康的轨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这两年的反腐败斗争在全国拨乱反正的大局下逐步正常地开展起来。
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抓起
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以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为基本特征的腐败现象，以及各种不正之风，是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背离或背叛。在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下，不论是拨乱反正、逐渐清除“左”的错误影响，还是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反对和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入手，都是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能够很快见到成效的正确的选择。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恢复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撤销的一切职务。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说，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给染上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么，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
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说，要树立好的风气。讲风气，无非是党风、军风、民风、学风，最重要的是党风。好的党风也要体现在教育中，这才能培养出好的学风。现在我们的青少年中，有些人有些坏的风气，改变这种风气，要从小学教育开始。邓小平说，建国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整个社会风气、秩序和纪律是好的。后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风气不好了。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
8月18日，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邓小平关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倡导，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响应。1977年9月，聂荣臻在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文章。1978年3月1日，罗瑞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回忆周恩来的文章《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那一时期，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全党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于深入拨乱反正，加强党风、军风、民风、学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
彻底清算“左”的思想影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从理论上解决问题，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也必须从理论上解决问题。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的大讨论。真理标准的讨论，直接冲破了“两个凡是”的藩篱，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意义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了最好的准备。对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端正思想路线，从过去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和深远的意义。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引发人们对如何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惩治和预防腐败、纠正不正之风的思考。这就为此后胜利开辟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严肃处理违纪违法案件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广大干部群众有一种“第二次解放”的感觉，积极投身于各自工作中去，不断创造新的工作成绩。但是也有的干部把“积极性”用在了以权谋私方面。对这方面重大的违纪违法问题，党中央和地方党委旗帜鲜明地进行了严肃查处。
沈阳部队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司令员、辽宁省旅大市委第一书记、旅大市革委会主任刘德才，旅大市委书记宣世明，不顾中央三令五申，大搞楼堂馆所，大搞计划外工程，大量侵占国家资金和物资，情节严重，手法恶劣，触目惊心。1978年4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责成辽宁省和沈阳部队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刘德才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降薪；宣世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依法逮捕惩办。辽宁省委和沈阳部队党委还决定：对旅大市委书记孙宝太和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第一书记石传育，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对旅大市公安局副局长兼长山要塞獐子守备区政委黄吉增、旅大市油脂总厂党委书记高万友、旅大玻璃制品厂党委书记李福俭，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依法逮捕惩办。
1978年9月8日，中共中央通报了河南省驻马店地委违法乱纪事件。通报说，近几年来，驻马店地委和一些县委中的原负责人，无视党纪国法，不顾当地遭受特大水灾后群众的困难，滥用职权，挪用、侵占救灾专款、救灾物资和国家财政收入共计一亿六千多万元，大搞计划外工程和楼堂馆所，大肆请客送礼，挥霍浪费，民愤很大。为了严肃党纪国法，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原地委第一书记苏华、副书记杨作孔，原地区计委主任赵国才、财政局长苏有存，原汝南县委第一书记谢彦章，原遂平县委第一书记李天寅，统统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送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办；原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兼商业局长马春举，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平舆县委第一书记刘福祥错误严重，但检查态度较好，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其他有关人员的问题，责成地委彻底清查后，也要区别情况，严肃处理。中共中央通知指出：驻马店地委和一些县的某些负责人的问题情节严重、性质恶劣。这说明整顿财经纪律的迫切性。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本年下半年，发动群众，全面地深入地进行一次财经纪律大检查，抓住几个典型案件，进行严肃处理，坚决纠正和刹住此种歪风邪气，进一步推动各方面的整顿工作。
1978年下半年，黑龙江省破获一起该省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集团案件。案犯王守信，原任宾县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经理。自1972年以来，王守信利用职权，把她的长子、长媳、次子、弟弟、妹妹先后突击入党、升官，使之分掌业务、财务、“外交”大权。他们一伙采取将计划内国矿煤充当计划外小窑煤加价出售，多收款私分；虚报冒领临时工工资；伪造理由从黑金库中提取巨额现金等手段进行贪污，共贪污人民币536万余元，相当于该公司当时固定资产的两倍。王守信一伙为了寻找保护伞，采取请客送礼、安插子女、利用帮派势力等手段，编织关系网。1972年后，王守信领导的燃料公司四次被评为地、县“先进单位”，公司领导班子被列为“一类班子”。这一案件破获后，王守信被依法判处死刑。
二、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次会议作出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在政治上，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二是在组织上，重新组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党内监督。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两项重大决策都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坚持从严治党、加强反腐败斗争的重大举措。
重建中央纪委的过程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顺应党心民心，在党章中恢复了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规定：为了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纪律，防止和纠正各种危害党和群众关系的现象，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受理党员的申诉和控诉，并受理党外群众对党员的控诉。这就为纪律检查机构的恢复重建提供了依据。
从十一大提出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成立中央纪委，经历了一年多的酝酿过程。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是提出中央纪委组成人员的候选人。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央组织部负责考察中央纪委组成人选。为此，中央组织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考察、提出候选人。1978年10月25日和12月2日，两次向中央提出中央纪委组成人员候选人报告。提出：“我们党已经多年没有设立纪律检查机构，林彪、‘四人帮’又把党的纪律废弛得不像样子，中央一旦恢复纪委，全党都要注意有哪些同志在这方面担任拨乱反正的责任。”报告提出，中央纪委候选人的条件应具备三条：一是在同林彪、“四人帮”斗争中表现较好；二是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三是思想作风较好，党内信得过的同志。初选名单考虑较为周全，照顾到了方方面面，包括民族构成和性别等。在年龄结构上，大多数是党龄较长、年龄较大而仍能工作的同志，也有二十几名年富力强的中年同志，包括同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以及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同志。考虑到以前中央纪委、监委很多兼职委员由于本部门事情太多，无暇顾及考虑纪检监察工作，有的甚至连参加会议都困难的情况，以及到三中全会前还有一批能工作而没有分配实职工作的老干部的现实，建议中央纪委多配一些专职委员，应占委员总数一半以上。
后来，又经过几次调整，提交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和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一共100人。其中，书记、副书记15人，常委24人，委员61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部候选人的名单、简历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到每个与会者手中，充分发扬民主，反复酝酿和讨论。1978年12月22日晚，100名候选人全部当选，陈云任第一书记，邓颖超任第二书记，胡耀邦任第三书记，黄克诚任常务书记，王鹤寿、王从吾、刘顺元、张启龙、袁任远、章蕴、郭述申、马国瑞、李一氓、魏文伯、张策任副书记。重新恢复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