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下午，我接到通知，皇家贵族委员会准备召开听证会，对马萨诸塞州议会关于要求撤除赫金森职务一事进行辩论，而我将作为证人出庭。听证会之前，有人对我说，只要我将泄露者指认出来，就可以继续在英国安全待下去，否则我面对的将是极其严重的后果。我是信守承诺的人，我的一生中很少有过违背承诺的时候，所以我坚称自己永远不会公布这些信件的由来，这样就令我处在了一个不利的位置上。
关于召开听证会的事，此时已经在伦敦传得沸沸扬扬，各种各样的传闻充斥着大街小巷。有些人说，我因为赫金森信札的事情得罪了政府，政府已经打算逮捕我，并把我关进大牢，没收我的文件，只不过，这一切都要等到听证会结束后，这样政府才有足够的理由。有的说，讨论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只是一种借口，真正目的是打倒我，最终结果将是马萨诸塞州议会受到审查，而赫金森州长等人将受到表彰。
对于这些小道消息，没有人能说出来源，也没有人能提供任何证据。但唯一确定的是，我现在很被动，这是我无法扭转的。而我也清楚，英国政府此举的真实目的，就是借此次事件使我声名扫地，由此否定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最终达到打击北美殖民地反抗斗争的目的。
听证会如期举行，这次会议甚至比我上次为州议会请愿时的辩论还要壮观，大厅内挤满了政府高层人员。开始时，会议主持人先宣读了请愿书以及我写的请愿信和会议的决定，最后还有赫金森信札的内容。然后，我的律师首先发言道：“州议会没有任何对英王不满的意思，他们只是恳求英明和慈悲的英王，撤销州长的职位，以平息当地的不安定。”
政府代表站起来立刻反驳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王室有没有权力来雇用一名忠实、坚定的佣仆来管理殖民地。”然后，他列举了许多赫金森施政的经历，辩称英国向波士顿派遣驻军不是赫金森的请求，而是当地混乱所带来的。之后政府代表的话锋急转，称我才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因为是我将信件寄给州议会的，并且策划了针对州长的一系列阴谋。
政府代表污蔑我之所以不说出那些信件是从何而来，是因为这些信件根本就是我用卑鄙手段得到的。政府代表还建议委员会，为了国家和人类的荣誉，给我烙上印记，惩罚我“肮脏不堪的灵魂”。
最后政府代表还攻击我对英王毫无敬畏之情，满脑子都是美洲联盟的思想，就连会见王公贵族们的时候也是以一名独立的外国大臣的口气说话。他把我的种种行为最后说成是利用美洲议会来弹劾州长，然后自己当上州长，甚至是成为美洲的统治者的阴谋。
在对方律师长达1小时的指责期间，68岁的我戴着老式的假发，穿着礼服，一动不动地坐在壁炉旁边，静静地听着别人对自己的各种污蔑和指责，脸上没有一丝波动。有时我还会为对方鼓掌，但目光中没有一丝鄙夷，我很清楚，在如今的情形下，我不需要辩解任何东西，因为这些都是徒劳的。可沉默就代表了认罪，我在英国的名誉也一败涂地了。
听证会结束后，我给老友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人们以为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会极其生气，但我想的不是他们对我的诽谤，也不是自己在英国的前途，而是对殖民地和英国的关系感到担忧。当我看到那些人自大的嘴脸，我不知道该如何贯彻我的思想，更加不知道和平之路在何方。”
听证会结束后，马萨诸塞州议会的请愿书立即被否定了，因为它是“基于虚假而错误的借口之上”的。会议结束后，对方的律师从大厅走出来，立刻就受到了热烈欢迎。而我在会议结束后，一个人独自回到家中，然后写下了上面的那封信。第二天，我接到一封政府的来信，告知我的北美邮政总代理职务已经被解除了，看来，这件事早在听证会之前就决定好了。
被解除了职务后，我听从朋友们的劝说，决定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做一个整理，一方面回击那些造谣的人，另一方面，多少挽回些自己的名誉。我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关于赫金森信札的短文》，我从政后多次遭受人们的审查，但对大多数审查我都持沉默态度，并不是我默认了一切。我觉得，如果这些审查是正当的，那么我就应该改正而不是去辩解；如果审查是不正当的，那么我相信真相会很快浮现，这些谣言也会不攻自破。对那些泼洒在我人格上的污秽之物，我不会去努力摆脱它们，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只能让那些污秽弄得我满身都是。我相信，这些东西等一段时间后会自行消失，时间会还我一个清白之躯。
“赫金森信札”事件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伤害，我的朋友都相信我的为人，他们对那些强加在我身上的污蔑之词大为愤慨。至于殖民地的人们，看到听证会的记录后，他们反而对我更敬重，因为我是为了殖民地的利益才承受如此的侮辱的。
4.有压迫就有反抗，“革命”终于要来了
面对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压迫，殖民地已经出现一些反抗政府组织，如果之前的组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现在出现的组织则是为了推翻英国的压迫，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政府。
1772年～1774年，从马萨诸塞州开始，美州各殖民地先后建立了许多反英的革命组织。这时，茶叶成为双方争斗的焦点。关税条例被废除后，英国向美洲运输的茶叶依旧需要缴税，所以在殖民地走私茶叶是很常见的事情。1773年，英国政府为了能让东印度公司倾销大量积压的茶叶，于是对销往美洲的茶叶采取关税减免政策，这样一来，通过正规渠道进入美洲的茶叶竟然比走私的还便宜百分之五十，这令走私商感到恐慌。于是，走私商组织了大量人员，以维护权利为口号，抵制东印度公司的茶叶。
12月16日，波士顿一群人偷偷登上三艘东印度公司的货船，将上面342箱茶叶全部倒入海中，这场风波被称为“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件事之后，殖民地其他地方也爆发了倾茶事件，这令英国政府和殖民地的矛盾更加激化。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连串的举动并非什么正义行为，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场运动最终却点燃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索。
波士顿倾茶事件后，英国政府对此暴行极为愤怒，决定不再退让一步，并且颁布了5项苛刻的政策，以镇压反抗运动。这5项法令是：封闭所有波士顿的海港，在赔偿所有茶叶损失之前，断绝和波士顿的一切通商往来；取消马萨诸塞州自治条例，当地政府直接由英王负责，所有官吏的任免都由英王和州长负责，之前的当地宪法也作废；扩充殖民地驻军，驻军可以在一切旅馆、酒店及其他公共建筑物自由驻扎；凡是英国官吏犯罪，必须送回英国或者英属加拿大东部的诺法斯科西亚审判；将俄亥俄河以北、宾夕法尼亚以西原为殖民地边疆的广大地区划归英王直辖殖民地魁北克。
政策实施后，当时依旧是马萨诸塞州州长的赫金森面见了英王，大肆宣扬政策对殖民地的好处，并说波士顿人已经打算向英王屈服。英王听了这些话后，对政策的实施更加坚决，任何人劝说也无济于事。
与赫金森的说辞完全相反的是，这5项法令一经公布，殖民地的愤怒和不满立即到了极点，就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全美洲殖民地的人都参与到抗英斗争中。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议会派出代表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各州的代表们针对如何维护北美殖民地权利、反抗英国政府的压迫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甚至北美殖民地独立的主张也被一些激进的议员提了出来。
我在伦敦的日子也很艰难，有人造谣是我引起殖民地和英国之间的误会，并下令对我进行抓捕。所以，那段时间我在英国经常被迫不断更换地址，防止被捕。尽管处境如此危险，但我还是没有离开，我希望能为双方和解出一份力，也是我的最后一搏。
对于我来说，改变如今内阁的态度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我只能期待新的内阁上台，为争取北美的权利做些什么。至于革命，我当时依旧不赞同，我希望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既能维护英国的统一，又能保障北美人民的权利。此时，我隐隐约约感觉到，革命马上就要来临，因为双方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我能做的就是尽快化解危机。
此时英国政府内部，对这5项法令的实施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支持，一种是反对。反对者担心殖民地人民会因此而推翻政府，让英国的利益大受损失。有一个反对者和我一样，努力寻找条件和殖民地沟通，化解未来的战争。有一位政府大臣，还曾找到过我，共同商讨如何解决美洲和英国的矛盾，化解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
美洲的反抗斗争正不断扩大，我在伦敦也正积极和政府高管会面，寻找支持者。经过一些戏剧性的意外，两个内阁成员找到了我，共同商讨拟定一份和解计划。我提出了“17点”，上报给英国国会，我提出的建议是美洲殖民地宣誓在战争时帮助英国，也可以接受英国的垄断，但是英国政府不能限制殖民地的制造业。关于殖民地权利的问题上，我提出英国政府应该将立法权归还给殖民地，并且不能在非战争期间征税。
我还在“17点”中特别强调，坚决反对英国国会改变美洲殖民地的法律和宪章，为捍卫自己的法律和宪章，殖民地人民“不惜付出生命及一切代价”。对于“17点”，两个内阁成员并不赞同，因为有些条例是英国政府无论如何都答应不了的，这会令英国丧失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于是在二人的建议下，我又重新拟定了一份议案。但是就是这份对英国利益做出极大让步的议案，最终也还是在1775年1月20日的国会会议上被否决了。
我们并没有放弃，重新商量新的议案，准备再次向国会提出。新的议案首先规定了英国议会有权将北美殖民地纳于帝国的利益之下，英国国王有权在没有得到殖民地议会允许的情况下向殖民地派遣军队。然后规定只有美洲人可以在美洲征税，而且殖民地的宪章不可侵犯，并且建议大陆会议成为官方的永久性的机构。我看过计划后表示很满意，只在其中“宪章”一词之后加上了“宪法”两字。
2月1号，我们一同前往国会，向议会提出新的和解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再次遭到了强烈反对，最后这份方案再次被否决。这时，殖民地和政府的战争一触即发，我只得做最后的挽救，我将“17点”大幅度修改，期望能获得议会的通过。但是，我没有认识到本质上的问题，政府希望的是马萨诸塞州的人民认罪并屈服，而我希望的是双方各退一步。但是双方的立场根本不同，也就无法达成统一的认识，所以最后和解计划以失败告终。
看到和解无望的我早已是身心疲惫，就在这时，妻子去世的消息传来，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是时候回家了。在伦敦的最后一天，我来到好友的家里，向他诉说自己的苦恼，说到自己对阻止战争的爆发，就如同对妻子的死一样无能为力，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好友面前放声痛哭。
1775年3月底，我起程返回费城，经过6个星期的漂泊，我于5月5日抵达了费城，但此时费城早已没有等待我归来的妻子，也没有曾经和平的土地，面对我的将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