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播音员的工作总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配解说，也就是我们常常在电视节目中听到的画面以外的声音；另一部分是出图像的节目，如演播室内主持新闻栏目、口播新闻、外景采访等。我们这里探讨的就是电视播音员的后一种工作形式——通过电视画面所表现出的“荧屏形象”的问题。
荧屏形象是指电视荧屏上反映出的播音员的形象。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荧屏形象与电视播音员、主持人本人是不能简单划等号的。荧屏形象是电视播音员、主持人整体自我的某个侧面的具体体现，我们暂且把他称之为“非我”。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实际工作时直接面对的并不是观众（即使那些有观众参与的互动性节目，此中的观众，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电视观众），他只是面对摄像机；观众在收看电视节目时面对的也不是播音员及主持人本人——“本我”，其所面对的是通过电视荧屏播放出的播音员、主持人的图像——“非我”，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荧屏形象。播音员、主持人与观众之间的信息联系是以荧屏形象作为媒介的。
正是由于这一媒介——荧屏形象的出现，在电视播音理论上引起了一场论争：电视播音主持是否有表演因素存在？传统的理论认为，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在镜头前不存在表演的因素，完全是播音员、主持人自我的再现；另有人认为，电视播音、主持工作时是一种“无角色表演”。这两种看法谁是谁非，电视播音员、主持人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和外部形象面对摄像机，出现在荧屏上呢？对此，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节荧屏形象是否有表演的因素存在
《现代汉语词典》对“表演”一词的解释是这样的：①戏剧、舞蹈、杂技等演出；把情节或技艺表现出来。②做示范性的动作。电视播音员、主持人既不是表现技艺，进行文艺演出，也不是做示范性的动作，而是熟练地运用语言这一工具，向观众传达信息。因此，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在镜头前的活动并无表演因素可言——哪怕是无角色表演也罢。它只属于播音、主持社会性、环境性自身调节的一部分。
生活中，当我们处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场合时，会随之而调整自我的言行。如，出席某个重大严肃的会议时，我们会从心理到举止言谈对自己加以调整，使之符合所处的环境、场合的要求。生活中，我们和陌生的客人一起吃饭，就和与家人一起吃饭时的心理状态和言谈举止有所不同；初识的恋人和热恋中的情人内外状态举止不同；外交场合与一般场合亦有所不同……此类例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胜枚举，正像美国一位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戴高乐的评论那样，“回到家中他是戴高乐，而在法国人民面前他是戴高乐将军”。可见，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心理状态和外部形象有着多面性。如果把这统统看作表演，那么生活中岂不是无真实可言？
综前所述，播音员的荧屏形象既不是表演，也不是播音员本人简单的自我再现，而是播音员整体自我的某个侧面在某种特定（要求极严格）的环境中的具体再现——“非我”的表现形式。
第二节自我中的“非我”
荧屏形象对于播音员、主持人来说，是“非我”的形象。我们之所以将它看作“非我”的形象，主要是由于论述的方便。另外，在某种程度上，荧屏形象已经从心理到客观上和播音员、主持人本身产生分离。当然，“非我”是建立在自我之上的，分离只是相对而言。
正如演员在舞台上演戏是以一种双重身份出现一样，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在实际播音、主持时，这种分离主要表现在心理控制上。在内心，他不断地以“本我”监察着荧屏中出现的“非我”，使自己的言语、神态、举止符合电视节目播出所要求的荧屏形象。多次重复之后，播音员对自己有的心理过程及外部动作，如对新闻语言的句式、语气、节奏等的把握等，会很熟练，以致达到了下意识的状态。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提出了幕间间离的理论，是要演员、观众以冷静、理智的思维来审视戏剧；播音员则是以自我的心理控制来监察荧屏中出现的“非我”。这两者虽是事物的不同侧面，但又有其共通之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非我”的荧屏形象，已不仅仅是电视播音员、主持人本人的再创造，而是集中了整个编辑部、栏目策划组以及全体节目制作人员的集体劳动。在观众的眼睛里，他不仅是某个电视台的“门面”，还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党和政府的态度、立场，体现着国家民族的尊严、气度。当一个电视新闻播音员直接播发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如播送《政府工作报告》）和代表政府机关发布指导性文件（如播送《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他就直接传递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着一定的权威性。从这一意义上讲，不仅“非我”的荧屏形象分离于自我，而且对它的要求，也远远高于自我。
由于我们现在大部分节目都是采用录像的手段，就使播音员主持人有更多的机会以一个观众的身份出现于电视机前，观看自己的工作录像——荧屏形象。这种情形，像一个影视剧演员坐在剧场里观看自己在影片中扮演的人物。此时播音员、主持人的心理状态和观众的心理状态有部分的相同，即：都会对荧屏形象作出评价。然而，观众是在接受荧屏形象所传递信息的同时对其作出评价；播音员、主持人则是在重新监察荧屏形象的过程中对其作出评价。从观众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接受荧屏形象传递给他的信息。观众对荧屏形象的评价，随着他所熟悉的荧屏形象重复多次的出现，积淀在他的潜意识之中。只有当一个新的荧屏形象出现（包括他已熟悉的荧屏形象在一个新的节目中出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新的荧屏形象）或是他所熟悉的荧屏形象出现某些误差时，他才有意识地对其作出评价。而播音员、主持人在观看自己的荧屏形象时甚至比一般的观众更加苛刻、更为挑剔。他不仅以一个普通观众的心理去审视这一“非我”的荧屏形象，还要再一次以播音员、主持人自我的心理感受和监察荧屏上的“非我”，重新审视自我荧屏形象的创造过程并对其作出评价。此时，播音员、主持人又像是一个艺术鉴赏家在品鉴自己的作品，肯定其长处，发觉其不足，使荧屏形象不断完善、不断成熟。
播音员、主持人内在气质与外部表情能否和谐统一，是荧屏形象成败的关键。
荧屏形象上播音员、主持人的表情是由播音员、主持人自我的内在气质决定的，而这内在气质，又是通过外部表情来体现的。正因为每个人内在气质的差异，才表现出有的深沉稳重，有的文雅大方，有的热情活泼，有的机敏聪慧。不同的播音、主持风格也在与其相对应的内在气质的基础上形成。这种外部与内部的和谐统一，亦就是要找到“非我”中的自我。它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就是真实。有了真实才有进一步的一切，如亲切感、信任感等。
以真诚的态度对待观众，根据自我的特点，从自己的内心出发，真实而质朴地出现在观众面前，才能为观众承认、接受，这样的荧屏形象才会成功。
假如不是根据自己的特点，脱离自我的内在气质，单纯从外表去追求荧屏上的一种“美”感，自我陶醉于其中，其荧屏形象必然是装模作样、矫揉造作的形象。实际上，这种主观上的片面强求，并不能改变或掩饰其原本的内在气质，只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观众面前通过“非我”来表现自我。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观众的一种愚弄和欺骗。播音员、主持人自我内在气质如何，观众会从荧屏形象——“非我”中察觉，不管播音员、主持人主观上如何打算，他的内心世界是无法掩饰的。只要他一张口说话，其内在气质和修养水平如何，观众便可一望而知其大略。观众心中容不得半点虚假，就像眼里容不得沙子一样。内在与外在不统一的荧屏形象，得不到观众的承认，甚至会遭到观众的厌弃。这样的荧屏形象无疑是失败的。
因此，要想使自己的荧屏形象进一步完善，必须加强自我内在气质的培养。这就对播音员、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诸如要掌握广博的知识，加强自身的修养，谙熟语言表达及节目主持技巧，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等等。然而，待人以诚则是这一切的基点。在此基点上，播音员、主持人努力提高自身修养，丰富情感积累，不断加强基本功训练，是提高荧屏形象水平的正确方向。
成功的荧屏形象，不是短时间就能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对于初上荧屏的播音员、主持人来说，需要一个不断适应，不断调整的过程。
成功的荧屏形象，是经过观众和播音员、主持人共同努力，通过他们之间不断的信息交流，逐渐趋于成熟、趋于完美的。
如前所述，荧屏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分离于播音员、主持人“本我”之外，在“本我”与观众之间传递着信息。可以说，成功的荧屏形象包含了播音员、主持人和观众两方面的因素，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观众这一方，在接受荧屏形象传递的信息的同时，对这一荧屏形象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神态是否自如，状态是否松弛，语言是否清晰流畅，举止是否端庄大方，整个形象是否具有可信性，信息传达是否准确，等等。所有这些评价，通过写信、打电话、委托第三者转达，或者直接与播音员、主持人面谈等渠道，传达反馈给播音员及主持人。播音员、主持人对批评、肯定、建议等不同内容的大量的观众反馈的信息，要进行认真的筛选、归纳、分析，哪些意见或建议是正确的，哪些是片面的或带有个人的偏见。这一环节绝不能忽视，对观众意见和建议的分析、筛选能力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荧屏形象的成功与否。播音员、主持人不断地从观众那里汲取营养，就会不断提高荧屏形象的水平。
综上所述，就形成了“非我”“本我”、观众相互关联的模式：
来自编辑部的消息
信息形式的转换对影评形象的评价
（从文字形式转换为形象所说形式）心理监察播音员主持人（“本我”）荧屏形象（“非我”）传递信息观众播音员、主持人通过荧屏形象，将来自编辑部门的信息传递给观众；观众接受信息时又对荧屏形象作出评价，并通过各种途径，将评价传递给播音员、主持人；播音员、主持人在分析、筛选观众的意见之后又反过来作用于荧屏形象。在这个循环模式中，播音员、主持人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荧屏形象正是在这一次次循环中逐渐趋于成熟，趋于完美。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对电视播音员、主持人的荧屏形象进行了粗略的探讨。实际上，一个完美的荧屏形象，应该是播音员、主持人各方面内在修养的集中体现。电视播音员、主持人的外部表现，应该是其内在蕴含的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绝不能是刻意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