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陈独秀对当时的教育部长章士钊十分气愤，写信对章说：“我和你绝交”。但1932年陈被捕入狱，章士钊自荐为陈辩护，来到南京后，章赋诗称赞陈道：“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清流那足论？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陈独秀在狱中，开始着手写传记《实庵自传》。《宇宙风》得到自传的前两章后，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辑后记中宣传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五十期起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但令人惋惜的是，陈写完自传的前两章即出狱，之后再未动笔。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远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可能会暗杀陈，对陈很是担心，几次三番致函李福仁，让李设法将陈送到国外。
陈独秀入狱后，陈在北大的学生、时任国民党少将的杨鹏升经常去狱中探望，陈晚年居四川，杨更是对陈多方照顾、接济，连陈平日用的特制的信封、信笺都是杨为其出资印制。
陈独秀去世后，有一位不曾与陈独秀见过一面的董退思致函高语罕说：“鄙人与陈先生素不相识，兼因政治与文学均为门外汉之故，亦少读陈先生之文章。但鄙人对于陈先生，则极其钦佩。窃尝谓一般所谓革命家者，不成功，即成仁。成功者则富贵功名，生荣死哀；不成功者，死后亦往往有政府褒扬，社会追悼。陈先生无一于此，一生清苦，寂事以死，然而惟其如此，乃属难能可贵。‘独’之一字，陈先生足以当之！”还随信汇来500元丧费。但陈独秀家属遵从陈生前遗志，不敢收授，仍由高语罕归还了。
逸事
安庆市三四十里外的月山西北有一个叫“独秀山”的小山头，据陈独秀之子陈松年说，这便是陈独秀“独秀”之名的由来。1914年，陈独秀为章士钊的《双杆记》作序，写道：“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作者及社会不祥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者也。呜呼！”此文在《甲寅》发表，署名“独秀山人”，在留日学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是陈独秀第一次以“独秀”之名发表文章。此后，“独秀”之名享誉天下。
陈独秀的父辈中，父亲陈衍中和叔父陈衍庶先后考中秀才，陈衍庶还考中了举人；到陈独秀这一辈，大哥陈庆元和陈独秀年纪轻轻就先后考取秀才。乡邻顿时传说是陈家的祖坟风水好，连安庆城外迎江寺中的振风塔，也被人们传说成了陈家祖坟前的一管笔。
1887年7月，陈独秀与大哥陈庆元、陈庆元的同学、陈庆元的先生、先生的几位弟兄一行人去南京参加乡试。到达南京后，这些秀才们留下不善言辞的陈庆元、年长而尊的陈庆元的先生以及年龄尚小的陈独秀三人看护行李，其余的人都分头去寻租寓所。寓所找到了，待到搬过去时，找房子的人却大呼上当。原本他们看房时，是冲着房东家坐在窗口做针线活的美女才租的房，而真正搬过来了，那些美女早不知去向。原来他们中了房东们招揽考生惯用的“美人计”。
陈独秀发现，秀才们经常骚扰房东家中的年轻妇女，偷拿房东挂在厨房里或屋檐下的咸鱼和腊肉。他们在店铺购物时，偷偷将店家的东西藏在袖子里，即使店家看见，也不敢声张，因为他们人多势众。他们开口便说：“我们是奉着皇帝圣旨来乡试的，你们侮辱我们做贼，便是侮辱了皇帝！”店家如有言语得罪，秀才们便要动粗，路过的认识不认识的考生都上前动手相助，而真正目的却是趁乱打劫。法不责众，官亦无奈，商家因此只有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但这班“文武双全”的秀才们，在钓鱼巷嫖妓时，却格外温和，为了让妓家降价，不惜屈尊，自称寒士，做出可怜之相。
寓所里没有茅厕，秀才们就把大门外路两边的空地当成了便溺的场所。即使那个与陈独秀同行的开口孔孟、闭口程朱的老夫子，也天天在路旁解大手，有时妇女从路上走过，他也只当没看见。同寓的那几个“读书人”在高声朗诵礼义廉耻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余时常到门前探望，远远发现有年轻妇女姗姗而来，即使没有大小便的意思，他们也赶紧脱去裤子蹲下去解手，好像急于献宝似的。而陈独秀却常常挨到天黑方出门解手，有时踩一脚屎回来，还被他们笑骂为“假正经”。
是年9月，陈独秀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竭尽气力挤进了乱糟糟的考棚。考试3场9天，应考时，考生们坐在高墙下的号门里做试卷，间隙时间，则各自举火做饭，晚上也得睡在考棚里。陈独秀不会煮饭做菜，9天里只得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
陈独秀在芜湖中学任教时，有一个学生学作诗，诗中有句曰：“屙屎撒尿解小手，关门掩户阖柴扉。”他大笑之后在诗上打了一个横×，批上“屎臭尿腥”四个字，并写了“劝君莫作诗人梦，打开寒窗让屎飞”两句。
苏雪林于1917年从安庆省立第一女师毕业后，留在该校附小任教。附小的年轻教员为提升国文水准，自发组织了一个国文进修班，请女师国文教员陈慎登先生授课。陈是一位热心卫护国粹的传统文人，一次他在课堂上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出了一种杂志名《新青年》，是你们贵同乡怀宁（县）的陈独秀所编，该杂志诋毁孔孟，反对纲常，散布邪说，蛊惑人心，实为世道人伦之忧，任其鼓吹，必酿神州陆沉之祸！”说到激动处，陈先生脸色由青转白，胡须抖动，声音嘶哑，一口气喘不过来，竟然晕倒在讲台上。吓得年轻的女教师手足无措，慌忙扶起，紧捏人中救助。苏雪林平素对陈先生最为敬重，于是恨师之所恨，对鼓吹“异端邪说”的陈独秀竟莫名地“憎恶和仇恨”起来。课后大家讨论说要联名写信寄陈独秀，抗议他的谬论；怀宁籍同学还主张召开同乡会，开除陈独秀的乡籍。苏雪林认为，这两种都不是好办法，最好带柄手枪上北京找到陈独秀，叫他吃一颗子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罢拍掌称好，提议组织除奸团，抽签选出暗杀陈独秀的英雄和保卫中国文化的烈士。
蒋梦麟和陈独秀都中过前清秀才，惺惺相惜。晚清秀才有两种，一是考八股的秀才，人称“八股秀才”；另一是废八股改策论后的秀才，称“策论秀才”。一般以“八股秀才”为正宗，且更值钱。一次，陈问蒋：“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答：“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可是八股秀才！”蒋向陈作了一个揖道：“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在蒋梦麟眼中，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对陈很是欣赏。他回忆：“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1918年，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专门用于发表政见、批评时事的文章。第一期组稿，为了不引起警察厅的注意，登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连高一涵看后都说，尽是些迂腐的议论。
鲁迅曾收到刘半农从巴黎寄来的信，信中抱怨陈独秀不给他写信，而且看不到《新青年》。在这之前，鲁迅听说，陈独秀在上海曾截住别人带给刘半农的食品，自己吃了。
陈独秀翻了翻蒋光赤的革命小说《少年飘泊者》后，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
汪原放标点古典书时，觉得旧小说里有些淫秽的地方，若给青年学生看了，不太好，但他不知道怎么办。胡适主张删节，用省略号表示有删节。陈独秀说，不如删掉就是了，只要上下衔接得上，无伤大体。如果用省略号表示删节，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最后，依了陈独秀的意见。
1925年6月3日，《热血日报》创刊。前一天，瞿秋白将陈独秀写的《发刊辞》给郑超麟，说：“明天，报纸刊出后，老头子（陈独秀）的朋友一定会看出这篇《发刊辞》是老头子写的。”郑超麟问：“他们怎么会看出是老头子写的？”瞿秋白解释说：“老头子惯用的字眼，有一些同我们现在惯用的不同。”如“阶级斗争”，陈独秀喜欢写成“阶级争斗”。果然，郑超麟发现，上面有类似“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这样的句子。
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回忆，陈独秀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严肃、不好接近。他中等身材，身条魁梧，胡子刮得光光的，黄褐色的眼珠炯炯有神。他生活简朴，室内整洁，喜爱抽雪茄烟和在屋内踱来踱去。他记忆力特别强，他摆的东西谁也不能动，一动他就知道，问谁来过、谁动过。
1927年之后，陈独秀整天埋头于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当时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提出与音韵学有关的问题，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有人认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有人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
1932年，陈独秀在法庭上的辩诉状与章士钊为其辩护的辩护词，被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因为这两校是教会学校，所以不怕国民党的压制。
陈独秀告诉濮清泉参加中共一大的十三个代表的名字，濮听罢非常诧异，问道：“周佛海、陈公博都在国民党当了大官，后来还当了汉奸，难道他俩从前都是共产主义者吗？”陈答：“千真万确，一点也不奇怪，人要叛变，就像女人要嫁人一样是阻止不住的。”
汪孟邹谈及胡适与陈独秀时说：“他们都有真功夫。适之写的时候，要找不少书，先摆好再写。仲翁不同，只要纸、笔，又不查书、看书，只管写下去就是了。”
为学
陈独秀为学，景仰吕祖谦，吕有侄曰延年，有子曰乔年，陈之二子，亦名延年、乔年。
萧劳回忆，他考入北大后上英文课，教授是一位英国人，完全用英语讲课，一个中国字不说。萧的英语听力不行，一点也听不懂，便不去上课了。一个星期后，文科学长陈独秀突然把萧叫到办公室，问道：“你为什么不去上英文课？”萧劳说：“听不懂。”陈说：“我看了你的英文卷子，成绩很好，怎么会听不懂呢？”萧回答：“我在中学是跟中国老师学英文，只能写，不能说。现在英国老师用英语讲课，说得太快，我听不懂。”陈便让萧退到英文水平稍差一些的丙班，还由中国老师授课。
萧劳的中国文学门古文课由黄侃讲授。有一天下午上课，萧精神疲倦，便用手捧头而坐。黄先生见后勃然大怒，说：“我讲书，你困觉！”萧说：“姿势不对，并非睡觉。”随即放下手，端正了姿势。但黄怒气未息，说：“不愿意听就下去嘛！”萧劳负气离开教室，接连两个星期没去上课。陈独秀又把萧叫到他办公室，萧陈述了以上情况。陈说：“你是学中国文学的，主课是黄先生讲，你不上课怎么学呢？”萧说：“怕黄先生不许我上课。”陈说：“好！我送你去。”便拉着萧的手，将他送进教室。黄侃当时正在讲课，陈独秀看着萧劳坐到位子上，黄侃没有说话，方才离开教室。
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后，陈独秀并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蔡元培将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事务，一切交由陈主持，不加干涉。陈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来只有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门，陈增设德语、法语、俄语三门，并在哲学门、中文门和英文门分别设立研究所；陈还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允许校外人员旁听；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
陈独秀在北大饬行课堂纪律整顿。黎元洪的侄儿经常缺课，陈为执行课堂纪律，决定给予其记大过一次的处罚。但陈将许德珩误认为黎的侄儿，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
陈独秀与濮清泉谈及文字时说：“大家一致写的别字，就应该承认它。……如医院里打针，大家都说打臀(音殿)部，其实这个字应读‘豚’，管他‘殿’部‘豚’部，打在屁股上就是了；又如青年都说鼓吹革命，这个‘吹’字应读‘Trai’，而不读吹。现在大家都读吹，管它哩，吹喇叭也是吹，吹牛也是吹，宣传革命也是吹，大家都读吹，你一定要读‘Trai’，那就是顽固。再如‘骇然’的‘骇’字，不应读‘骇’而应读‘海’，现在大家都读骇怕的骇音，反正是骇怕惊奇的意思，怎么读都行。总之创造新字也好，写读别字也好，都要渐进，不能由你自做仓颉，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种文字来。须知中国文字并不是仓颉造出来的，而是古代人民的社会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