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谈《人之初》
——小说，电影，小说
于蓝
在聂耳诞辰百年的2012年，电影《人之初》以“视屏小说”形式成书，这是一件让我非常高兴的事！
我以为，电影文学剧本能发展为“视屏小说”，还在于这部电影有文学底蕴，或者说，它的剧本原来就有“小说味道”。
《人之初》的文学剧本的确带有“小说味道”。
是20世纪80年代初叶的事了。读了以少年聂耳为主人公的传记小说《从滇池飞出的旋律》，“把童年聂耳搬上银幕”这个念头萌发，不仅萌发还相当强烈。电影的根本是剧本，需要做的，首先是把《从滇池飞出的旋律》的聂耳童年段改为电影文学本，这件事当然由小说作者去做最理想。
为此，我约见了《旋律》作者希望她做这件事。她认为把童年聂耳搬上银幕是好事，却因为对写电影剧本完全外行，没有接受我的建议。
清楚地记得约见地点是我的办公室。那时，刚组建的中国儿童电影厂还没有自己的厂房，儿影借用北影地皮，在距北影厂大门不远处搭起几间板房，我的办公室就在那板房里。
第二次会面也在那间板房办公室里，仍没有说服作者。她的固执反使我感到了一种敬业之心，对她产生了信任。
第三次动员距离第一次木板房办公室里的会面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年。儿影已经搬迁到新厂房。我与《旋律》作者似乎是在一次儿童发展与教育的研讨活动中碰面的。
稍许寒暄后，我便开门见山地对她说：“写电影剧本的事还是你来做吧！我相信你能写出好本子！”见她面带难色，便鼓励道，“其实，小说的作者把自己的作品改成电影剧本并不难，只要花点时间去了解电影剧本的结构和文字特性——保证一点就透！外行变内行真的不难！”
作者迟疑不决，最后总算说：“好吧……我试试。”
听文学部主任宋曰勋说，接受任务后，这位天津作家不断到北京“留学取经”，住进中国电影资料馆对街一间便宜旅店，早出晚归在资料馆里看各国名片，看各类电影剧本，并通过朋友介绍，几次跑到音乐学院向家住该处的电影学院导演郑洞天教授请教，谈自己对于未来文学本的构想……这些信息增强了我的信心，我没有看错，《旋律》作者果然是个敬业心很强的人。
或许是作者的诚心“感动了上帝”？郑导读完《从滇池飞出的旋律》与作者交谈，郑导说很欣赏作者从小说中拎出的“电影魂”，作者构想的框架也很结实，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后，若令他满意，可以列入他的拍摄计划。
这是个好消息，但作者并没有立即透露给儿童电影厂的人，直到写出初稿与郑导做了几次探讨——她知道，著名导演郑洞天如果看好，那剧本的完成将会有多大难度。
小说《旋律》的童年段写成电影剧本，作者前后折腾了不下一年时光吧？
文学部主任老宋把电影文学剧本《人之初》交到我手里时说：“这是第三稿。”老宋脸上的表情很是高兴。
作者没有辜负我的信任，《人之初》的确是个好本子。作者对我说，真正的母爱，爱的教育是本片主旨。剧本开头有这样一段成年聂耳的话：
幸运的孩子并不因为他落生在富贵的家庭里，而在他是否有一位贤德的母亲。我是幸运的，在我生命之初，母亲教我分辨是非美丑，教我诚实善良做人，教我以博爱之心看待人世，教我懂得责任和义务……是的，正是我的贤德的母亲启蒙了我对奉献、牺牲和爱的理解……是的，聂耳是个幸运儿，出身贫苦然而得到了富家孩子未必能得到的爱的教育与美的教育。那个年代的穷孩子会有比现代孩子更崎岖的经历，如果从中认识了人生意义，他将成长为强者。是的，聂耳正是这样一个有着崎岖的童年经历的强者。
大家对《人之初》文学本呼声很高。老宋的高兴不仅因为拿到了一个好本子，更因为好本子有了好导演——郑洞天同意执导《人之初》。
“好事多磨”这话不错。《人之初》本子通过，明知120万拍成这片子太难，但拿到更多的经费，我是无能为力了……1992年总算立起摄制组，开始了对昆明、玉溪的“远征”。厂里同志们都说这片子称得起“八年抗战”。正巧这年是聂耳诞辰八十周年，片头上便有了一行“纪念”字样。
郑导出马，预示着《人之初》会是一部成功的儿童片。尽管困难重重也会成功。果然，拍成后反响极好，获首届长春杯电影节银奖，中国少年电影节第五届童牛奖并导演评委奖、优秀摄影奖、优秀成人演员奖等七个奖项。
纪念聂耳八十诞辰的昔日，小说《旋律》化为电影《人之初》；聂耳百年诞辰的今日，电影本《人之初》又演化为视屏小说《聂耳：人之初》，确是件有意义的事。聂耳崎岖的童年经历，他所得到的爱的教育与美的教育，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家长们和孩子们，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视屏小说《聂耳：人之初》里保留了电影的“色彩感”“画面感”，并用文字补足拍摄《人之初》时因经费奇缺、无法实现的风土场景，我想这是作者的意愿，是郑导和摄制组同志们的意愿，当然，也是责任编缉老宋，连同我这个年过九十的、关心下一代的老影人的意愿。
读《从滇池飞出的旋律》
何镇邦
谷应的《从滇池飞出的旋律》（载《长篇小说——〈十月〉专刊》1983年第1期，以下简称《旋律》），是一部以著名音乐家聂耳的童年、少年时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传记小说。从为音乐家聂耳立传和以少年儿童生活为题材、充满儿童生活情趣这两方面来说，这是一部很有特色、可读性较强的作品。
《旋律》的令人瞩目之处，首先是作者以相当酣畅秀美的笔墨为我们塑造了少年聂耳的艺术形象。开篇时，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聂守信（即聂耳）是一个天真活泼，“耳性不凡”的五岁娃娃，而终卷时，在军阀的追捕中告别春城踏上革命征途的聂守信，则是一位英姿焕发的革命青年了。时间跨度大，给作者塑造少年聂耳的形象带来不少困难，而如何从聂耳童年、少年时代的大量生活素材中进行提炼和艺术概括，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作者的艺术功力恰恰表现在：善于把少年聂耳音乐天才的开掘和在革命风浪中成长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大量的生活素材进行艺术概括，从纵向有层次地展示少年聂耳的性格发展，从而创造出一个既忠于生活原型而又高于生活原型的少年音乐家的艺术形象来。作者对少年聂耳性格发展的描写大致有这么三个层次。
第一层，童年时代。聂母的乐善好施和“成春堂”的典型环境在孩提时代的聂守信心田中播下了正直善良的种子；邱木匠这位富于音乐天才的劳动者的出现，成了聂守信第一个音乐的启蒙教师。聂守信就在这寡母独力支撑家门的清贫之中和邱木匠质朴动人的笛声熏陶下成长起来了。第二层，少年时代。具有中国血统的法国友人白希文先生为少年聂耳开扩了音乐视野；随后，在“洋吹鼓班”里，同章玉鹤、倪家涟、姚辰等风华正茂的爱好音乐的少年朋友一起弄乐器，搞演出，使少年聂耳的音乐才华进一步得到施展，并且使他走出家庭的小天地，开始接触广阔的社会生活。就是在“洋吹鼓班”里，他和伙伴们一起参加了“三八游艺晚会”和烧毁擅长造谣的《西南日报》的斗争，在他的心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故乡玉溪县，他进一步受到淳朴的民风和民族音乐的熏陶，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一切真正优秀的、代表着民族的音乐都来自音乐家祖国的大地，故乡的泥土”。聂耳这个谱写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人民音乐家之所以属于祖国和人民，正因为他从小就扎根在祖国的大地和民族音乐的土壤之中。写上这一笔对于展示少年聂耳性格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第三层，在革命风暴中告别少年时代。1928年春天，白色恐怖笼罩着春城。曾经在少年聂耳心上播下革命火种的赵琴仙老师的牺牲，点燃了少年聂耳的革命烈火。当然，他的投奔军阀部队企图以此抓到枪杆子的举动是幼稚的，且近于荒唐。但是，碰壁之后，他更快地成熟起来了。在“玫瑰田”里，他饱尝了“小三莺”赐予的爱情蜜汁；在1929年夏天，轰动全国的昆明火药库爆炸事件中，他积极参与“济难会”的活动，并在军阀的欢迎国民党“中委”的会上散发传单。斗争生活使少年聂耳成长为一个革命者，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最美的歌，是喊出奴隶们心声的歌”，因而决心“要为中国的奴隶们写一支火样的歌”。应该说，这段斗争生活为后来聂耳成为一位革命的音乐家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
从上述的初步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少年聂耳性格发展的脉络是相当清晰的，而且看到：“故乡的红泥土给予他的是天才音乐家们未见得都获取到的另一种教养：它是大自然无比丰富的音响和色彩；是人世间的欢乐和苦难；是烈火、风暴和血的洗礼；是爱情的甘甜和死的黑色的体验。”少年聂耳的成长，同祖国大地的人民的苦难、时代的风云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祖国大地和民族音乐哺育了他的音乐天才，而人民的苦难和斗争的烈火又启迪了他的革命觉悟和点燃了他的革命火焰。把他首先作为一个革命者来塑造，赋予他浓烈的时代色彩和革命精神，这是少年聂耳这个艺术形象的成功之处。当然，也应看到，由于对少年聂耳性格横向的展示不够充分，因而他的形象还显得不够丰满，缺乏立体感，令人感到不够满足。
除了集中笔墨刻画少年音乐家的形象外，《旋律》还围绕他刻画了聂母、邱木匠、白希文、赵琴仙、普老爹、叶鹂莺以及“洋吹鼓班”诸伙伴的形象。其中，邱木匠、白希文、普老爹以及叶鹂莺的形象，有的着墨不多，有的用力渲染，都写得个性突出，形象鲜明，而赵琴仙以及“洋吹鼓班”诸伙伴的形象，则由于缺乏鲜明的个性描写而显得不够突出，也就难以留下深刻的印象。
《旋律》的令人瞩目之处，还在于它那流畅明丽、寓于诗意的艺术风格。这部小说读起来犹如一首旋律优美的乐曲，沁人心脾。这首先表现在结构上。与纵向展示少年聂耳性格发展相适应，作品采用了一种平铺直叙而又具有一定跳跃性和抒情性的结构手法。这种以顺叙为主的结构，显得平实些，却相当自然流畅，具有行云流水之美。其次，小说中一些关于昆明自然景色情景交融的描写，以及一些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风俗画描写，也是相当动人的。例如，邱木匠携聂守信和屈儿逛螺峰山吹笛唱歌的那一节，既描写了螺峰山圆通寺一带如画的景色，也描写了令人如痴如醉的笛声以及三人尽情游逛的欢快心情，真是诗情画意，令人陶醉。“乡土”一章中关于玉溪过火把节、唱花灯戏的民俗描写，也是很有特色的。关于火把节来历的动人传说，唱花灯戏的场面以及花灯戏“玩友”普老爹的热情好客，都表现出一种淳朴诱人的民风，也都富于诗情。再次，与这种情景交融的景色描写和民俗描写相映衬的是穿插在整部作品中的音乐描写。例如，关于邱木匠螺峰山吹笛的一段描写就相当动人：“骤然间，天空、树林、草丛汇织的音网低弱下去，在它们之上，笛声像一缕青烟悠悠飘起。它唱的正是飞鸟、云彩、微风、草虫想唱而又没能清晰地唱出来的歌……孩子叹息一声，睁开眼，痴迷地望着盘腿而坐，微微昂首，把整个心灵都注入竹笛的木匠。”善于用形象的比喻和美妙的联想把抽象的音乐旋律具体化、形象化，写出音乐的意境，渲染音乐的艺术魅力，并从少年儿童的心理出发来写音乐欣赏，可以说是这段音乐描写的特点。余者，如聂守信在白希文家里试拉小提琴以及“洋吹鼓班”的演奏场面，也都具有这一特点。正是这些动人的音乐描写，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性，形成了它那清丽流畅，富于诗意和旋律感的艺术风格。
读罢作品，掩卷遐思，既得到艺术享受，又略感不够满足。作为音乐家聂耳的传记小说，这仅仅是个开篇，我们期待作者追寻聂耳成长的脚印，写出它的续篇来！
（原载1983年《十月》杂志）
为一种梦想而感动
孟繁华
回顾近年来的文学创作，我们常常被一种激动不宁、昂奋热烈的情绪感染着。这不仅仅是因为众多的才华横溢的中青年作家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文学舞台上，用他们各具光彩的作品显示着我们时代的文学实绩，同时，更是因为这些使全社会受到震动的文学作品，几乎都具有一种狂飙席卷般的气势，理性思辨式的意味和深沉凝重的思考特征。从文学的意义来说，这股奇特的文学势头曾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兴奋。但是，当我们的感情稍稍地冷静下来之后，却又总有一种不甚满足的感觉。这就是，用挑剔的社会审美目光来看，它呈现出来的整体色彩毕竟还不能够说是十分充分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读了谷应的长篇小说《从滇池飞出的旋律》后，它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明快别致、清新秀丽的审美感受，就使人感到格外的新鲜。它就像人们穿越过了长长的狭谷之后，扑面而来的一股温柔恬淡的山风，让人分外地感到轻松和舒畅。那么，我们这种审美体验是如何获得的呢？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上的特点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