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是短命的皇帝，他十岁当皇帝，在位十五年，二十五岁就死了。哲宗去世后，他的弟弟赵佶被推上皇帝宝座，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徽宗。宋徽宗之所以著名，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是中国皇帝史上首屈一指的艺术家；其二，他是大宋王朝历史上有名的昏君。
有些人天生不是当皇帝的料。南唐后主李煜如此，宋徽宗赵佶也是如此。这两人的共同点实在太多了。李煜是大词人，一曲《虞美人》传诵至今，仍旧是诗词史上最动人的篇章；而宋徽宗则是大书法家与大画家，他的瘦金体书法与花鸟画，在艺术史上占据一席重要地位，他对艺术的贡献，要远远多于对国家的贡献。可以说，他们的专业都在于艺术，而不在政治。身为一国之君，沉溺于艺术领域，必顾此而失彼。有一句话说得好：“天才也怕入错行”，李煜与宋徽宗都是天才级的人物，可惜的是，两人都入错行了。他们的生活空间，应该是在书房画室，与琴棋书画为伴，而不是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呆若木鸡。
历史有时真的会开玩笑。
宋徽宗赵佶可能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皇帝。他与宋哲宗一样，都是宋神宗的儿子，但排名相当靠后，仅仅是第十一个儿子。依照古代立长不立幼的传统，皇位要轮到他，机会可以说小而又小。在宋哲宗即位后，皇帝传给弟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然而造化弄人，偏偏宋哲宗英年早逝，赵佶居然鬼使神差地被推到前台，当了皇帝。
其实，很多人对宋徽宗继承大统持反对意见，理由很简单：他不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有着艺术家常有的轻佻与随性。然而群臣的反对敌不过向太后的坚持，向太后的理由也很简单：先帝神宗对这个儿子有良好的评价，认为他有福相，而且仁孝。
为了使政权平稳交接，向太后采取了一种折中方法，仿元祐年间高太后之例，临朝听政。向太后与高太后一样，在政治上是倾向于保守的，对新法并不太热衷。不过她的做法比较温和，知道倘若尽弃新党，那么无疑“朋党之争”还要无休止地闹下去，因而采取了较为稳妥的处理，起用一部分旧党，留用一部分新党。
这十几年来，大宋朝廷真是乱得像一锅粥。一会儿新党得势，一会儿旧党复辟，一会儿新党又卷土重来，政策变来变去。在宋哲宗时代被列为罪人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又恢复名誉了，范纯仁、程颐、苏轼等元祐君子复官或结束流放。曾经迫害旧党的章惇、蔡京、蔡卞等人被罢黜了，但是相对温和的曾布则得以留用。
经过一番精心的人事调整，向太后以为万无一失了，便放心地把政权移交给宋徽宗，她听政的时间不过才七个月。太后之所以急急归政于皇帝，乃是因为宋徽宗的情况与宋哲宗有所不同，他即位时已经十八岁，若迟迟不放权，难免受到朝臣的议论。徽宗亲政后，出于对太后的尊敬，尚不敢对政策有所更张，然而五个月后，倾向于保守的向太后便去世了。对新党来说，这正是重新崛起的良机。
新党人士当然不会放弃此良机，于是曾布遂一而再地向皇帝提出，应该重新回到新法的路线。宋徽宗对政治的兴趣显然远远不及对书画艺术的兴趣，但既然父亲与哥哥都是新法的拥护者与执行者，他下意识里也是倾向于新法。于是稍稍受阻后的新法运动又一次占据上风，这一点从年号的更变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公元1101年，即宋徽宗即位后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崇宁”，推崇熙宁变法的思想相当明确。
在此背景下，被罢官的蔡京又一次被起用。
蔡京就是一个披着新党外衣的阴谋家。
他是精明的政客，有独到的政治嗅觉与深藏不露的野心，善于伪装自己，只在乎利益而不在乎原则。步入官场之时，蔡京正好赶上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皇帝要变法，宰相要变法，聪明的蔡京当然不会愚蠢到加入守旧党的行列。他的弟弟蔡卞娶了王安石女儿为妻，蔡家与王家成了亲家，蔡京更加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党中的一员大将。在神宗一朝，他官运亨通，爬到龙图阁侍制、知开封府的地位，当年包公就坐过这个位置，还被称为“包龙图”。
可世事偏偏难料。宋神宗死后，新党失势，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杀回来了。司马光一上台，便大力铲除新法，他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各地在五日之内废除“免役法”，全面恢复“差役法”。五天的时间要变更实行已久的法令，这岂非难于上青天。可是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第一个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艰巨任务的人，竟然是被当作新党的蔡京。对他来说，什么新法、旧法，保住乌纱帽的才是办法。此举给他带上小人的帽子，毫无抵抗便向旧党投降，算得上正人君子吗？可是蔡京从来就没想过当正人君子。
尽管蔡京以自己的高效响应司马光的号召，可是他还是栽了跟头。因为不久后司马光死了，掌权的旧党并不认可他的“叛变”，仍然当作新党处理，贬出中央。
此时的蔡京有理由为自己的“新党”身份而懊恼，重返权力之路似乎变得渺茫而遥不可及了。但是命运又鬼使神差地变化，几年后，亲政后的宋哲宗又一次把国家政策推倒重来。一时间，新党又夺取政权，大获全胜。
有趣的是，当年在废除“免役法”时，蔡京一马当先；如今在恢复“免役法”时，他又身先士卒。这种反反复复的态度未免有小人之嫌，但蔡京毫不在意，能讨得皇帝的欢心、新党的认可，这才是最重要的。新法对蔡京来说，只是打击异己以求高升的工具罢了，他绍述新法的坚决态度使他俨然成为新党的灵魂人物，除了章惇之外，蔡氏兄弟几乎称得上是最有权势的人了。
官场仕途的赌局，正如股市中的五浪上升一样，同样很少单边上行，非得再起再落后，才进入波澜壮阔的主升浪。眼看蔡京只差一脚就可跃上巅峰之时，第二次调整开始了。宋哲宗死后，朝政又为之一变，蔡京又一次从云端跌落，被贬去当了一个杭州洞霄宫提举的闲职。
此番调整虽深，时间却不长。宋徽宗亲政让蔡京看到了机会，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发现了皇帝致命的弱点——皇帝乃是彻头彻尾的艺术家，有了弱点，就可以充分利用，甚至操纵。
原来这个蔡京非但是政坛的投机分子，也是一个颇有天分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这岂非与皇帝志趣相投吗？可是皇帝在开封，他在杭州，如何才能把这种志趣相投变成一种资源呢？
机会总是不期而至。
徽宗皇帝不仅酷爱艺术，也喜欢收藏艺术品，即位不久后，他就在杭州搞了一个“金明局”，专门搜罗各种书画古玩，为皇帝跑腿的是太监童贯。说起这个童贯，也是个会耍花招的人，不仅长于拍皇帝的马屁，也长于察言观色，处处投皇帝所爱，自然得到徽宗的宠幸。童贯到杭州待了一两个月，蔡京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极力巴结。说起来蔡京是有两下子，他自己操笔，画屏风，画纸扇，把自己的作品源源不断地通过童贯之手转交到皇帝手上。不仅如此，他还四处搜罗艺术品，凭借自己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挖掘珍品送入宫中。对此，皇帝岂能不心花怒放呢？不仅仅是因为艺术品，在他眼里，蔡京堪称是懂艺术的同志、知音，真乃难得的人才哩。
皇帝龙颜大悦，蔡京的好日子还会远吗？
很快，蔡京东山再起了。
崇宁元年三月，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五月，升为尚书左丞；七月，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正式登堂入相。
诏令下达的那天，徽宗皇帝特赐蔡京坐延和殿。皇帝问道：“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蔡京当即顿首，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句话：“敢不尽死？”这一句话，拳拳忠心，掷地有声，皇帝听了岂不感动呢？
被中断的新法又一次铺开了。对于蔡京来说，权力远比新法来得重要，他重拳出击，把矛头对准曾令他大吃苦头的元祐党人。折腾死人乃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艺术之一，我们以前常说“盖棺定论”，但对于元祐党人来说，盖了棺，却不能定论。像司马光、吕公著这样的旧党分子，活着时是复辟英雄，死了后成了朝廷罪人，在“绍圣绍述”时被夺去赠谥，在向太后临朝时，又恢复名誉。蔡京当政后，还要把这些死人再折腾几下，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入相两个月后，蔡京把旧党党魁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苏轼等人一概列为奸党。为了达到“盖棺定论”的目的，又请御书把奸党的姓名刻石于端礼门，称为“元祐党人碑”。这个党人碑，就是耻辱柱，是让大家吐口水的地方。奸党的子孙被剥夺政治权利，世代不得为官，这也是宋代规模最大的党锢之祸。
当然，在打击奸党的同时，蔡京也得表彰新法功臣。崇宁三年，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功臣们被一一画成像，悬于显谟阁，以鼓舞正气。当然，作为变法运动的灵魂与总设计师的王安石得到最尊贵的待遇，得以配享孔子。
蔡京的打击面如此广，免不了得罪人，反对他的也大有人在。
崇宁五年（1106），彗星忽然出现。这本是寻常的天文现象，不过在古代，天象被认为是上天的某种启示，宋徽宗居然被上天异象搞得心神不宁，赶紧自我批评，并且下诏让官员直言。中书侍郎刘远把矛头对准蔡京，认为这都是因为打击元祐党人引起的。这种说法当然也是无稽之谈，不过宋徽宗认了。在皇权与宠臣之间，他还是选择了皇权，连夜令人把党人碑给捣毁了，并下令解除党禁，并且废除新法。
看来宋徽宗对新法旧法也根本不在意，说毁就毁了。彗星的出现，让蔡京丢了官。可是如今的蔡京羽翼丰满，哪里这么容易就认输呢？他不动声色地躲在幕后，指使爪牙向宋徽宗诉冤。说的内容，无非是蔡京搞新法，完完全全是遵承皇上的意旨，并没有任何私心，现在把新法推翻了，有违初衷。宋徽宗原本对蔡京就十分信任，听到这样的辩白后，也稍稍觉得有愧。一年后（1107年），神气活现的蔡京又回来了，又一次登阁拜相，而且他的儿子蔡攸也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权力非但没减少，反而更大了。
在宋徽宗一朝，蔡京先后四次入相，掌大权达二十年之久。这位在皇帝眼中忠心不二的宰相，实际上不过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弄权者罢了。在此之前，大宋朝政虽然混乱，仍然有像范仲淹、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正直大权，邪恶的风气并不浓厚。可是到了蔡京把权的时代，朝廷乌烟瘴气，奸佞横行。
蔡京以新法之名义，打击政敌，结党营私，与太监童贯狼狈为奸，把皇帝玩弄于掌股之间。徽宗一朝，奸臣当道，如王黼、朱勔，以及《水浒传》中所写的高俅，都是这一时期的奸臣。更糟糕的是，为了拍皇帝的马屁，蔡京大兴土木，他有个理论叫“丰亨豫大”，就是说，咱天朝不能小家子气，吝惜财费，应该要大手大脚，极尽繁华才行，这才显得帝国的气派。于是搞了一大堆名堂，置立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等，名目杂多，主要就是搞一些奇巧的东西，以满足艺术家皇帝对美的追求。
在这些劳民伤财的事中，以“花石纲”为害最大。艺术家皇帝如果只是写写书法，画画花鸟倒好，但宋徽宗还有一大爱好，喜欢奇木异石。蔡京只怕皇帝没喜欢的东西，有喜欢的东西就容易搞定了。他便指示手下一帮人，搜求奇木异石押送进京，这称为“花石纲”。花石纲折腾到什么地步呢？比如有一回，朱勔在太湖采一巨石，有数丈高，乃是奇石珍品，可是怎么运到开封呢？动用一千人拉大船，水路不通的地方凿河，桥挡住则拆桥，花了好几个月才运到京师。花石纲导致无数百姓家破人亡。
在宋徽宗眼里，世界很美好，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层台耸翠，飞阁翔丹，优雅而艺术。可是底层百姓却没活路了，当愤怒的火焰熊熊燃起，大规模的民变已是不可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