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辛亥革命初步胜利的消息为人们增添了几份喜气。太虚也同样沉浸在这革命的喜悦消息中，他突然心思一动，想顺着这片大好形势，让佛教也得以发展壮大。于是，他从广州到南京，创立了中国佛教会。第二年，他创建的中国佛教会和他的师父寄禅大师创建的中华佛教总会合并，会员慕其在佛学上的极高造诣，推选他为《佛教月刊》的总编辑。
（二）为佛奔走
外界的革命一片大好形势，尊崇与时俱进的太虚主张进行佛教改革。师父寄禅大师翩然仙逝，太虚痛定思痛，在追悼会上表达了自己对师父的敬仰崇拜之情，也提出了“教理革命，教产革命，教制改革”的主张。这个“三大改革”，是佛教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呼声，太虚将它以惊天动地之势，喊了出来。
然而，太虚的呼声并不能让所有人响应，更何况当时的大权在那些因循守旧的人手中。守旧派为了自己的利益百般阻挠，这场“宗教复兴运动”最终不了了之。满腔热血无以挥洒，一身抱负无从施展，太虚辞去了他的总编辑一职，到普陀山闭关，专心致志潜修佛法。在闭关的两年之中，太虚广涉群书，对佛法的理解更为精深透彻。
太虚大师出关后，他的生活，便在考察他国讲学与救国奔走中度过。1916年到1929年，太虚大师脚步踏遍了世界各地，他曾在日本、新加坡、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美国等国家游历考察佛教，宣扬佛法。他一心一意为佛教事业奔波，在很多地方留下了他辛勤的脚印。
在日本，他带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了“东亚佛教大会”，在法国，他筹设世界佛学苑。他的每一次奔波弘法，都为中国佛教的跨域弘传渲染上了深重的色彩。
与此同时，他与人合办的《海潮音》月刊，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份精神食粮。月刊持办不辍，在佛教刊物中，如一颗光彩夺目的星星一般闪耀着它特有的光亮。由于太虚大师的才识与眼界过人，他多次被聘任为主持、院长、会长等，大兴佛教改革，培养了一批批不可多得的僧侣人才。
太虚大师还经常应邀开展佛学讲座。在厦门的大学、中学以及会社，他都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台上的他字字珠玑，句句妙语，台下的观众也听得极其认真，对这位佛学大师由衷敬佩。他在佛学上的建树，得到了佛界同仁的充分认可，赢得了海内外人士的赞赏和倾慕，名誉远播。
（三）胸怀苍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太虚大师依然走在最前端，为救国救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面对日渐深重的民族危机，他呼吁全国佛教徒能从自身做起，以抗日救国为主要任务，心系国忧，胸怀苍生。他率先发表电告，要求日本佛教徒能本着“和平止杀”的佛家原则，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的杀戮。
太虚大师还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他组织捐募，为前线作了有力的支援。同时，他响应爱国活动，动员华侨华人等投入救国救民活动中。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可以看到，这位大师的身影活跃在后方的每一个角落，他的身上，闪烁着两个字：爱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授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这是对他的爱国精神的极大肯定与赞扬。
1947年3月17日，为佛教事业奔波一生的太虚大师停歇了他的忙碌脚步，在上海玉佛寺圆寂了。他的弟子为他建塔立碑，造像题铭，以此来铭记他的大行大德。
太虚大师的一生，都在为佛奔波，不管是研习佛法，还是考察弘法，或者是奔走救国，他都如干将莫邪把自己炼入自己的剑中一样，全身心投入，将自身融入到从事的事情之中。
一位爱佛爱国的大师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也许会感觉遗憾，但他留给我们的谆谆箴言，留给我们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去铭记，去思索。
5.3苦行僧人圆瑛
一日午后，圆瑛大师正在大殿上礼佛，突然出现了几辆日本宪兵的汽车。随后，大殿被宪兵包围了，几个宪兵上前以抗日分子的罪名，粗暴地捕押了圆瑛大师和他的弟子。
圆瑛大师在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受到了严酷的审问，但他面目从容，不屈不挠。日本宪兵用手枪指着他的胸膛说：“你怕不怕死！”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气氛十分紧张。在审讯之余圆瑛大师打坐念佛，并以绝食表示抗议。日本宪兵对大师无可奈何，便释放了他们师徒。面对劫难，圆瑛大师镇定不惧，一身凛然之气。他威武不能屈，彰显了一代大师应有的高风亮节。
（一）蜡烛
福建古田端上村，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里的山，有龙腾虎跃之势，这里的水，有蜿蜒曲折之美，空气清新，风景旖旎，美若桂林。这里的村民是纯一的吴氏世族，为人正直，乐善好施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作风。在这个祥和的小村里，吴亨春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
十七岁，正是激荡的青春岁月，但他却格外沉静，他总会灵魂出窍般地发呆，面对人世变幻，时光飞逝，他觉得人生恍然如梦。不知不觉便萌生了出家的念头。他的叔叔苦口婆心，极力劝阻，这一念头就这样被搁浅了。然而，次年的一场大病使得吴亨春坚定了出家的想法。病愈后，他到福州鼓山涌泉寺接受剃度，法名弘悟，字圆瑛，号韬光。
圆瑛的聪明才智在出家后不久就显露了出来。他拜访多位大师，虚心求教，认真学习。他在雪峰寺里效仿前贤修习苦行，主动要求当起了菜头、饭头的职位。他勤于劳动、隐心忍性的品格，得到了众僧的一致好评。
除了崇尚苦行修炼，圆瑛法师还将农禅传统发扬光大。农禅传统强调僧侣们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不依赖于他人。圆瑛大师就以古有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来严格要求自己，他时刻告诫自己和众僧，他们是出家人，同时也是劳动人，劳动是一切所需的源泉。他也正是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观念。
1907年，听闻寄禅大师主持浙江僧教育会一事，圆瑛法师鼎力相助，尽力褒赞。他愿意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佛教增添活力。他就像一根默默无闻的蜡烛，燃烧着自己，为弘佛传教发着光、散着亮，照亮世人。
1909年，圆瑛法师为宁波接待寺道场的建立忙碌奔波，百余名僧众的衣、食、住、行等都经由他亲自操理。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在圆瑛大师那里，一切井井有条，僧众生活祥和。
后来，寺里经济拮据，圆瑛大师愁得吃不得、睡不着。他多地奔波，风尘仆仆，最后终于化解了这次危机。寺里的僧众都对此十分感动，流下了眼泪。
（二）救心救国
混乱的世道，悲惨的百姓处境使圆瑛大师对生命、对佛法的理解更加深刻，因此他也坚定信心要弘佛、要济世。在弘佛济世的漫漫长路上，他走得心无旁骛。
圆瑛大师的二十岁至三十岁是在修习佛法、朝礼名迹中度过的。青年时代，是一个人精力旺盛、善于学成的时期，圆瑛充分利用自己在年龄与才智方面的优势，广修佛法，拜访名师。他每到一处，听大师讲经后，都能把所讲内容复述出，到精妙之处，圆瑛的见解更是画龙点睛，赢得了众人的赞扬。
此后，圆瑛法师的慧业日有长进，自成一家。到了三十六岁，他对永明、莲池两位大师的著作极感兴趣，拜读之际，感叹两位大师的无尚智慧，也深深相信佛门真法无边，弘佛扬道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重视社会福利是圆瑛法师弘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弘扬佛法，他不仅登坛讲经，使世人沐浴在佛理的无边海洋里，还强调钱财的布施，用以解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救心兼容救身，圆瑛大师把佛法的广垠，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1912年，民国成立不久，圆瑛大师坚信佛教应该适应时代的发展，创立了僧民两校。在僧侣学校中，出家的青年可以接受佛教教育；在民众学校中，出身贫寒的有志学子接受正规教育。僧民学校正常运行，僧众受到鼓励接受教育，风行一时。
革命的初现光芒，但并没有普照到每一个人。圆瑛大师感念社会上流离失所的儿童生活无依，又着力创立了宁波佛教孤儿院。后来，他又成立了开元慈儿院，收容孤儿，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并教他们识字读书。
为给慈儿院募资，圆瑛法师不畏艰辛劳顿，远赴海外弘法布施。他筹得钱财保证了慈儿院的正常运转。慈儿院也培养了很多有用之才，社会对其评价极高。
（三）危机重重
1928年，中国成立了中国佛教会——首个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圆瑛法师积极投身佛教会建设，担任过七届中国佛教会的主席或理事长。圆瑛大师的大德大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赞扬。他的名声，远播海内外、妇孺皆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日军的疯狂轰炸下，东北三省很快沦陷了。圆瑛法师心念东北土地与人民，代表中国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界，表示佛本慈悲救世，应该施行平等仁爱，共促东亚和平稳定。
民族危机一天天深重，面对悲惨的局势，圆瑛大师痛心疾首。他提起手中的笔，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的对联。一副对联，仅仅十四个字，却表达了他虽身在佛门，但心系国家关心民生之情。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圆瑛大师当机立断，积极行动起来，救国救民。他从江西赶回上海，召开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随后，以他为首，多方积极响应，成立了救灾团和救护队，为救国救民贡献力量。
接着，圆瑛大师又设立了多处佛教难民收容所。收容所为战时逃亡的百姓提供了宿身之地，为前线作战分担了不少忧患。后来，上海爆发了战争，僧侣救护队也随着军队奔赴前线，圆瑛大师用“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三大精神教导救护队成员。
僧侣救护队在战场上转送受伤的战士，实施基本的救护措施，并掩埋牺牲的士兵。他们与作战的战士呼应，为保家卫国作出了贡献。佛是大慈大悲，在紧要关头，圆瑛大师对僧众救国的鼓励，就是普度众生的表现。
（四）使命
全国解放前夕，政党与政权的更迭，使得上海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圆瑛大师的故友大多前往南洋以求安定和稳，那些已定居于新加坡、吉隆坡等地的教友和弟子都劝他移居南洋，更有人为他买好了机票，准备好了一切。圆瑛大师一一谢绝，并表示，他是中国人，会永远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圆瑛大师日夜操劳，废寝忘食，积劳成疾，他的身体也日渐衰弱。虽然身负重病，他的神情如往常，心里常念则佛法。他在病中曾对弟子说，他的平生，是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为宗旨的。他为法为人为证菩提，爱国爱教爱护和平，行使了佛子的使命。
1953年夏，圆瑛大师自知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回到了自己剃度的宁波天童寺。就像一片落叶，他回到了树根的怀抱里。9月19日，大师在众僧的佛音中安详地闭目，西归而去。
圆瑛大师的一生，矢志礼佛，弘法济世。他始终没有端坐成高不可触的神圣的佛的样子，而是走下了佛尊，身体力行，广施大德，为僧众作了个好榜样。
5.4悲欣交集弘一
美丽的国度里总会有美丽的邂逅。樱花飘落，像是浪漫的絮语，在日本遇见了温柔贤淑的雪子，那时的他正在屋檐下练习绘画，房东的女儿雪子从他的身边经过，她的身影惊艳了他的目光。
这正是他梦中那位徘徊在古巷里丁香一样结愁怨的姑娘。她玉洁冰清，玲珑剔透，温柔美好。他对雪子的爱在心潮涌动，而他的满身才情令她不由自主地倾心，游子般的漂零更令她怜惜不已。
后来的故事，许多人猜到了开始，却没有猜到结局。
（一）母亲的泪光
清朝末年，这个曾经辉煌的帝国，开始走向衰颓。社会正经历这一场革命性的巨变。彼时社会动荡，人心慌乱。而由于家境优越，年幼的李叔同得到了很好的庇护。天资聪颖的他从小便跟着老师学习诗词和书画，更被人赞许为神童。他虽免受贫苦，却没能躲过命运的剧痛。
五岁那年，他的父亲病逝了。在母亲晶莹的泪光中，这个从前不谙世事的孩子，似乎读懂了些许生活，“神童”只是别人对他的认可和赞许，不负母望，做个小小男子汉，才是他应有的担当。
成长是一根永远将人往上拉扯的绳索，不管骨骼是否被扯得咔咔作响，不管头脑是否被拉得昏昏眩晕，不管有多么无奈多么无助，每个人都必须顺着它、从着他，李叔同亦是。生活着在封建末世支离破碎的家庭里，李叔同明白，他必须快速成长。
十四岁，李叔同告别了故土，随着母亲来到了大上海，一个风云际会的崭新的城市，一个将成为他的才学承载之地的城市。
1901年，他进入南洋公学学习，师从蔡元培。在上海求学的几年，新文化、新思潮、新道德不断涌入李叔同的世界，他接受了这些先进思想的洗礼，也使得自己横溢的才华大放光彩，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才子。
此时的李叔同，如一朵勃勃而发的牡丹，绚丽、耀眼而夺目。他的诗作，也如开在时间的梗上娉婷袅娜的花，每一瓣静处都栖息着唯美的灵魂。
顺着人生的节奏，李叔同娶妻生子，侍奉慈母，他的家庭，充满了幸福与祥和。本想人生就是在缓慢的光阴中咀嚼幸福，但人世无常，他想孝顺、想回报的母亲却猝然撒手离开了这个世界。
母亲曾是他精神上的支柱，是他坚强了这么多年的理由，如今却也离他而去，这样的悲痛，如锋利的刀刃，一刀刀刺穿他的心。
生命的猝然易逝，加上报国无门的失望，让他感觉灵魂如游丝飞絮，飘荡无根。他决定东渡日本，在东京美术学院学习西洋油画与剧本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