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我国从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出发，根据国外侨情变化以及各国对华侨华人政策的变化，还制定了解决华侨“双重国籍”和华侨“经济问题”等国外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接侨”这一前所未有之举，在当时更是赢得了“侨心”。在“文革”前的17年中，许多华侨送子女回国上学，大批海外华侨知识分子和青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有的爱国华侨还把国外财产转回祖国投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每年回国求学的华侨学生有六七万人，全国1950年至1966年的侨汇收入总数为19.7309亿美元。这一时期，由我国接待和安置的回国定居的华侨则有20多万人。当时有些西方国家的报刊就惊呼：“北京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华侨”[17]。
然而，我们在这个时期的侨务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从客观上说有两个原因：（1）中国的华侨问题比较复杂，有些问题很难处理。正如有些西方学者说的那样：“华侨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继承的最复杂、最难处理的遗产”。（2）在这个时期，国内对华侨政策的统战目标与最初的土改目标、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目标，以致最后的阶级斗争为纲目标有很大的冲突。在这其中不仅产生了意识形态的争论，而且还产生了相当大的政策协调上的混乱和组织上的困难。而侨务部门恰恰要负责协调好、执行好有些本身就有矛盾的一些战略，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几乎不可能。一方面要保护归侨侨眷的权利和利益——把他们作为保护的对象；另一方面还要对他们进行改造，甚至要组织对他们的批判——把他们作为斗争的对象。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做法往往使侨务部门的工作无所适从、没法开展。这个时期的侨务工作担负着双重任务，而且是相互矛盾的双重任务。在具体工作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冲突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工作上的失误。并为日后的“文化大革命”犯更严重的错误，埋下了隐患。
[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8页。
[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78页。
[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页。
[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8页。
[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8页。
[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94-395页。
[7]李资源：《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0页。
[8]《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人民日报》，1957年8月24日。
[9]《毛泽东文选》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
[10]刘先照主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94-96页。
[11]《毛泽东文选》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5页。
[12]刘先照主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13-115页。
[13]刘先照主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44-145页。
[14]黄光学：《当代中国民族工作》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07、57、108、121页。
[15]黄光学：《当代中国民族工作》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07、57、108、121页。
[16]《邓小平论侨务》，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9页。
[17]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4859＆secid=4887《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侨务工作》。
三 在调整中前进
1957年的政治风波
1.中共开展整风运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从革命到建设的深刻的转变。而在干部队伍中、在共产党内，存在着许多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亟待解决。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到会宣布中共中央准备在当年开始党内整风的决定，号召一切同共产党共同奋斗的人们勇敢地负起责任，向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于5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其中指出，为了克服近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需要。《指示》还指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为了推动这次整风运动的开展，4月30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他们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指出：最近两个月来，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和报刊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和政府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应继续展开，以利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指示》强调，党外人士参加我党的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要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党的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央统战部从5月初起，分别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召开了13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请大家提意见。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和一些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中共的这种真诚的态度，使党外人士消除了顾虑，鼓起了勇气，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些批评尽管措辞尖锐，但却切中时弊，十分有益。
对于党外人士的批评和意见，中共中央表示衷心欢迎并非常重视。在多次向党内发出的指示中，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们党整风，对于我们改正缺点错误是大有益处的。在这些指示中，还指出：从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倾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说明，中国共产党确实非常重视和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希望通过整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包括人民群众同政府和各级领导之间的矛盾，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
2.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在共产党的整风过程中，确实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使整风运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共产党开展整风以及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广泛地揭露各方面的矛盾，批评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缺点，看成是天下即将大乱。他们散布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局势已是“一触即发”，“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公然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等等。这些人的言行表明，他们的意图就是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社会主义制度。在他们的煽动、蒙蔽下，一些人看不清方向，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共产党的警惕和重视。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于次日向党内发出指示，提出应当注意最近一些天，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对于这些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原样在报纸上报道，暂时不加批驳，以便揭露其反动面目。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这标志着中共中央指导思想上从全党整风转向反击右派，由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解决敌我矛盾的变化。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出一系列的指示，进行了部署和号召，一场波及全国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迅速地开展起来了。青岛会议后，又进一步把反右派斗争推向自然科学界和中小学教职员，推向全国各个领域。这样，使本已呈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弊端推至更为严重的地步。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的原意是要控制划分右派分子的范围，防止放宽标准，右派划得过多。但是，因为许多地方右派已经划完，此《通知》并没有普遍传达。后来，在1958年党外人士整风交心中，一些地方和单位把党外人士自我检查中交出的“黑心”，作为判定右派的依据，又错划了一批右派。到整个运动结束时，全国被划为右派的有55万多人。
由于断定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从而又导致了对他们的处罚过于严厉。凡是共产党员的全部开除出党，半数以上的人失去了公职，相当多的人被撤职、降职、降薪，或被遣送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人也都学非所用，用非所长。不少人甚至家破人亡。使一大批无辜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属遭受长期的委屈和打击，失去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的可能。这不仅对他们是极大的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一场灾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政治伤痕。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
（1）导致轻率地改变“八大”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决议》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提出的党和全国人民当前主要任务，从根本上来说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却动摇以至否定了这个科学的论断，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左”的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源。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回顾中共的历史时多次讲的：“新中国成立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是在‘左’”[1]。
（2）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关系
整风初期，中共中央本来想通过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增强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这个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造成了共产党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统一战线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对于知识分子，本来在党的“八大”前后已经宣布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现在又被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民主党派又被说成“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民盟和农工党更被指控在整风过程中的表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这些严重的错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对中共的团结合作和信任，遭到相当严重的削弱；贯彻“双百”方针以后形成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生动活泼的气氛顿受压抑。从此，许多人不敢讲真话，不敢向共产党和领导干部提意见、作批评，出现了万马齐喑的不正常状况。
（3）使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内作风的进程遭到中断
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致使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克服，反而进一步滋长。这对于改进共产党的作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各种矛盾，都是不利的。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教训是：作为执政党，对于在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要持特别谨慎的态度。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微地、客观地加以分析，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围、领域内解决，决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搞“一刀切”，轻率地发动带全局性的政治运动。一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如果对矛盾的性质一时难以判定，要先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决不可就一时一事看人，而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对持有不同观点或思想认识有错误的人，不能当做敌人来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