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协状元》一般被认为是南宋时期的作品，作者姓名不详，题为温州九山书会才人编撰，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戏曲剧本。
男主人公张协是四川的一名富家子弟，在他赴京赶考途经五鸡山时，遭强盗抢劫，且被打伤。在附近山神庙避难，得到一位王姓的贫困女子的救助，并与之结为夫妻。张协伤好以后，妻子为他筹集盘缠，让他继续进京赴考。而后张协一举考中状元，却嫌贫女貌丑家贫，决心弃之而去。贫女千里迢迢，跋涉进京，却遭到张协的轰赶。贫女便只得靠乞讨为生，沿路回到五鸡山破庙中。不久，张协被任命为梓州佥判，赴任时与贫女在五鸡山相遇，张协为铲除隐患，竟拔剑逼害贫女，女子跌入深坑。后来，贫女被王德用收为义女，夫妻才得以团圆。
《张协状元》和《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一样，都是描写“婚变”，是根据《状元张协传》改编而成，主要是批判男子的负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刻的社会根源。宋承唐制，以科举取士，不论读书人身世门第如何，及第后便可为官，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那些出身寒门的士子一旦做官发家后，便成为了朝中公卿大夫择婿的对象，他们都企图通过利用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而新及第的士子也想得到公卿大夫们的提携，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故纷纷入赘豪门，抛弃以前的糟糠之妻。《张协状元》较早地把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搬上了戏剧舞台。剧中的张协是这类人中的典型代表，他在功名富贵到手后，顿时变得冷酷无情，忘恩负义，不仅抛弃妻室，而且以刀剑报贫女搭救之恩，欲致之于死地。作者十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张协这种利欲熏心、阴险狠毒的丑恶嘴脸。而剧中贫女的形象刻画得也很鲜明。在封建社会，一个单身女子毫无缘由地去搭救一个素未相识的青年男子，且同在一个庙中留宿，在声誉上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可是贫女却毫不顾及，这充分显示了她的坦荡胸怀和高尚情操。当张协要上京赴考时，贫女为他千筹万措，为换取进京的盘缠，不惜卖掉自己的头发，可见她对张协的一片真心。面对夫婿的冷酷无情，她千里寻夫至京，却被张协命令下人乱棒轰打，虽然贫女对此十分气愤，但从未采取伤害张协的任何行动。当张协与她重聚五鸡山，对她报之以刀剑时，她仍未揭露他，而谎称是自己不小心失脚跌伤的，这都体现了贫女的善良、温柔与忍让。另外，剧中对贫女的柔中带刚的性格也有所刻画，如贫女曾多次当面指责张协的忘恩负义；千里寻夫至京遭拒绝后，毅然含恨而归等。然而，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刻画仍存在一定局限，如张协中状元后，一方面不认贫女，另一方面又拒绝宰相王德用的招赘，这不符合张协性格发展的逻辑；作者在严厉批判张协的忘恩负义、富贵易妻的行为的同时又给剧作设计了一个两人重新团圆的结尾，这也使文章的思想脉络发展缺乏逻辑。对贫女也是如此，作者希望保住她的贞节，又要使她好人有好报，故不惜偏离实际发展脉络，生硬地编造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确实使人感到有些别扭。但这样的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却依旧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结果。
《张协状元》的价值从戏剧发展的角度看，在于它是我国目前现存较早，也最完整的一部宋代南戏剧本，且基本上完好地保存了它的本来面目，尚未经明人改动。另外，作为一个当时的演出脚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剧本及演出形式的概貌。
3.“四大南戏”和《琵琶记》
“荆、刘、拜、杀”分别代表着元末明初的四本南戏，即所谓的“四大本”：《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它们出现后不久，就成了我国戏剧史上一个十分著名的熟语。现在流传的这四大本南戏，虽已不是原作的本来面貌，都经过了明人的妄改，但它们仍在戏剧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宋元南戏向明清传奇过渡的重要作品。
（1）历尽患难终团圆——《荆钗记》
《荆钗记》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宋、元间的戏曲家柯丹邱，其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
永嘉书生王十朋，才华横溢却家道贫寒，当地贡元钱流行看中了他，想把自己的爱女玉莲许配于他。王母无钱下聘礼，左右为难中将一枚荆钗（一种用荆木制成的簪钗，古时贫穷妇女的用物）送去作为凭信。十朋有一同窗名孙汝权，是本地的富豪子弟，也爱慕玉莲，欲娶之，派人前往送去金钗一对，加之四十两压钗纹银。面对孙汝权的求婚，玉莲果断拒绝了，甘心收下荆钗，嫁给穷书生王十朋。王十朋中状元后，仍心念结发妻子玉莲，故断然拒绝了丞相的招赘，却因此被发配到荒远的潮州做官。十朋特写家书一封，派人前往家中报信，却不料遭到孙汝权的陷害。他为哄骗玉莲，故意趁机将家书改为“休书”，玉莲后母得知后也借机逼玉莲改嫁。玉莲无力反抗，愤而投江自尽，幸被原温州太守钱载和救起，带往福建任所，收为义女。钱载和来到福建上任后，便派人前往饶州寻找王十朋。差人打听到饶州新任王太守，到任后不久便病故，回来告知玉莲，玉莲悲痛欲绝，误以为丈夫已死。而王十朋在赴任前接母亲与妻子来京，悲痛得知玉莲投江身亡的消息。王十朋五年后调任吉安太守，钱载和也升任两广巡抚，钱载和赴任途经吉安府，王十朋前去码头拜谒。当钱载和得知王十朋就是玉莲的丈夫后，立在船上设宴，使王十朋与玉莲得以团圆。
《荆钗记》结构完整紧凑，虽已经明人润饰修改，非原作旧貌，但仍保持着“倭巷俚语”的民间特色，情节曲折，曲文本色、清新而又写得逼真。荆钗作为《荆钗记》的线索，整个故事围绕着荆钗展开，通过一系列的鲜明的对照、特殊组合和关键性的选择，把人物矛盾推向冲突的焦点，从而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和心态。《荆钗记》批判了“富易交，贵易妻”的谬论，赞扬了王十朋、钱玉莲不因富贵贫贱为转移的婚姻爱情，通过现实生活中一场常见的婚姻爱情故事，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婚姻观念和社会上不同人物的心态。剧中的孙汝权，是金钱万能婚姻观念的代表，金钱在这类人物的心目中是万能的，只要有钱，就能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娇妻、美妾、奴仆、使女、声色犬马；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土地、房屋、美味、佳肴、古物、玩好，甚至高官厚禄。因此，他妄图以金钗、重金作聘礼，买到钱玉莲的婚姻。万俟丞相则代表了以权势为基础的婚姻观念和心态，这类人往往位高权大，多把自己的想法作法强加于人，处处事事要求别人按照他们的意志或眼色行事，试图通过巧妙地与新贵联姻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势。在他们看来，“富易交，贵易妻”理所当然，乃人之常情。因此，万俟丞相不管王十朋是否已有妻室，强意招之为婿，得知其已有妻室后，尽让他休了糟糠之妻再娶。而王十朋、钱玉莲则是“贫相守，富相连，心不变”婚姻观念的代表，主张婚姻爱情应该坚贞不贰，始终如一，而不以地位的转变、升沉荣辱为标准。因此，作者否定了万俟丞相所代表的婚姻心态和观念，正面歌颂了王十朋富贵不忘糟糠之妻，不屈服于权势压力的精神；否定了以孙汝权为代表的婚姻观念和心态，歌颂了钱玉莲不贪恋富贵，宁可受屈赴死，也不向恶势低头的高尚品质。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剧中仍有不少宣扬“三纲五常”的地方，也存在较浓厚的封建说教意味，但这仍不可否认其所具有的较深刻的社会意义，《荆钗记》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剧作。
目前，这六百年前的《荆钗记》仍在各地广泛上演，且有昆曲、越剧、潮剧等多种版本，其艺术魅力可见一斑，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忠与孝是其永恒的主题。这个“忠”是主角王十朋与钱玉莲对婚姻爱情的忠贞不渝，而非对皇权政治的忠。加上对老母的孝，便构成了戏剧永不失效的主旨。剧中代表丑恶小人的孙汝权和代表强暴势力的奸相被作者置于嘲讽与批判的地位，表现出其对丑恶行径的鞭笞是该剧作的副主题。另外，第三个主题可看作是在鞭笞钱玉莲后母的见利忘义的同时，对以福建安抚使钱载和为代表的见义勇为的救助精神的歌颂。由于中国人的善恶观念没有变化，不管是什么政治背景，不管是什么朝代，这些都是各个时代共有的善恶观念，因此才能世代流传，常演不衰，拥有永恒的欣赏价值。
第二，中国戏曲高明之处在此有所体现，作者将原本是悲剧的题材处理成了喜剧的结局，使观众得到了大快人心的愉悦。在西方戏剧创作模式中，悲剧就是使真善美彻底地被毁灭，主角最后全体“死光”，而中国人则难以接受这样的理念，因为中国戏曲建立在“善恶终须有报”这一假定性的基础之上，观众需在戏曲中找到快感，亦如该剧作者曾道：“一段新奇真故事，须教两极驰名，三千今古腹中存。开言惊四座，打动五灵神，六府奇才并七步，八方豪气凌云，歌声遏住九霄云，十分全会者，少不得仁义礼先行。”观众通过欣赏剧作得到了愉悦，从而引发了启迪。
第三是情节的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扣人心弦，这都归功于编剧的技巧。偶然藏于必然之中，各种偶然合情合理，充分中国戏剧所讲究的“密针线”。如钱玉莲的投水被救，正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在有些国家的民族习俗中，主动投水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是不能救的。又如由于在封建社会不能直呼官僚名讳，故误将病死的饶州王太守认为是王十朋，也合情理。再如夫妻在其必然的轨迹中不期而遇，同到江心寺祭奠，毫无人为安排之嫌。
王十朋，历史上确有其人，然而已难考证是否真有其事，但由于封建社会的科举不问出身，出身贫苦的文人一旦高中就脱离了之前微贱的社会地位，统治阶级就一定会通过迫其休妻再娶，或以皇帝的公主，或者是达官贵族的女子招赘等手段将其纳入自己的阶级范围，而贫苦妇女的终身悲剧也往往来自这种不同阶级之间争夺人脉的斗争。所以，剧中王十朋的经历，对于封建社会而言具有典型意义，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刻现实，正是这个剧本的可贵之处，体现了似乎寻常的婚姻悲剧其实承载了更大的社会意义。然而，在现实中，像王十朋那样矢志不渝、坚守道德的毕竟是少数，因此才成为歌颂的对象，因此将作品结尾处理成为大团圆的结局，以歌颂这种少见的优良品质，这既迎合了观众的心理，也是剧情的需要，也使得剧本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
（2）色彩斑斓的歌舞杂耍——《白兔记》
《白兔记》，永嘉书会才人作，名姓不详，全名《刘知远白兔记》。
五代时期的刘知远因父母双亡，贫苦无依，便娶李三娘为妻，入赘到同村富人李文奎家。李洪一是三娘的哥哥，待其父死后，他们兄嫂二人便对刘知远夫妇百般刁难，且逼迫刘知远离家从军。刘知远走后，三娘“日间挑水三百担，夜间推磨到天明”，饱受兄嫂虐待，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而后还在磨房中产下一子，取名咬脐郎，并托老家人窦公送往军中抚养。而刘知远参军后，入赘岳节度使家，并因军功显著，获任九州安抚使。十六年后，咬脐郎在打猎中为追赶白兔，在井台上与生母李三娘相遇，终说明实情后全家团圆。
刘知远的故事在民间艺术中很早就得以流传，《白兔记》是在其基础上改编创作的。如宋人《新编五代史平话》中的《汉史平话》就已具关目；宋、金时期的《刘知远诸宫调》，虽系残本，但《白兔记》中的不少情节都与之相同。剧中的李三娘原本是一位富家小姐，只因嫁了一个贫困的丈夫，便为兄嫂所不容，于是被迫与丈夫分离，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并在狠毒残暴的兄嫂的魔爪下，忍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各种折磨，是一位受尽非人生活折磨而又坚强不屈的妇女形象。剧本中采用了民间文艺惯用的夸张手法，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了李三娘的不幸和遭受的折磨、痛苦，让李三娘的痛苦清晰地展现在观赏者面前：挑水的水桶是橄榄形的，两头尖，站不稳、歇不得，白天挑水三百担，一肩直挑至厨房；钻了眼的水缸永远也装不满；磨房低小，抬头不得，夜间推磨到天明；磨房产子后，忍痛用牙咬断脐带，用衣服将婴儿擦净，不敢停留便立即将他送走。曾有诗云：“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亮牧，郡君却作庶人妻。扶犁黑手翻成笏，食肉朱唇强吃荠。只有一般凭不得，南山依旧与云齐。”由此可见，造成李三娘如此不幸和折磨痛苦的不完全是李洪一夫妇，应该说是当时离乱险恶的社会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