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一个月后，王大中专程登门来拜访李文韬，此时，王大中已赴梅林县就任副县长一职。王大中给李文韬带了两盒上好的梅林龙井。李文韬平时也好茶，对茶艺颇有心得，光看王大中带来的茶叶包装，就知道是市面上最贵的那种，一盒要好几千块钱呢。
李文韬说：“大中，我还从没有收过这么重的礼呢！”
王大中说：“不管它，政府办专门采购的，用来接待上面的大领导。我看啊，这茶叶，也就只有您李主任这样有风骨的人才配喝，像我，俗人一个，是糟蹋这茶叶。”
李文韬摆摆手，说：“得改口了，科长，科长，不是主任了。”
王大中说：“像李主任您这样的人，待在什么岗位上都是精英，大文化人。张德禄算什么东西？万长卿算什么东西？他们都是个毬，咱啊，不鸟他们。”
王大中要酒喝，李文韬没答理，说：“大中，是副县长了，就好好给老百姓造点福吧，酒嘛，还是戒了的好。”
王大中说：“不戒，今朝有酒今朝醉，李主任舍不得好酒是吧？”
李文韬说：“还真舍不得，再者也没有什么好酒。我不像你们这些地方大员，吃饭有人请，喝酒有人送，连找情人，都有人拉皮条。”
王大中说：“得，别提女人，女人是什么东西？衣服。衣服懂吗？衣服脏了，扔掉就是，买新的。”
李文韬印象中的王大中，原来是个比较谨小慎微的人，走路都怕发出大的声响惊了别人，而现在，话多话糙不说，还多少带了些匪气。李文韬心想，别是让陈小瓷给说准了吧，凡是混大的人，都是一身匪气。这王大中，小神混成了大神，刚当上副县长没几天，就匪里匪气的。
王大中说：“我这人吧，就是一小混混，遇上机会了，就这么折腾一下，也不枉来这世上一遭。不像李主任您，您是干大事的人，只是一时不得志，你是千里马，还没遇到伯乐的千里马。”
李文韬就笑，说：“大中啊，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啊？我呀，这辈子不指望什么伯乐了，倒是你，为官一方，得干点儿实事，那个顺口溜怎么说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王大中接过话茬，说：“你还别说，到了梅林县，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了梅大善人祠，恭恭敬敬地给梅大善人上了一炷香。我是真服了这个梅大善人啊，做人做到这个份儿上，真是了不起！我也琢磨过了，做官是一时，做人是一世。”
两个人东拉西扯，说些闲话。李文韬心里琢磨，说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一个副县长，又有什么能力造福一方呢？即使官做到常务副市长欧阳一民这个级别，还不是照样得看书记、市长的脸色行事？就他李文韬，当市府办主任，正处，除了给市长们跑腿搞服务以外，也不见干成个什么事情。王大中一个小小的副县长又能怎么样，何况还是非党人士，不能担任主要领导，自始至终只能当副职。
李文韬在家里窝了一段时间，心情平静了些，就去新规划的工业园区上班了。新工业园区暂时还停留在专家的图纸上，规划区到处都是荒草。有的地块虽然被征用了，但一直空着，老百姓就又种了庄稼和蔬菜，正是菠菜生长的季节，绿油油的菠菜一垅一垅的，煞是好看。
筹建委员会的办公室是临时搭建的一排平房。李文韬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他那个行政科长，说穿了，就相当于办公室分管后勤杂务的主任一类的角色。因为是刚成立的新单位，工作人员都是从其他单位抽调来的，彼此还都比较陌生。李文韬也就落得清闲，分内的工作一安排，自个儿关在办公室里写写毛笔字、读读书、写点儿小文章什么的，倒也自在。好在常务副主任雷东生知道他的过去，原先相互也打过交道，有点儿忌惮他，不怎么过问他的工作，加上刚刚履新，请吃请喝的人排着队，整天忙于应酬，也不常来办公室。
在市府办的时候，李文韬常翻的一本书是元代吴亮编的《忍经》，里面记的人和事，强调一个“忍”字，收拾办公室的时候，李文韬把那本书扔进了废纸篓。他觉得这样的书读多了，没什么好处，自己“忍”了这么长时间，也没见“忍”出个什么结果来。他现在经常翻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李文韬觉得司马迁真是厉害，被汉武帝阉成了太监，还在监狱里面写成了这部皇皇巨著，实在是不简单。原先，李文韬脑子里，老是在琢磨韩安国这个人，最近，脑子里老盘旋的却是李陵——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司马迁就是因为替李陵的族人求情，遭到汉武帝的忌恨。当时，李陵带兵征讨匈奴，但不是主官，主官另有其人。这个主官大概妒忌李陵，只拨给他三千人马，让他深入沙漠腹地寻找匈奴的藏身之处。结果，遇上大雾天气，李陵和他的队伍迷路了，不巧的是，正好遇到匈奴的三万铁骑。
这场仗，打得那个惨烈啊，三千人对三万人，而且对方是向来以彪悍著称的马背上的民族，最后，李陵这方只剩下了区区150多人。这个时候，李陵看了看他手底下的残兵败将，长叹一声，扔掉手中的武器，投降了。这下可就闯了大祸了，汉武帝倾全国之力征讨匈奴，为的就是让匈奴知道一点儿颜色，给后辈儿孙留一个太平江山，临了反倒是以抗击匈奴著称的李广的孙子投降了，这还了得？汉武帝震怒，要诛杀李氏九族。司马迁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没敢替李陵开脱，只说投降是李陵的个人行为，不应该牵连他的家人，何况李广为大汉朝征讨匈奴立下了赫赫军功，请求圣上网开一面。情没求下来，汉武帝连司马迁也下进了死牢。最终的结果是，李氏一族300余人全部问斩，司马迁的家人倾尽家财，只求得司马迁不死，但必须接受宫刑，当阉人。当了阉人的司马迁在监牢里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史记》。
李文韬一直想不通的是，李陵跟他的爷爷李广一样，都是名重一时的以抗击匈奴著称的将领，怎么会突然间向匈奴投降了呢，以至于落了个千年的骂名？直到有一天，李文韬在迷迷瞪瞪之中猛然间豁然开朗：李陵投降，只怕跟他剩下的那150多名残兵败将有关。试想一下，大汉朝和匈奴作战，劳的是民，伤的是财，胜败与否，与普通老百姓究竟有什么关系？胜了，老百姓还是那样生活，败了，老百姓还是照样得活下去，归根到底，这仗打到那样惨烈的份儿上，胜败与否，究竟与他身后的那些个普通士兵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普通人家出身，有家人有亲朋，丧身沙场有什么意义？对李陵来说，他战死疆场，可以全一代忠臣的美名，而这些士兵，战死沙场大概连名字都不被人记得。他觉得，与其让这些士兵白白送死，还不如自己放下武器，给这些普通士兵求一条生路。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陵的投降就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也就是说，李陵完全有可能是为了他身后的那些普通士兵才放下武器的，他的投降是一种很人性化的选择。
李文韬终于想清楚了，如果说李广是英雄的话，他只能算是一种莽汉式的英雄，官方意义上的英雄。而李陵，为了150多名普通士兵，却付出了李氏家族300多人的身家性命和自己的一世英名，代价何其大？李陵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民间意义上的英雄。司马迁也是，明知道在汉武帝震怒之下替李陵的族人说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他还是毅然站了出来。司马迁付出的是作为一个“士”和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得到的是名垂千古的英名和一部流芳百世而且仍将一代又一代流传下去的《史记》。李陵和司马迁，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英雄。
想通这一点，李文韬觉得自己这样的活法一点劲儿都没有。如果当官的都能像李陵一样，设身处地的替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着想，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都能像司马迁一样，为了真理和某种信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么，有着几千年文化传承的中华民族，想不强盛都不成。比起李陵和司马迁的忍辱负重，他李文韬由正处级降为正科级的屈辱，实在算不得什么。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其间，欧阳一民来过两次。一次是就工业园区先期建设工程和万盛公司做初步磋商；另一次，是因为在工业园区的规划内，有一块地方属于居民集中居住地带，牵扯到160户人家，这160户人家都要全部迁移，拆迁难度特别大，欧阳一民就这件事情，给筹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万盛的中层以上的领导开了个会，最后和万盛达成协议，初步确定拆迁工程由万盛公司牵头，市委市政府政策支持，筹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全力配合，分头帮做拆迁住户的工作，力争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完成前期拆迁任务。
两次来工业园区，欧阳一民都试图跟李文韬说点儿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李文韬倒是安之若素，对自己目前担任的这个角色没有什么抵触情绪。李文韬心里清楚，欧阳一民为自己的安排努力过，而且也是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而为之，这就足够了，人嘛，一辈子哪能不磕磕碰碰的呢？偶尔经受点坎坷，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欧阳一民在会上强调，要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完成前期拆迁任务。这话，欧阳一民强调的时候，他自己就有点儿底气不足，究竟怎么个快法，话说得比较含糊。谁都知道，这160户人家，牵扯到六百多口子人呢，你要把人家从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迁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就是想快，也快不了。这项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先是进行调查摸底登记，外加初期动员；第二阶段是听证阶段，要举行相关的听证会，就征地拆迁工作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涉迁居民们自己的意见；第三个阶段，才是签订土地转让合同，给拆迁户给付补偿款。这三个阶段，自始至终，筹建委员会都得全程参与。雷东生给大家布置任务，他把160户人家分解开来，按比例分配到各个科室，责任到人。
李文韬的行政科连他这个科长算在内7个人，分了36户人家。李文韬自己懒得挨家挨户去走访动员，不是消极怠工，而是抹不下面子，曾经是堂堂市府办的主任，现在却跟民工似的去给涉及拆迁的老百姓们做工作，难堪！还有一个原因，李文韬自己农村出身，少时家境贫寒，在骨子里，他对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对农民，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就拿这次的拆迁工作来说，这些涉及拆迁的老百姓，大都是当地的菜农，祖祖辈辈靠种菜卖菜为生，再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政府和开发商陆陆续续把人家的菜地给征用了，这就等于断掉了人家的生活来源；现在，又要把人家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给拆掉，把人家迁到更边远的地方去——从感情的角度来讲，李文韬同情这些涉迁户。
但从工作的角度来看，城市要发展，建工业园区、引进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势在必行，这不但可以增加财政税收，而且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城镇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同情归同情，任何一个地方主官，都会选择后者，因为后者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利益，而这些涉迁户，虽然地征了，房子也拆掉了，但毕竟只是代表了很少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永远无法调和，虽然国家在大政方针上一直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小利益服从大利益，但具体到每个住户，情形就显得复杂些，困难就是困难，损失就是损失，都是普通人普通老百姓，境界再高，也不至于为了成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让自己流离失所。就像李陵，如果小利益服从大利益，他就应该为了国家大义，血战到底直至最后战死沙场；但是，为了身后150多人的个体利益，他选择用自己的投降来换取他们的一条活路。
事情就是这样，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也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李文韬不知道的是，自己参与的这次拆迁，究竟是让这些涉迁户由原本的不富裕变得更加困难呢，还是经过努力以后，建造的新工业园区会给后人创造一个更适宜于他们发展的空间呢？他想不清楚。他只知道，这个世界上，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小到个人与个人之间，所有的纷争与矛盾，都是由利益引起的，都是利益之争。政府和开发商征用老百姓的耕地，拆迁人家的房子，就是侵犯了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们如果拒绝征地、拒绝搬迁，就矗在工业园区的规划区内，就是侵犯了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因为这项工作无法推动下去，工业园区建不起来，开发商就赚不到钱，就招不来商引不来资，这个城市就无法再向前发展，财政就收不到更多的税收。
李文韬打定主意，不到万不得已，他自己绝不跟这些涉迁户正面起冲突。他不想自己这个农民的儿子，因为去拆农民的房子而内心难受。他给行政科的几个人立了几条纪律：一是要举止文明，要尊敬拆迁区的老百姓，尤其是对老人和孤寡残疾之类的弱势群体，一定要表现出足够的爱心和恭敬；二是要讲究工作方法，不能对老百姓采取连唬带吓的粗暴方式，“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要学会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看问题，从老百姓的心坎上做工作。总之，即使老百姓把唾沫吐到了你脸上，都得给我赔着笑脸，否则……
否则后面的话，李文韬打住了，他没说出来。他认为，没必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