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往哲昔贤 (5)

80年代，元化先生一度曾为党务官员，然而，先生的本质和气质还是带有传统色彩的文人作家，或者说是兼具文采风流和办事能力的知识分子、是陈同甫一流的人物。大陆知识界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批判“四人帮”和极左思潮之后，思想解放和启蒙教育，受到广泛的认同。王先生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本着这个信念，他亲自主编《新启蒙》，目的在于推动文化改造和社会进步。到了90年代知识界出现了危机，有人批评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空疏”“浮躁”，对于社会现实投入过多的关注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是丧失了学术独立……总之是要改弦更张。在高校和研究单位，人们纷纷表示要走回书斋做专业知识分子。这些现象被李泽厚先生概括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他说“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王国维、陈寅格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六期）。

书斋是回去了，然而真正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却也没有出现多少，许多学者只是呀呀学语式地稗贩欧美出现的各种“新理论”，枯燥、烦琐、无味、无趣，缺少原创性。学术界、知识界的不景气，真给人以七零八落之感。

李泽厚的说法有对的一面，也有说得不准确的一面，因为这个时期还有几位老人——如王元化先生、李慎之先生、何家栋先生等人在支撑着局面，坚持着八十年代的启蒙和反思，在思想界努力耕耘。他们如同老树挟霜，梅花垂露，点缀着那个独特岁月。至今思之，还令我们这些晚辈后学后辈汗颜。

王先生最重要的著作都是90年代问世的：如《传统与反传统》（1990）《文心雕龙讲疏》（1992）《清园夜读》（1993）《思辨随笔》（1994）《清园论学集》（1994）《读黑格尔》（1997）《清园近思录》（1998）《谈文短简》（1998）等，虽然每本书的影响不同，但王元化这个名字不是作为学者，更不是作为官员被学人们记住的，而是作为思想的领军人物得到知识界的广泛认同。

此时，也就是得知先生过世消息的时刻，手头仅有《清园夜读》《思辨随笔》以及和李辉的对话等，这里仅就这些做一些点评，看看先生是不是也与许多学术界人士一样“学术凸现”而“思想淡出”了。

丁东等人的“人文对话录”《思想操练》中，智效民、丁东等都认为王先生反思比较彻底。这不仅体现在理性认识上，而且也表现在感情的梳理上。六十五岁以上知识界人士大都知道张中晓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最年轻的一员，被主持这个案件的人视为是“胡风集团”中最反动的分子。他被逮捕了，后因为旧病复发，咳血不止，保外就医。 “三年困难”时期，没工作、没收入的张中晓实在支持不下去，向王先生写信求援。先生也处于危难之中，没有回应，后又来了一信，“再一次向我呼吁，诉诸我的良知，企图唤醒我由于权衡利害逐渐变得麻木而冻结起来的同情心”（见《序·无梦楼随笔》）。这一次，先生把信交给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张中晓总算有了一线生机，多活了两三年。元化先生在为序中重提此事，检讨了自己的懦弱和因此事而导致的“剧烈的心灵交战”。这篇序文真挚坦率，特别具有震撼力，但只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才会理解。这是他坚持反思的出发点。

王先生说他与张中晓有许多共同“内心体验和精神历程，这首先表现在完全出于自觉的反思上。这种反思是痛苦的。它是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来进行的。人的尊严越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实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也就是说王先生的反思来自他的经历和对经历深刻的认识。

反思的焦点是启蒙，在这个问题上王先生推重顾准，尊重他在极其艰苦条件下思想所达到的高度。然而王先生反对把思想定于一尊或一元上，主张排除先入为主的定见、定念。他说，五四以来，人们反传统中往往运用了与传统思维相同的模式。这就是双方在讨论问题之先，都各自具有的“意图伦理”。王先生举例，1919年东西方文化论战时，蒋廷黼和杜亚泉曾就思想和态度问题进行的争论。杜批评蒋以感情和意志作为思想的原动力说：“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用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要的缘故。”这就是“意图伦理”。它是从一种政治信念引发出来的。这种政治信念又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说简单点就是“把屁股（后改为立足点）移过来”。这意思是说：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也就是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但是这样一来，你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

我觉得这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此外，思想领域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问题。我认为，今天仍须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则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我生于1902年，从小就受到五四思潮的洗礼。

我的科学信仰以及接下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我所读过的那时被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谟、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份怀疑，少了一份信念。这就是你所说的偏识。……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的余地，接下来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发行思想，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我认为这对于继承五四是不利的，但其影响不但至今未绝，且有变本加厉之势，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王元化先生所说的启蒙已经不是把一些既定观念灌输社会和大众了，而是要激活人们意志自由和独立思考，这是人们成为自由人的前提。这种思考是比“五四”大大推进了一步的。

王元化先生的思考深入而广泛，余香剩馥，惠及后人之处很多。我读先生书也有如入宝山之感。我对游民文化的研究也曾受益于先生的思考，这里仅以一瓣心香向先生表达我的敬意和哀悼。

平生风义兼师友

用李商隐的名句悼念刚刚故去的牧惠先生似乎有些不妥，因为此句多用于追悼年龄相近而又为悼者衷心佩服的朋友的；而牧惠先生长我十五六岁，从他的经历来看，更应是我的前辈。但自十号那天得悉牧惠先生逝世的消息以后，“平生风义兼师友”就不断出现在我的脑际，这里贸然用此句为题，主要还是追念先辈的仪型，突出他堪为师表的一面，读者不要以辞害义。

虽然八十年代就读过牧惠先生的杂文，也十分喜欢他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华表的沧桑》《海瑞墓前的沉思》《吃肉未必不骂娘》之类，但我们相识很晚，那是在1997年。我为学苑出版社编一套随笔丛书，其中有他的一本。从此来往不断，每年总要见上几次面，直到这个月的五号我们还在一起开会、吃饭，饭后同时告辞。只要我们都在北京，每周都有电话往来，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我还给他打过一个电话问个事，是他夫人接的。当时她还不知道先生仙去的消息，只说和单位的同事一起去到温泉度假。因此当王春瑜先生十号告诉我牧惠先生去世时，真是使我震惊，甚至不敢相信。

牧惠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正义感，在对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的斗争中，这位老人往往是身先青壮年，站在斗争的前列。我在为他的《小报告以外》写的书评中说，他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批评家。这是他一生的选择，过去他曾用武器批判旧世界，后来是用笔揭露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打抱不平，为弱势群体说话，为天下伸张正义。他以饱满的热情说他人所不能说、不敢说，敢于触及敏感问题。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老战士的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和他那颗跳动着的赤子之心。但这些都是其来有自的。

牧惠出生于广西一个小镇贫寒之家，好不容易考上了连吃饭都是公费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但因看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不久即参加革命、出城打游击，成为解放军中的大学生。五十年代他在广东历任区、县、地区、省的干部，六十年代初，从地方调到中央，就职于《红旗》杂志文艺组；文革中进过牛棚、挨过斗，但这一切都没有白过，促进了他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他思想得到飞跃，以写杂文来表达。当然，这也受到一些“左视眼”的嫉视，攻击批判，如影随形。连广州老友漫画家廖冰兄也为他担心，写诗说“京城爬格莫嚣张，休碰《中流》八九枪”，以嘲戏的方式控诉了牧惠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对待。可是在牧惠本人来说，他处之泰然，不为流俗所动，依然故我，直言无隐，勤勤恳恳，代民众立言。

牧惠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不应缺席》（就我个人所见而言），发表在第三期的《随笔》上。此文是谈人们所关注的“三农问题”的。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没有忘记打游击时供养和掩护他们的父老乡亲。他深情地说：“我对农村、农民有着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我始终把眼睛盯着农村，阅读有关报道。开放改革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报纸不像过去那样只报喜不报忧了，人们的知情权多少受到尊重了。读到这些，我高兴过，也忧虑过，愤怒过。” 他为工业化过程中对农民索取太多，许多农民、特别是老区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感到痛苦。他说：“‘文革’刚结束，我终于有机会回老区去探望契娘。我怎么也没想到，契娘的生活竟比我打游击时差了一大截！我羞愧地流下了眼泪。我感到对不起他们。”牧惠先生八十年代以来的写作正是这种感情在支持着他、鼓舞着他。因此他说，不仅作家要关心农民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共产党员都不应缺席。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应缺席”。这大约是他最后的呼吁，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们听到。

牧惠先生对于他所追求的正义锲而不舍，不屈不挠，争取一切机会诉诸舆论与社会。这一点我是有所体会的。例如五十年代初的广东“土改”中反对所谓“地方主义”问题，我就听牧惠说过多次。他写过几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听说在广东有所影响。去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牧惠一本自传性的著作，名叫《耍水·耍枪·耍笔》。这本书中也谈到他所经历的广东“土改”。

牧惠先生远去了，他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精神财富（四十多部著作），有待我们总结与学习。但更重要的还是先生的为人，不久人们会感受到老成人凋谢给社会带来的空寂。

杂文作家的历史视角

牧惠先生去世已经三个月了，他的音容笑貌还宛然在目，近日又收到牧惠先生生前亲自编辑的最后一部著作——《盛世网闻——牧惠历史随笔集》（以下简称《盛世网闻》），——不禁顿增人琴之感。

牧惠先生是广东人，1946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因不满现实，追求真理，参加了进步组织，受到当局的迫害。广州不能呆了，他回到老家新会打游击，成为名副其实的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解放后，牧惠先在广东省内担任地方干部，直到1961年才调到《红旗》杂志文艺组任编辑，开始了京城生活。牧惠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我们相识的七八年中，经常听说“回广东”了，一次我对他说，“看来您一年去广东的次数，比我去王府井都多”，他笑着默认了。牧惠惦记着乡亲苦乐，特别注重总结广东近五六十年历史经验，揭示极“左”思潮给当地人民的伤害，以期广东的发展顺利一些。

牧惠先生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写过小说，在小说理论上也有建树。但自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他还是以杂文名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