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智利最南端的城市普达阿雷那斯（Punta Arenas），看着眼前这幅淡如水墨画的天然景致，遥想当年麦哲伦在此登陆的史实，奇妙地产生了一种与古老历史浑然结合为一体的感觉。
这个人口仅仅十一万余的偏僻城市，是以不计其数的企鹅来吸引游客的。
我和日胜，驾了租来的车子，在颠颠簸簸、凹凸不平的泥路上奔波了好几个小时，才来到了企鹅出没的海边。围了铁丝网，车子进不去。徒步而行，风势猛烈，凄厉如刀。行行重行行，举步维艰，足足走了两公里多，才看到了在海中浮浮沉沉的企鹅。黑而亮的身子、白而滑的肚皮，随着起伏不定的波涛，时而闪现、时而隐没，煞是好看。
正想坐下来欣赏时，迎面来了两名美国游客，善意地指点我们：好戏在前方。根据他们的指示，又再走了大约十分钟，便惊喜万分地看到了一幅此生难忘的美好图景：好几百只小巧玲珑的企鹅，整整齐齐地排成一长列，背脊挺直地伫立于海畔，天真无邪地与千里而来的游客“相看两不厌”！无故发怒的海水，掀起了巨大的浪涛，发出震耳的咆哮，可是，企鹅无动于衷，丝毫不为大海的淫威所慑，依然气定神闲地站着，任由波浪无情地击打在身上。有趣的是，它们不怕怒海，独怕闲人。原本隔着一段距离与它们悄然对望的游客，只要稍稍移近一点，它们便如临大敌，群体逃遁。逃走时，尽管速度极快，可是，步伐齐一、不慌不乱，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回返市区，天色已黑。车子在市区兜转时，竟意外地看到四个中文字在朦胧的夜色里闪着耀目的亮光。
“金龙餐馆”。
智利人受西班牙人影响极深，喜欢夜生活，往往过了晚上十点，才用晚餐。现在，才八点多，装潢雅丽的餐馆，除了闲闲地站着的女侍外，一个顾客也没有。
我们拿着字典，用西班牙语点菜，偏那女侍听不懂，双方沟通不来、纠缠不清。
就在这时，他出现了。
朝气蓬勃的一张脸，脸上有着开朗已极的笑容。他自动自发地充当我们的翻译员，以流畅的西班牙语干脆利落地帮我们把菜点好。然后，微笑着搭话：
“你们打从哪儿来的？”
“新加坡。”
“什么！新加坡？”
他睁大眼睛喊了一声，声音之高昂、表情之兴奋，把我大大地吓了一跳。
伸手进裤袋，掏出一张粉红色的身份证，放在桌上，他笑嘻嘻地说：
“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呢！”
最近这几个星期，在智利南北飞来飞去，碰到不少移居于此的华裔，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而新加坡人，倒还是第一回碰上呢！
这张身份证，像一道桥梁，使我们的友谊迅速地建立起来了。
“你几时到智利来打工的？”我问。
“不是打工啦，我是来帮我母亲的。”这位名字唤作谢达力的新朋友，滔滔不绝地说道，“十二年前，我母亲随同我丹麦籍的继父移居到智利来，我呢，没跟，一直留在新加坡。几年前，我继父提早退休，在普达阿雷那斯买下一个很大的牧场，养了三千多头牛；我母亲呢，就开设了这间餐馆，要我过来帮忙。”
“生意好吗？”
“不错啦，这里地域偏远，游客不多，我们做的多数是本地人的生意。”
“你的西班牙语那么流利，学了很多年吧？”
“哦，三年前当我决定向任职公司申请无薪假期到智利来时，曾在新加坡参加西班牙语训练课程，可是，只学到生硬无趣的方法。后来，到了智利，发现能讲英语的人不多，在短短几个月以内，我便被逼学会了西班牙语。”顿了顿，他有条不紊地下了个结论，“在语言的学习上，我觉得生活里实际的浸濡，比起课堂上理论的灌输，有效得多了。”
这话，我完全赞同。
这位自小在“钢筋水泥森林”里成长的男子，对于异国迥然而异的生活，发挥了他惊人的适应能力，或者，更正确地说，他已经爱上了这里充满了乡野奇趣的生活。
“刚踏上这块空旷的土地时，觉得它像人间净土——地是那么地大，人偏又那么地少；这样地寂寥，又这样地美丽。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到继父的牧场看到群牛奔驰的情景，整个人有一种触电的感觉，身体里好像有一个沉睡了很久的灵魂蓦然醒了过来。”他以一脸陶醉的神情絮絮地说道，“牛，是深褐色的；草，是嫩绿色的。微风吹拂时，草原绿波荡漾；而当群牛起步飞奔时，又形成了另一种褐色的浪涛。草动、牛跑，褐涛盖绿浪，色泽瞬息万变，说多美就有多美！”
我听得发呆，达力意犹未尽，唾沫横飞：
“牧场里有一道清澈的河，足足长达三十三公里，河里盛产肥美的鳟鱼，我常常去捉，捉到了，就地烤来吃，鲜得很呢！有时，风猛浪大，河水湍急，我偷得浮生半日闲，乘浮筏顺流而下，好玩得很！”
在普达阿雷那斯旅居期间，达力也学会了高山滑雪和林间狩猎。
说起狩猎，达力忍不住告诉我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有一回，新加坡有一对新婚夫妇来这里度蜜月，我带他们去打野鸭。那个男的可真不赖，举枪一射，便打中了。可是呀，我们都没有想到，他的新婚娇妻看到倒在血泊里的野鸭，喊了一声，便晕了过去。把她救醒后，她一直闹情绪，认为她的丈夫太残忍了。实际上，她不明白，狩猎是一种可以增进生活情趣的活动，和个人的性格特性，全然扯不上关系呀！”
谈到这儿，女侍将我们点的菜端上来了。
达力礼貌地站了起来，问：
“你们准备在普达阿雷那斯逗留多久？”
“两天。”
他一听，便露出了热情万分的笑脸，说：
“能在这样遥远的地方碰上自己国家的人，我觉得实在高兴。明天是星期天，餐馆不开门，我反正有空，带你们去玩玩，好吗？”
第二天，我和日胜起了个绝早，到当地的菜市去逛。回返下榻处，还未进门，便听到厅里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迈进屋里，发现性子豪爽的达力，已坐在沙发上，和我们的房东以纯熟的西班牙语“打成一片”哩！
达力驾来了面包车，带我们去高山上俯瞰市景。
虽是夏天，可是，我觉得阴冷的气候化作了千千万万支尖利的短箭，一支支地射向了我。我在羊毛衣上加披了一件风衣，可是，依然冷得簌簌发抖。达力看到我缩头缩颈那种狼狈已极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说：
“普达阿雷那斯气候变幻不定，有时，在同一天里，你便可以领略到四季的变化。早上，阳光普照，温煦明媚；可是，一到下午，便淫雨绵绵，有时，还会出其不意地刮起令人难以抵受的阴风呢！”
“唉，夏天寒冷如斯，冬天如何消受呀！”我叹息着说。
“啊，普达阿雷那斯的冬天，可有趣呢！”达力眉飞色舞地说，“每年的六月到八月期间，冬季分成三个阶段降临。第一阶段的冬天，浪漫美丽。轻盈的雪花，有如粉末般，细细地、纷纷地、慢慢地飘落下来，景致如诗如画，百看不厌。第二阶段的冬天，濡湿滞重。这时，雪已不成花，一片片、一块块、粗粗地、重重地、直直地坠落下来；落地成水，到处湿漉漉、滑溜溜的，走在路上，人跌跤、车失控，狼狈得叫人生恨。第三阶段的冬天，可怕可憎。雪全都凝结成冰雹，小小的、圆圆的、硬硬的，一粒粒好像球一般，毫不客气地朝身上打来，往车上打去。打在身上时，微疼；打在车上时，大响。这个阶段的冬天，最难耐的是地面全结了冰，车轮也结着霜雪，根本就走不动了，必须用热水慢慢地把霜雪融掉，才能开动，十分不便。”
觉得达力是“说书高手”，普达阿雷那斯的冬天，在他绘声绘色的描述里，历历在目。呵，这个位于世界末端的小城，竟连稀松平常的冬天，也呈现了独特的奇趣。
从高山下来，达力带我们去看智利人首次登陆的码头，然后，在市区兜转了好一会儿，拍了好些照片，觉得没甚好去处了，便以拳拳之忱做出建议：
“到我家来坐坐吧？”
他居住的屋子，占地极广，高达三层，共有七个大房间。
引起我注意的，是堆叠在屋角的一大叠报纸，以极薄极白的纸张印成，取起一看，竟是新加坡航空版的《海峡时报》。
“我长期订阅，主要是通过报章和新加坡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后，不论我在智利取得怎么样的发展，我都不会放弃新加坡的公民权的。”说这话时，达力那张年轻的脸，透着一股成熟的坚毅。
离开普达阿雷那斯而飞往圣地亚哥时，达力驾着他的面包车送我们到机场去。原本坚持不要他送，可是，他却豪爽地说：
“你们不要客气啦，我每天都得到机场一趟的。我和几位朋友，合作搞箱运。此外，我们也为驻在南极的研究员和探险队定期提供日常用品。”
飞机起飞前，我问达力在新加坡有什么事需要我代为办理的，他犹豫了一下，才说：
“以后，如果有朋友到智利来，请托他给我捎一面新加坡国旗，好吗？”
有一股暖流自我心中缓缓流过。
近年来，新加坡人似乎已成为舆论的焦点：移居国外的，被视为缺乏爱国意识者；留居国内的，又被看成是缺乏冒险精神的一群。
然而，在遥远的智利，我却邂逅了另一种典型的新加坡人——自信、自重、自爱、自力更生的新加坡人。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和生他养他的故乡新加坡永远有着一个温柔的约会——不论他走得多远、飞得多高，他都不打算舍弃他亲爱的旧巢，他愿、他会、他肯回来。
他日，倘若有人到智利去旅行，千祈要让我知道——我想请他代我捎一面新加坡国旗到普达阿雷那斯去，送给那位身在异国而心在家乡的谢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