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艺术批评的典范之作——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傅雷先生是一个翻译家、艺术鉴赏家，极少写文学批评文字。但是，他却于1944年写了一篇论张爱玲小说的文章，这是他最早对当时的作家写的评论。由于他的艺术鉴赏能力颇高，因而出手不凡。在文章中，他既充分肯定了张爱玲的创作实绩，也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她的疏漏所在，并对作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正是一个艺术批评者的功力与责任。
这里所谓的艺术批评，是与社会文化批评相对的，是指从艺术本身出发探讨创作上的得失及相关问题，而不同于从社会分析或文化研究等角度所作出的批评。在这个意义上，傅雷先生的这篇文章是艺术批评的典范，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在一篇谈话中，傅聪谈起了傅雷先生写这篇文章时的情况，他说：“……父亲的另一个特点是爱才，所以他才花了那么多精力，发疯似地去写《论张爱玲的小说》。那是1943年的事。当时我还只有七八岁，忽然看到他天天张爱玲长、张爱玲短，其实，他是第一个写张爱玲的，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有这篇文章。”
张爱玲究竟有什么样的才华，让傅雷先生竟至于“发疯似地”去写一篇评论文章呢？这还得从张爱玲突然出现在文坛说起。
张爱玲的出现及其作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有一位红极一时的女才子，几乎在一夜之间，她便成为了当时文坛上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这个人就是张爱玲。
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她的家庭门第煊赫一时，祖父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人物张佩纶，曾外祖父便是清末重臣李鸿章。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性情不好。她的母亲则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染，曾经几度去过法国。他们夫妇二人不和，最终离婚了。不久之后，她的父亲又娶了后母。
自童年时起，张爱玲便生活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透过封建家庭的衰败、腐朽，她对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有了较深切的认识，而世态人情的悲凉、生存的无奈与哀伤，也深深浸润了她的心灵，对她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
张爱玲上中学时就读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她已经是颇具才华的女学生了，这一时期，她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小说《牛》和《霸王别姬》。《牛》颇具新文学的风雅，描写了农村的贫困而又具有田园色彩的生活，《霸王别姬》写的是历史上项羽与虞姬的故事，文笔老到，立意清新。
那时候，张爱玲最喜欢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受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影响，十四岁那年，张爱玲写了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回目是她的父亲代为拟定的，一共五回，写红楼梦人物在现代的生活，其行文运笔如出自《红楼梦》一般，令人惊叹她熟读《红楼》竟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1943年初春，张爱玲在上海的《紫罗兰》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文坛的轰动和惊叹，从此以后，张爱玲作为一个天才女作家，在上海横空出世了。
如果说，最初的“两炉香”还仅是显示了张爱玲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叙述故事的才华，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她一发不可收，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成为广受瞩目的作家。
张爱玲初登文坛时，引起的关注和惊异程度颇高，甚至被人称为奇迹，名噪一时，而这一时期也是张爱玲的主要创作时间，时间虽短但产量甚高，而且大部分作品都很精美。那时张爱玲才二十出头，但她不仅在创作上有自己独特的路数，而且对各种文学体裁都能驾驭，不仅小说写得好，散文也写得好，小说中不仅能写短篇，中篇也颇具才华，另外也在着手写长篇。她的这些行为都充分展示了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才能，而这在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在张爱玲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最能代表她的风格的当数《金锁记》和《倾城之恋》。《金锁记》描写了一个大家庭的寡妇曹七巧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了一生，并且用这把枷锁砍杀了她自己的亲人的故事。这是张爱玲最喜欢的小说，也是她最受评论界重视的小说，傅雷先生也称这篇小说为“我们的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这部小说女主人公的变态心理，被作者描绘得入木三分，苍凉无比，人性被金钱与情欲的力量扭曲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形态，这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到的。
《倾城之恋》写的是一对过分精明的男女是如何在爱情上锱铢必较，最后却因香港的失陷而成全了那份世故的婚姻。这是一部香港式的传奇故事，却深刻地反映出乱世中的人情世故，而使人性得到规范的竟是险而又险的“传奇”力量。这部小说对人性冷漠的描写令人震憾，仿佛出自一个饱经沧桑的大家之手，其艺术之圆熟，语言之精美堪称中国现代爱情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1944年9月，张爱玲的小说结集为《传奇》出版，收小说十篇，共二十四万字。1945年初，散文集《流言》出版，共收散文三十篇。一时间《传奇》与《流言》成为上海文化界最畅销的书，《传奇》出版发行后第四天便脱销，《流言》也是一版再版，一时洛阳纸贵。张爱玲成为上海在沦陷时期最为醒目的一位作家。
张爱玲成名后，社会对她给予了最大的宠幸，张爱玲的社会活动频繁起来了，社会对她是一片溢美之声。
在这种氛围中，有一篇名为《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文章发表在了张爱玲经常发表小说的《万象》杂志上，文章署名为“迅雨”，其实是傅雷先生的化名，那时正是张爱玲最红的1944年。这篇文章肯定了张爱玲的创作成绩，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她小说中过分追求技巧的不良倾向，成为当时甚至现在都颇具见解和力度的批评文章。
傅雷先生的文章
傅雷先生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是评张爱玲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最重要、最及时的批评文章。在这里我们重点谈谈傅雷以笔名“迅雨”发表的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傅雷先生首先对《金锁记》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情欲的作用，很少像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文章首先分析了小说主人公曹七巧的变态心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才死心塌地来服侍病人，偏偏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不得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可怕的报复把她压瘪了。”
在分析了主人公的心理之后，傅雷指出了张爱玲这篇小说的几个特点，“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此外，傅雷先生指出了三点：
第一，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或枯索繁琐的解剖，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一片。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
第二，是“节略法”的运用。傅雷先生所说的“节略法”是时间与空间不露痕迹的快速转化，这是从电影手法中学来的小说技巧，也就是“巧妙的转调技术”。
第三，是作者的风格。傅雷先生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语言和艺术风格，他说：“……这原是首先引起读者注意和赞美的部分。外表的美永远比内在的美容易发现。何况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新旧文字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
傅雷先生对《金锁记》的赞赏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他甚至表示如果没有《金锁记》，他不会将张爱玲的《连环套》批评得那么厉害，而且根本不会写这篇文章。
接下来傅雷先生评论的是《倾城之恋》，他认为这篇小说的华彩胜过了骨干，“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
随后傅雷先生便着重对张爱玲在小说《连环套》中所表露出的弊病进行了批评，他的批评是客气的，但同时也相当严厉。他指出：“《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
小说的另一个缺点他认为是：“丢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流转如踢踏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的路。”
小说的人物“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小说的风格“也从没像在《连环套》中那样自贬得厉害。节奏、风味、品格，全不讲了。措词用语，处处显出‘信笔所之’的神气，甚至往腐化的路上走。这样的滥调，旧小说的渣滓，连现在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恶俗而不用了，而居然在这里出现。岂不也太像奇迹了吗？”
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傅雷先生在具体分析过张爱玲的作品之后，指出了她的几个缺点：过于熟练的技巧是她最危险的诱惑；旧小说文体不能直接搬过来；聪明机智成了风气，也是一块绊脚石；题材狭窄，局限于男女间的事情，而“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
傅雷先生这篇文章的一个效果便是张爱玲的《连环套》没有再连载下去，也有的说是为了稿费，而张爱玲自己的解释是：“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
作为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张爱玲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当然取自一句老话“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在这篇文章里，张爱玲借题发挥，委婉地否定了傅雷的意见。但是隔了将近三十年之后，张爱玲却对《连环套》提出了远比傅雷更加苛刻的自我批评，我们也可以说是她最终又接受了傅雷的批评，虽然已经有些晚了。
其实傅雷的文章还有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便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他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志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
柯灵是《万象》杂志的主编，他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说这篇文章“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用。我以为未见公允确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了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了一场小风波”。
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文章至今仍有生命力，而且应当是文艺批评的典范——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既指出不足，又对作者饱怀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