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基于“父母之命”的分量，古代女性早早便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一种宿命感，只将希望寄托于神灵，祈求他们能够给自己一个好归宿。所以，面对盲婚哑嫁这种现象亦不会有任何反抗。而古人们也相信，婚姻是家庭与家庭之间联系的桥梁，这使得以利为先的政治婚姻频繁出现，像这种无爱的婚姻以女人被抛弃或成为下堂妇告终的并不少见，毕竟古代的道德思想对男人约束较少，本来就不爱，看见更好的岂不往上扑；就算与自己的原配有感情，但是受到“一夫多妻”的影响，古代这些充满大男子主义的男人又岂会拒绝，婚姻和感情横生突变完全没有悬念。李敖还特意分析了一下这些情况：“导致情变与婚变的基本因素还是社会不开放，男女交际不够自由，相互认识的可能率太小，所以一下子瞎猫碰到死耗子，便如获绝宝，死命抓住不放，一发现对方有二心，便以刀枪盐酸对付，而“禁不起人生的平常变化”。
至于说该守贞操，不要有二心，这也不是正视现实之论。瞎猫眼睛会亮，死耗子身体会复活，一旦发现新欢的确胜于旧爱，在巴黎美人面前做柳下惠，岂不是强人所难吗？”而偏偏中国传统女性对爱情又过于执著，由于上述忠贞观点的影响，就算婚姻再不如意，她们也会坚守到底。哪怕丈夫已死或不归家，也不会作另嫁他人的打算，比如由于战争失去丈夫：“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明知自己的男人已经无法回来——“君问归期未有期”，却仍然“玉阶空伫立”地苦苦等待，对此也只能无话可说。中国古代女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恩爱不分。古代人的报恩思想极其严重，“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屡见不鲜，而轮到女子身上通常就变成了“小女子无以为报，愿以身相许”，这句话一出，女人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卑微的位置，这样的“爱”一开始就不公平，暂且不说这报恩里边是否有爱情的因素，有一点要知道的是以爱作为报恩的筹码这是对爱的不尊重，像这样的恩爱不明，以后又何谈幸福。
新的世纪早已开始，只希望人们的爱情观以及婚姻观能顺应时代发展，少制造悲剧，多创造喜剧，李敖也祝福了心里有爱的男男女女们：“在新的爱情的世纪里，每个男人都有广大恢廓的心胸，女人也藏起她们的小心眼儿，大家以坦率的真情来真心相爱，来愉快的亲密，如果必须要分手，也是美丽地割开了这个‘戈登结’。”一句话：恋爱快乐，分手也快乐。
中西方的爱情差别
“爱情本身是一种浪漫的精神，它超越婚姻，但不妨害它，可是我们的老祖宗却不这样想，他们认定凡是男女相悦就不是好事情，所以古代的情侣要桑间濮上，今天的爱人也要偷偷摸摸。我们看到美国人夫妇公然拥吻，觉得肉麻兮兮，这种感情流露我们是禁止的；但是父母死了，你若不当众哭得死去活来胸痛号，‘吊者’就不‘大悦’了！我们对开放感情的尺度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只鼓励无限度的公开哭丧，却禁止有限度的公然做爱，而秘密做爱又要被淡水河边的丙级流氓收税，使我们的青年男女永远达不到宝玉所盼望的沉湎境界！”
——李敖
李敖的这句话并没有什么深层的含义，他只想说明中国的爱情是偷偷摸摸的，而西方人的爱情则是大胆奔放的，最让人诧异的是这种偷偷摸摸还是被默认允许，甚至是被赞扬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针对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自我完善，重点是在加强自身的个人修养，这与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对中西方文化差别做过论证，尤为经典：“中国人主张合内外，又重情，情即合内外而成……西方人把天人内外过分分别，由此寻求真理，不敢掺入情感。中国人常情理兼言，而西方人则像是理中便不含有情，这就与中国人的想法大异了……尤要者，西方生命寄与外，内顾则虚。舍去外面一切事物作为，乃若无可已知，无我可有……中国人重其一己，立己以为天地万物之中心，斯其对天地万物又乌德无情。乃惟此情，遂见己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耳。”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造成了中西方爱情观的南辕北辙，对此，李敖表示了深深的不满，从上古时代开始清算，把中国的爱情观狠狠地鄙视了一遍：
“当东方的盘古扭动骨盘，把四肢五体转成四极五岳的时候，西方的亚当却大梦先觉，把肋骨转成原料，奉献给女人。这一差距，分离出两千年前的一幕对比：当亚当的子孙，正把埃及皇宫的美女可李敖巴特拉往家里抢的时候，我们盘古的后人，却正把自己皇宫的美女王昭君朝外头送！——人家宁肯为女人惹起战争，我们却甘愿用女人换取和平！你说多菜！
“在权力与女人不可兼得的时候，西方的爱德华第八的表现是‘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东方的唐明皇呢？表现却是‘江山情重美人轻’！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长恨歌》恋史，男方指手画脚，发了不少‘在天愿做比翼鸟’、‘愿世世为夫妇’的假誓，到头来却不能同生、不能共死、不能横刀求美，反倒竖子不足与谋——自己逃难去了！你说多菜！
“这些对比，都多少显示了我们大中华的老祖宗，在处理小娘子的小爱情问题上，好像有点特别。他们好像从来不为女人花脑筋，既不屑花，也不肯花，甚至压根儿就没想到花，这样子‘看女人没有起’，若要产生漂亮的爱情故事，岂不是妄想？大体说来，老祖宗们是不来恋爱这一套的，他们只会为几个抽象的大名词肝脑涂地、九死无悔，却不会为几个可爱女人鞠躬尽瘁、怒发冲冠。吴三桂在爱情宇宙里，只不过闪了一点‘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灵光，就被道学之士一连臭骂三百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有‘红粉’，也有‘干戈’，但这两个名词总结合不上，老祖宗不允许‘红粉干戈’，为女人打仗吗？去你的！那是爱伦坡笔下的希腊荣光和罗马壮丽，中国文化是不为女人打仗的！”
那些所谓的中国古代的真正伟大爱情，李敖只用了一个字形容：菜！由于不同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观念，中西方的爱情观决然不同。朱光潜就曾精辟地说过：“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既然如此，就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一下中西方爱情观的不同之处。
西方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在当时的西方文艺领域里，只有对上帝的爱允许被写出来，书写男女相恋的文字则是一种罪行。就算如此，依然有勇敢者冲破禁锢，只为自己的心而活。法国经院哲学家、唯情论者阿伯拉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身为僧侣却不理睬教会的禁欲主义，冲破重重阻挠与巴黎名媛哀绿依斯相恋，不仅如此，他还写了大量歌颂男女爱情的故事，这些爱情文字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巨大。而当时的中国也有很多爱情悲剧，这些悲剧多以婚姻悲剧为主，这也是“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的原因，比如，《孔雀东南飞》就是一出婚姻悲剧。西方有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骑士文学，它们是宣扬爱情至上的代表，其中包括骑士传奇和骑士抒情诗。骑士传奇主要描绘骑士为了心爱的女人（多指贵妇人）赴汤蹈火的冒险经历，而骑士抒情诗则是描写并歌颂骑士的爱情生活，多半是咏唱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慕以及崇拜，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破晓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曾高度赞扬过这首抒情诗，他认为，贵妇人与其丈夫的婚姻是不自由且没有爱情，相较之下，骑士与贵妇人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情。在中国，这方面的资料基本没有，同时对于骑士文学的评价一向不高。
有很多中国学究就认为骑士抒情诗“流于千篇一律”，甚至有人说骑士是“用这种‘高雅’的爱情外衣，来掩盖他们腐化淫乱的生活”。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学并不待见骑士文学，认为它们价值不大且不健康。西方文学中往往将爱情视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它可以使人使人绝处逢生，摆脱厄运，以动画片《白雪公主》为例，西方的版本是王子充满爱的深情的一吻使白雪公主死而复生，而经过改编的中国版本的《白雪公主》中，这个情节变成小矮人准备安葬白雪公主时，不慎摔倒，使得毒苹果从白雪公主的喉咙中吐出，所以死而复生。这说明了中西文学观念对爱情的力量与地位的不同理解。中国传统文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故事的主题不是爱情，而是民生国计或是风雅美刺等在人们看来比较重大的社会问题，很显然，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爱情有多重要。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总纲被称为“诗言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抱负以及志向。所以当时的诗歌历来强调风雅美刺这一传统，尤其在写重大而又严肃的题目时，不允许存在私人情感空间，如“家务事”、“儿女情”等都是不允许的。当时对于诗歌的思想内容以及情感表达方式都有细致而具体的规定：“发乎情、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 等等。
在中西文化传统差别的影响下， 两者在爱情诗中描绘男女之情时也有着深刻的差异。西方诗歌对爱情的描写大胆率真，同时有些内容中还包含了强烈的性爱因素，西方爱情诗的核心主题包括对所爱之人外貌的赞美以及一些爱慕的表达，这当中的情感犹如暴风骤雨，汹涌而澎湃。比如罗伯特·彭斯的作品《一朵红红的玫瑰》：“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四月里迎风初开。我的爱人像一首甜甜的曲子，奏得又合拍又和谐”；还有拜伦的作品《雅典的少女》也在反复吟唱：“请听我临别前的誓语：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我要凭那野鹿似的眼睛起誓：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还有我久久欲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苗条的腰身，凭这些定情的鲜花，我要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这些露骨的表白在中国传统诗歌中绝对是难以想象的，哪怕是在思想活跃的“五四”时期也是如此。
比如以写爱情诗而著名的汪静之，他的诗集《蕙的风》就曾因“放情地唱”而引起轩然大波，差点没搞到身败名裂，而汪静之的应对是：“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责非难，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多么欣慰而胆寒。”而朱自清对于他诗歌的评论是：“对于旧礼教好像投掷了一枚炸弹。”从这里我们就能感受到当时是何种社会氛围，这就是正统价值体系对爱情的态度，同时也是中国主流文化传统对爱情所持的态度。那么，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呢？总结一下就是以细腻含蓄地笔触来表达恋爱中女子的心理状态及其一些微妙变化。比如建安诗人徐干的《室思》，就因其情韵美而受到后人的推崇，诗文如下：“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这种情感细水长流，绵绵不绝，既不烈火燃烧，也不波澜迭起。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就讲过：“中国古诗抒情，从不明说，全凭暗示，不激动，不狂热，很少辞藻、形容词和比喻。”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社会结构而言，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且高度伦理化的宗法制社会，男女只要在婚姻之外两情相悦，都会受到严厉的禁止。
所以大部分爱情诗的内容写的都是婚后，因为在中国古代未婚的男女是完全被隔离，未婚女子甚至从来没出过自己的闺阁，比如汤显祖的《牡丹亭》描述，杜丽娘活动的范围最大也没有超过家中的后花园。所以，没有结婚以前中国的年青男女根本没有相互接触的条件或可能性，整个社会在这方面极为封闭。相比之下，古代的西方社会就比较开放，女性享有一定自由，贵族妇女甚至可以自由出入社交场合，与异性接触。
中国古代对于谈论男女之爱是忌讳的，这使得人们不能大胆自由地袒露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为了替情感找个发泄口，古代文人们便以笔代口来抒发自己情感，思妇诗就是这类诗歌的典型。而古代的女人大多文化程度低，所以许多用来抒发情感的思妇诗其实都由男人写成，为何会如此？主要是由于封建礼教思想的根深蒂固，男人们也同样不敢大胆表达自己如何思念女人，于是反其道而行开始千方百计揣摩女人的心理，描绘女人们是如何思念男人，并且多以“怨”命题，在中国古代许多关于女性的题材都会变成“怨诗”，比如“闺怨”、“春怨”、“宫怨”等，这几乎成了中国诗歌的传统体裁之一。这类诗歌整体感觉低沉，关于外貌的描写极少，其中也没有对未来的憧憬以及一些幸福欢快的情绪，与西方人大胆直白地表达自己对女人的思念和倾慕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