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企业改革有关的姓“社”姓“资”的争论在1992年春季才终于得到了解决。但之后企业改革依然进展缓慢，这主要是因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政企分开之不易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之不易。要实现政企分开，使本来不明确的产权明晰化，除了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要有重大突破外，还必然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观念的更新。政府职能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只是一句空话。进一步说，政府职能的转换又同现实经济中利益调整或利益的再分配有关。比如说，原来主管具体企业的政府部门不再像过去那样主管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事务了，政府部门以及某些工作人员的利益也就会有所减少；又如，改造后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的负责人不再由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兼任了，即国家公务员不再担任企业负责人了，这势必会引起一些人的顾虑或不满；再如，政府职能的转换还意味着企业盈利的分配与使用不再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而是依法分配与使用，这同样是一个利益方面的大问题。
正因为这样，企业改革的进度大大落后于价格改革的进度决不是偶然的。为此厉以宁教授强调：要使经济改革真正取得成效，非大步实行企业改革不可。
股份制改革对中国的意义
从市场经济和市场活动的角度看，中国国企普遍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企业组织形式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行政性管理体制框架，由此导致企业市场反应迟缓，市场经营效率低下；二是企业的市场投资、融资机制尚未健全，因而与资金短缺相关的债务负担、技改拖欠、社会成本以及开发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便难以在非政府行为的范围内得到解决。于是对这种状况进行股份制改造便进入了改革思路的考虑范围。
所谓股份制改造，就是用股份公司（或称公司企业）的组织方式来重新构造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决策者们和大多数企业管理者首先看中的，往往不是股份公司的社会化融资功能和资本的规模组合效率，而是实行股份制可能给国有企业带来的制度创新的前景。
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核心是通过各方面的放权让利，松弛国家与企业绑得过紧的行政管理关系和政企之间的分配关系，希望由此建立起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功能的新型国有企业。这曾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大量围绕着产权问题的深层矛盾不断涌现出来。例如，非政府渠道筹措的民间资金如何定性和管理，代表政府的出资人行为怎样从虚拟状态转向人格化，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如何才能依法规范其责、权、利关系，职工能不能向自己的企业投资和怎样投资等等。显然，企业改革必须有新的突破才行。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体改委委托厉以宁教授主持研究的有关改革方案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股份制改造的思路，并对承包制向股份制的全面转变做了初步设计。然而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政府、学界和企业管理层的许多人对股份制改造是持观望甚至怀疑态度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认识上的疑虑——按照传统解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和私有制以及私有化，确有相互生成的关系；二是操作上的难度和应对准备不足，特别是人们已隐约预感到，一旦全面实施股份制改造，将对原有经济体制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种种考虑也渗透到政府决策机构，以至先期仅仅采取了慎重的试点方针，同时避免在政策上对股份制的过分强调。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随之而来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十五大强调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股份制的运作和改造这才得到广大社会层面的认同。
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操作规范，不能离开现代股份公司的基本规制。90年代中期，中央的企业改革政策又提出了抓大放小、优化资本结构及宏观配套的内容。尽管在语言的表述上仍然没有强调股份制运作，但实际上股份制改造已成为改革操作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了。
股份制改造最先从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开始。这些企业全面按照现代公司制的基本框架进行构建。同时，中央选抓了120户企业集团试点。特别是在当时国务院又出台了试点企业集团实行母子公司体制的政策，明确规定试点企业集团公司改建为国有独资公司或两个股东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则改建为两个股东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改制企业的体制模式将对其他国企改革起到重要示范作用。
中央关于优化资本结构的改革举措也大量含有股份制改造的内容。优化资本结构主要是按照市场营运的资产规模水准和产业技术进步的要求，在一个城市范围内对资产存量（主要是国有资产存量）进行优化组合，重点则是对落后企业的破产、兼并和收购。优化资本结构的关键是合理的资本量化分解与结算，而划分股份、股权的算账方式则是最合理简便和可行的。国企走向市场和进行市场化经营，其最高境界就是必须进入资本市场和企业资本市场化经营。只有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充分发育，才可能给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机会空间。
虽然中央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与扩张仍然采取比较慎重的方针，但发展支持的力度还在不断增加。1995年，中央政府对深、沪两市上市股票的规模控制额度为55亿（人民币），1996年扩大到100亿，几乎增长了一倍。1997年又进一步扩大到300亿，整整扩张了两倍。到1998年2月份，在深、沪两家证券市场上市的企业共561家，市值为1626亿。2002年11月28日，在市场规模上，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1195家，其中沪市702家、深市493家。2007年我国股市持续“走牛”，沪、深两市全年累计交易金额达46万亿元，同比增长400%。借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非政府融资渠道，一大批经过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正在市场上崛起。
股份制公司在中国的建立和繁荣应该说不是偶然的，而是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必经之路。厉以宁教授分析说，在传统经济体制之下，中国的公有制企业是政企不分、不自主经营、不自负盈亏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就是要企业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成为政企分开、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企业。只有转换了企业经营机制，企业才具有自我增长与自我约束的可能性，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比股份制更有效的形式。因此在中国实行股份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是最主要的理由。如果忽视了这一点而以发行股票集资作为首要目的，那就达不到建立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要求。
再从融资的角度看，通过银行贷款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始终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且今后这仍是一条主要的集资渠道。但问题在于：仅仅依赖银行贷款，转换不了企业经营机制，就算所有的银行贷款都有借有还，也改变不了现存企业不自主经营和不自负盈亏的状况。更何况在企业依然处于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时，有借无还的事情并不罕见。银行为什么收不回贷款？不正因为企业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吗？银行贷款规模为什么经常失控，不正因为得到银行贷款的企业不承担投资风险，只要能够借到钱就尽量借钱所导致的吗？
假如中国的企业依然处于不自负盈亏的状态，那么企业发行债券这一直接融资方式也是不完善的。名义上企业债券由自己承担风险，实际上却仍由国家来承担风险。因此企业在使用这些借人的资金时，并不感到有太大的压力——反正有国家保底；购买企业债券的人也知道国有企业发放的债券最终由国家财政担保，国有企业不会垮掉。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发行的债券与国家债券之间的区别也就不明显了。因此惟有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企业债券才会真正具有企业债券的性质。这也正是厉以宁教授如此强调股份制改革的原因。
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展望
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的改革举措，已经初步显示了它在提高企业市场效能和深化改革方面的作用。但是如果股份制改造全面铺开，它还能在多深多广的层面上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呢？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自然不是单纯的股份制改造就能解决的。展望前景，可谓任重而道远。
厉以宁教授认为，当前国内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相当复杂。除了市场景气方面的因素外，还有外部政策、基本制度、经营管理以及历史遗留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就成了系统性难题。解决这个难题显然没有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20世纪80年代搞承包制，想一“包”就灵，结果不行；现在要一“股”就灵，恐怕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股份制改造只能解决企业基本制度方面的问题，不可能影响市场景气的变化，也不可能解决某些外部政策不合理、不配套、不协调的问题，更不可能替代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在目前情况下，国企股份制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行为——股票上市必须以绩效优良为条件；即使是股票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体制，一般也是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国企才有条件选择；那些严重亏损、债务沉重、经营困难的企业，是不适于直接进入股份制改造行列的，除非作为被兼并的对象重新组合。而在中国数万个大中型企业中，后者占了绝大多数。
股份制改造势必会加速形成一大批大、优、强的企业和企业集团，这无疑将对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增强起积极作用。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态势如果过分强化，就很可能导致企业结构畸型，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不仅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将面临巨大的人口与就业压力，而且就目前亏损和严重亏损的国企里，就有数千万职工滞留。社会保障只是提供基本的安全条件，积极再就业才是根本出路。但这些人很难进入大、优、强的公司制企业，可行的出路之一就是到中小企业里去寻找就业机会。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量富有活力和宽广就业容量的中小企业群，其企业结构就不是充分合理的。但这种中小企业群的主体组织形式不是股份公司制，而是多样化的民营个体企业和合伙制企业。以美国为例，这种非公司制企业约占全部企业总数的80％，吸收就业人数比例为40％。在中国如何构造这种新型的中小企业群，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对国企和国有经济实施股份制改造能否最终成功，还有许多深层体制难题需要配套解决。首先要有政府职能转变的配合。国企的股份制改造，将使政府管理的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形式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按照行政职能划分的政府部门和行业管理方式及其机构设置必须有相应的大的变革才行，否则现代企业制度就会在按原有方式管理的政府面前处处碰壁。
此外，股份制改造能否全面推行，还取决于资本市场尤其是规范化证券市场的发育和拓展程度。这是股份资本充分流通、自由交易和优化配置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全面的股份制改造可能只会得到一个新制度形式的外壳。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股份制运作给社会带来的也不一定都是福音。例如现在证券市场的投机度很高，有的利益集团用各种非经济力量积聚了巨额资本财富，所带来的社会负面作用可能并不比市场正效应小。由于存在企业资产买方市场和其他种种复杂的原因，国有资产的股份化、股权化、债权化过程，恐怕很难避免出现资产流失等等。这些是股份制在中国运作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角度考虑，厉以宁教授认为，“国企改革”、“实施政经一体改革”、“稳步扩大农业部门”这些问题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课题。
国企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企问题阻碍了宏观经济的稳步发展。改革开始后，中国宏观经济运营常常陷于治理通货膨胀和对国企进行救济的夹缝之中。自1991年以后，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平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但国企的赤字反而扩大了。二是国企问题制约了整体的经济改革。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实现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银行化。但在实际实施改革时必须解决约占贷款总额40％的呆账——几乎都是面向国企的贷款。不解决国企问题，金融改革就难以深入。
分阶段实施政经一体改革对于今后的中国来说已经成为必由之路。作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可以考虑通过体制内的改革，在现在体制中建立某种程度的自净机制来实施阶段性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课题是加强作为牵制权力的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