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中，福利、满足和效用的意义都差不多，因此也就都含有比较的意味。此外，虽然创造和积累财富进而提高消费能力是增加福利的重要手段，但并不是惟一的手段，福利不仅包括物质性的东西，而且包括许多物质之外的因素，诸如健康、快乐、名誉、社会地位等等。一个终日为金钱名利而奔波、展转于各类社交场合的百万富翁未必会觉得幸福，因为他几乎没有时间去享受；相反，一个工作普通、收入中等但心境淡泊的清寒之家未必就觉得不幸福，因为他可以在平淡之中感受温馨。说到这里，经济学和哲学似乎有些不谋而合。意识形态在这里似乎又发挥了作用，即一个家庭对福利水平的评价不仅取决于与他人相比之后的相对收入，而且取决于在非物质性因素上的相对状况。
人是最复杂的动物，所以人的需要也是多重的，包括物质利益、感情利益、精神利益等，这些利益的满足程度将决定自我感受的福利水平的高低。所以，当我们再看到、新闻中有关社会福利报道的时候，大可不必用自身的情况去和报道“拟合”，因为社会福利是一个总体水平的客观衡量，撇开了单个个体的主观感受。如果要一直享受高福利其实也不难，只要你真正调整好了心态，做到“知足常乐”。
最佳消费规模的确定
消费是再平常不过的一项经济行为了，要买什么东西，各买多少，几乎是我们每天都要盘算一下的事情。正是因为普通，所以我们很少费心思在日常消费上，买多少东西在多数情况下是“凭经验”判断的。但不管怎样，在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之初，我们总要大致分配一下支出，以免到最后入不敷出。
假定一个家庭的月收入为3000元，储蓄1000元以备不时之需，余下2000元作为每月的消费，也就是说，一个月里全家的吃、穿、住、用、行所涉及的开支都不能超过这2000元，那么这2000元在经济学上就称为预算约束。
为了方便下面的分析，我们将家庭开支分为两类，一类用于购买最基本的必需品——食品，一类用于购买其他的各类商品。既然任何家庭都不可能将所有的开支支付给一项支出，那么分配给这两类支出各多少消费额是合适的呢？如果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的话，那就是要使各类物品的消费都达到边际效用或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对一种物品拥有或者消耗得越多，消费者所感受到的效用就越低，即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因此，随着对一种商品的拥有量接近效用最大化点，消费者会逐步考虑其他的商品。
消费者具体如何分配预算在不同商品上的支出与消费者的偏好有关。我们仍以家庭消费决策为例。有的家庭崇尚单纯实在的生活，可能比较注重吃好，于是会在食品的消费上多一些支出；有的家庭重视时尚文化，可能会比较看重文化消费，于是会在读书、娱乐、旅游等方面多消费一些。不管怎样，只在一种物品上支出的极端情况是极少见的。到底花多少钱购买食品，花多少钱用于文化娱乐，这被经济学家称为家庭的偏好结构或者消费组合。无论一个消费者或者家庭具有怎样的偏好结构，他总会在自己的预算约束之内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商品组合，以达到效用最大化。达到效用最大化的消费组合选择称为最优消费决策，或称达到了“消费者均衡”。
继续我们开始时提出的例子，假定一个家庭计划每月开支2000元，当时市场上单位食物的价格是每份40元（开支全部购买食物的话可以买50份），单位其他商品的价格是每份50元（开支全部购买其他商品的话可以买40份）。如果此时这个家庭已经购买了30份食物和12份其他商品，那么就该决策一下余下的200元钱是购买5份食物还是4份其他商品。如果最后5份食物的效用大于最后4份其他商品的效用，那么就将200元钱用于食物；反之则将钱用于其他商品。一旦最后一笔钱无论花在哪一种商品上所带来的效用都相等，那么这个家庭就达到了消费者均衡。
收入水平提高之后，用于即期消费的支出一般也会增加，但并非用于各种商品的支出都等比例的增加。随着收入的增加开支也增加的商品属于正常品，收入增加支出反而下降的商品就是低档品。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消费者和家庭往往会主要将收入支出在低档品上，随着收入的上升再增加正常品的消费。
总之，个人或家庭究竟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并没有什么可循的规则，如果要找“根据”，那就只有“效用”这一消费者的主观感受了。
储蓄及消费的跨期选择
不论个人还是家庭，很少有挣多少花多少的，在确定每一期预算约束的时候，总是会预先留出部分作为储蓄，以备不时之需。从这里我们就引出了消费的跨期选择问题。
消费和储蓄其实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当人们在做储蓄决策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做消费决策——今天消费得少一些，即储蓄得多一些，就意味着可以在明天消费得更多。这一点其实和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选择两类商品的消费量颇为类似。通过推迟消费即储蓄，消费者可以增加日后拥有的商品总量，因为储蓄可以产生利息，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时间上的等待。
鉴于储蓄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有着相当的重要性，经济学家们对人们储蓄的动机做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佛兰科·莫迪利安尼的研究表明，退休是储蓄最重要的动机之一，这个动机常常被称为生命周期储蓄。莫迪利安尼指出，人们通常喜欢将他们的收入均分在所有时期上，而不是在工作时消费得多，退休后消费得少，所以人们会在工作时存钱，以便在退休后使消费不受影响。
除此以外，还有几点被提及较多的储蓄动机。有些人储蓄是为了给后代留下一些遗产，这被称为遗产动机，他们牺牲了本来可以享受的消费以提高自己后代的消费水平。从理性的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这种行为好像不是“利己”的，不过我们可以认为，父母从对孩子的馈赠中得到了快乐（效用是一种主观感受），他们的动机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快乐，所以仍然是利己的。
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永久收入储蓄动机。对于一些小企业员工来说，企业经营状况往往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即收入在不同的时期可能变化会很大，既然没有为经营风险设立的保险业务，这些人就会进行储蓄以尽量减少收入在不同时期的波动。弗里德曼强调，人们的消费同“永久收入”有关，这一收入是高收入期与低收入期收入的平均数。人们往往把经营旺季的收入储蓄起来以便在经营淡季里消费。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颇为相似，实质上都指出了储蓄以取得更均匀的消费的作用。
在生活中，常常会出现未预料到的对资金的需要，如医疗费用、意外事故的花费等等，为了突如其来的事件而进行储蓄的动机被称为谨慎储蓄动机。随着各类社会保险和私人保险的出现，目前对谨慎储蓄的需要正逐步缩小。
最后还有一个储蓄动机称为目标储蓄，即人们为了特定的目标如购买住房、供孩子读书等而进行的储蓄。这类储蓄往往都是暂时性的。
至于人们如何进行消费与储蓄之间的权衡，也受多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不同，决定了储蓄与否和储蓄多少的问题。风险偏好者倾向于消费，风险规避者则倾向于储蓄。其次人们对收入的预期也会影响储蓄与消费的决策。如果预期年末的收入将增加，那么增加一些即期消费也无妨；如果预期自己有可能被减薪甚至辞退，那么必然会增加储蓄以应付日后的难关。第三点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有关，即当利率上升的时候（假定通货膨胀率不变），放弃一些即期消费可以获得更多的未来消费，储蓄就比较划算；反之，如果利率下降或者通货膨胀率很高使得实际利率降低，那么借钱增加即期消费就是合算的。最后，消费行为还受到消费惯性以及社会攀比行为的影响。举例来说，一个一向奢侈的家庭，每个月的支出都在3000元以上，偶尔一个月的收入相当吃紧，可是由于消费惯性以及攀比心理的存在，恐怕借钱也要维持一下原水平，以与水平相当的阶层的家庭保持一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奢侈浪费从不值得提倡，但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节俭也未必在任何时候都好。因为在国民经济再生产的经济循环中，因节俭而形成的储蓄不可能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会出现总需求不足，进而引起宏观经济的紧缩，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但在通货膨胀时期，节俭和储蓄可以紧缩国民生产总值，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这时的储蓄对国家来讲是最有意义的。
公共选择理论
如果一个问题拥有多个不同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就面临着选择。有些问题事关个人，所以决策起来很容易。比如说你打算买一套衣服，那么究竟买什么样式、取哪个牌子就完全凭你自己的偏好了，纯属个人选择问题。但是如果是一群好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或游玩，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地方恐怕就要费点事；至于说公众选举或讨论提案等“大事”，就更需要大家共同商讨了。后面所述的情况都属于公共选择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新近兴起的一个分支，随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受到重视，公共选择理论也越加受到关注。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比较著名的有多数投票原则、不满意最小化原则和咯吱轮原理等。
我们曾提到，“搭便车”问题的存在使得公共物品无法由私人生产供给，而只能由政府出面来承担。政府如何提供公共物品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共选择问题。假定某地方政府打算修建一座公园，由100个代表对甲乙两个修建方案进行表决。甲乙两个方案的投资和回报都相等，但对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来说收益不同。如果最后甲方案以51票对49票获胜，那么结果是51个投票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付出51％比例的投资并获得相当大的收益；另49个投票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得不到很高回报却仍要付出49％比例的投资。但从总体上看，公众的收益是一样的，而且甲方案既然满足了大多数人的要求，在经济上就是有效率的。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多数投票原则决定了社会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一笔有限的税收，用于修路就无法用于教育，于是偏好交通顺畅的人无形之中就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了偏好文化教育的人，尽管后者缴纳了同样的税赋。
当然，多数投票规则也有失效的时候，往往使一些选举、表决等流于形式。比如说一家工厂选举厂长，1001名职工对甲乙两位候选人进行投票。甲能力强，乙能力弱，但并非所有1001名职工都了解这一点，小王就是这么比较“糊涂”的一位。他会怎样投票呢？首先，他会想自己的一票无足轻重，影响力不足千分之一，而且“一票定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投票人越多，两个候选者各得一半选票的几率就越小）；其次，他这一票无论是投对（投给甲会改善工厂的经营状况）的收益还是投错（投给乙或许使工厂亏损）的损失都不由自己一个人承担，而是分摊给全厂1001名职工；最后，如果小王打算认真投对票的话，那么他必须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两位候选者的情况，这个成本可没人替他分担。这样，小王最后便随意的投上了一票。如果在1001名职工中像小王这样的占了多数，选举结果可就不敢保证了。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在面对公共物品的场合，人人都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结果未必理想，也就是说，各个个体理性的集合未必构成集体的理性，反倒有可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在公共选择中，有些时候多数投票原则无法解决问题。比如说甲乙丙三人对ABC三个方案投票（以1、2、3代表赞成程度），就有可能产生三个方案评价相等的情况。这时的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采用“不满意最小化原则”，即从反面评价ABC三个方案，遭非议最少的一个方案获得通过。
任何一个国家里总会存在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满足自身的利益。虽然贸易有诸多好处，但考虑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还是要采取一些限制贸易的措施，可见利益集团的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