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象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象个青衣，起老生象个老生，起大面又象个大面……都是“认真”的原故。
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装，将迁居重庆。我发愿到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一九四三年四月，弘一法师圆寂后一百六十七日，作于四川五通桥客寓
丰子恺(1898．11．9—1975．9．15)原名丰润、丰仁。浙江崇德人。1914年人杭州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音乐和绘画。1924年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著作有《子恺漫画》、《子恺画集》、《西洋美术史》、《缘缘堂随笔》、《子恺小品集》等。
《怀李叔同先生》：李叔同先生温而厉的个性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是矛盾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个性和习惯在李叔同先生那里却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和李先生的交往过程中留给作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李先生的“认真”。先生的言行、衣着，处世态度无不体现着认真的态度。作者用琐事、细节来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丰满的，感情世界极其丰富的李叔同先生。
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
近年来心情常在焦躁沉郁之中，做人也不知不觉得格外简淡起来。因为无善可陈，话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许多的师和友，久已音书断绝。虽然心里总是怀念着他们。
还是抗战胜利的那年夏天，和朱先生在成都匆匆见了一面，这以后信也没写过一封。恐怕我现在在哪里他都未必知道。八月十二日报载朱先生胃病又发，正在医院里行手术。我就觉得不很好。因为我知道他“拖”着十二指肠溃疡的病在身已经多年了，若不是到了严重地步，是不会进医院去开刀的。果然，第二天报上就传来他的死讯了，说行过手术之后转成肾脏炎，因为体力太弱，终于不救。
朱先生的死，细想起来真是所谓“势所必至”：以他那样认真不苟的人，处在这样的时世和境况，拖上了这样的病，不能休息，不能医治，只是听天由命地拖着，那结果早就可以预料的。看到报上所传的噩耗，当时只悲慨地说：“唉，他才只五十一岁啊！”但心里实在没有感到多大的震惊。
叫我大大震惊了的，倒是在成都的那次会面。那时朱太太带着小孩住在成都，朱先生趁着暑假从昆明回来。我路过成都，从叶圣陶先生那里打听到他们的住处，特意去看他们。那地方可不容易找，是在望江楼附近名叫报恩寺的一座小尼庵的院落里。他们住着几间没有地板的小瓦屋，简陋，但很整洁。我先看见一位小弟弟，紧凑的个儿，清秀的苹果脸，穿着黑洋布褂裤，在小巷寮檐下阴处一张小竹凳上坐着，聚精会神地看书。看这小弟弟的形貌神态， 简直是个具体而微的当年的朱先生。我走了许多冤枉路，找得满身汗，这一下知道找对了。但等到朱先生从屋里走了出来，霎时间我可愣住了。他忽然变得那等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了瘦削劳倦之态。十一年没见面；又逢着这艰苦的抗战时期，变，是谁也要变的，但朱先生怎样变成这样了啊！我没有料到；骤然吃了一惊，心下不禁重甸甸的。
朱先生一手拿着书，一手握着笔，穿得衣履整饬，想必正在房里用功；看见我，很高兴，慌乱的拖着椅子，让我到房里坐。一会儿工夫，又来了六七位男男女女的客人，他们都喊他“朱大哥”，坐满了屋子，大声地说笑着。朱先生各方面应酬着，作古正经，一点不肯懈怠。我在那些客人前面，是个生人，于是他还不时“张罗”我参加谈话，像他做文章，不肯疏忽了一笔。但我看到他多么疲乏，他的眼睛可怜地眨动着，黑珠作晦暗色，白珠黄黝黝的，眼角的红肉球球凸露了出来；他在凳上正襟危坐着，一言一动都使人觉得他很吃力。客人散了之后，朱先生和朱太太留我吃午饭。朱先生吃得很少，说吃多了就发胃病；而且只能吃面食。
我知道他患了胃病，是余冠英兄的信上告诉的。我也患过严重的胃痉挛病，属于神经性的，痛起来面无人色，话也说不出，满床乱滚。但一不痛，就食欲亢进；吃了东西，又是痛。后来承阳翰笙先生介绍，服了一瓶鹿茸精，掉了两颗大牙，病却从此没发了。当时我曾主观地设想朱先生的胃病和我的相同，把病状和治法写信告诉了他。他回信说：“我也要试试看。”又一次的信说：“我的胃病时好时坏，难在有恒的小心。但以后得努力，不然日子久了，拖坏了身体，到了不大能工作的地步，那就糟了。”但以后的信上就没再提过胃病。我还当他慢慢好了。这次见面，才知道他患的是十二指肠溃疡，不但没有好；而且已经把人拖成了这样。
吃过饭，他废了午睡，同我谈到两、三点钟，叫我多多“囤积”生活经验，将来写些出来；又谈他自己研究和写作的计划。而后一路出街，同去看了几个人，参加几处聚会。吃完晚饭散席不久；就大雨滂沱，我料他那天老远的赶回家一定淋得浑身透湿。
“这个病，目前我没办法，只好不要去管它。”这是当时他轻描淡写地说的一句话，到现在还清清楚楚留在我耳里。他好像对他的病满不在乎。但显然的，他原先信上说的“有恒的小心”和“以后得努力”的话，这次不再提起，而且根本抛开不顾了。我明白他那句轻松的话里的沉重意味，当时什么话也没说。
还在小学时，我就在新杂志上读过朱先生的诗文。俞平伯、朱自清，那是当时齐名的两位新诗人。民国十八年我进清华，知道朱先生任此间中国文学系主任。当时我们青年学生持一种奇怪的信条，以为求学当拿一科作为太太，另外一科作为爱人。我是把文学当作爱人的，因为我从小喜欢它；进的却是经济系。入校后最初半年，虽同在一个园子里，我没有和朱先生识过面，也没有想到去拜访他。这年冬季，一天刚忙完大考，和同学到大礼堂门前晒太阳，
慢慢的台阶上一层层挤了近百的人。有些喜欢胡闹的，每见面前路上有人走来，大家就齐生对他喊“一二一，左右左”，此时那人的脚步即无法抵御，不自禁合上节拍，走成练兵操的步伐，对着这人多势众，惟有窘得狼狈而逃。正在这样笑闹着，大路上来了一位矮矮的个儿，脸色丰腴红润，挟了大叠书在手，踅着短而快的步子，头也不抬的匆匆走了近来。同学们照例向他喊起“一二一。最初他还不在意，仍是一本正经的走着。但随即他就理会到了，一时急得不知所措，慌张的摘一摘呢帽子向台阶上连连点着头，满面通红的逃开了。这人很年青，看去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我还当他是高班的同学。但是他走过之后，有些同学耸耸肩头，顽皮的伸舌头了。其中一位告诉我，这就是朱自清先生。
到第二年，我受了余冠英同学的怂恿，决定和“爱人”结婚，正 式转入中国文学系。我到图书馆下面系办公室去找朱先生办手续。他仔仔细细看我的成绩单，看了很久，说：“可以，我准许你。”于是拿起钢笔签了字。他座位的前后左右书架上都是一叠叠横摆着的书，多半是新书，很少线装的。他的案头也摊着好几本。面前有篇正写着的稿子，娟秀的小字，涂改得乱七八糟。他的矮小的个儿埋在座位里，精神很饱满，态度极庄严，但面孔发红，透着点忙乱神气，一点不老成。我想，大约这就是他的友人们所说的“永远的 旅人的颜色”罢。
直到我离开学校，我记得一共选了朱先生三门课。一门是“诗选”，用《古诗源》作教本：实在没有什么可讲解的，但很花我们时间。我们得一首首背诵，上了班不时要默写。此外还得拟作，“拟曹子建名都篇”，“拟西洲曲”，还和同班合作“拟柏梁体”。朱先生改得可仔细，一字未惬，他也不肯放过。有一句好的，他也要打双圈。常常使我们拿到本子，觉得对他不起，因为我们老是不免有点鬼混。另外两门，一是“歌谣”，一是“新文学研究”。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新文学研究”。发的讲义有大纲，有参考书目，厚厚的一大叠。我们每星期得交一次读书报告。
这种报告上若有什么可取的意见，发还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你这段话，我摘抄了下来，请你允许我。”他讲课也真卖劲。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的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有一天同学发现他的讲演里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质问。他就面红耳赤，非常慌张而且不好意思。半晌，他才镇静了自己，说：“这恐怕很不重要，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到，而且也很难讲。”有些同学不肯罢休，坚要他讲一讲。他看让不掉，就想了想，端庄严肃地说：“写的都是些个人的情绪，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无愁之愁；没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罢。”就是这几句，我所录的大致没错。
他所讲的，若发现有错误，下次上班必严重的提出更正，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请你们翻出笔记本改一改。”但往往他所要更正的，我们并未记下来。因为在我们看来，那实在不关重要；举个例说罢，他所讲的作家，照例要介绍几句籍贯和生平。一回，讲到刚出的小说作家张天翼，他介绍说：“这是位很受人注意的新作家，听说是浙江人，住在杭州……”第二次他更正道：“请原谅我，我上次说张天翼是浙江人，恐怕错了。有人说他是江苏人。还弄不清楚，你们暂时空着罢。”后来我到了南京，恰好认识了天翼，知道，他原籍湖南，父母住浙江，姊姊嫁江苏，他自己两省都长住过，还能说一口地道的湘乡话。我赶快写信告诉了朱先生，朱先生回信谢谢我。
在校数年，我很少单独去访朱先生。他总是那么庄敬不苟，又爱脸红，对我们学生也过于客气。比如说，他称呼我，总是“吴先生”，总是“您”，听着实在有点使人发窘和不安。(直到成都那次会画，他才叫我“组缃”)是后来余冠英兄接了家眷来，住在北院朱先生寓处隔壁的房子里，我常常到冠英兄家去谈天打桥牌，有时顶头碰着朱先生；我到他房里坐过几次。那时朱先生新结婚。朱先生对太太说话，也是非常客气，满口“请您”“请您”的，真所谓“相敬如宾”。那所房子我们取名“四个斋”，因为朱太太名竹隐，余太太名竹因，二竹已是四个“个”字，而朱余两夫妇又是四个人，他们合住着那所房子。在这“四个斋”里和朱先生的谈话，我现在记得几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