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最能引以为荣的思维习惯，就是我们能够直接思考事物的实质，一旦想到本质是什么，便会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但是在正式的社交或外交场合，我们的这种习惯无疑就要有一些大的改动。然而，直来直去的性格支配着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点大体如此，尽管在各种特殊的情况下有一些修正。但是与亚洲民族接触一小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天性与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事实上处在相反的两极。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看重那些冗长、多余的尊称，但亚洲不少语国家语言里的尊称在不同程度上比汉语更为详尽、细致。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喜欢或强调用那些迂回曲折或换而言之的方法来表达原本十分简单的意思，但是中国人就不一样。因此，汉语里有许多说法来表示一个人的死亡，而且其中没有一个词语是粗鲁、直白的。不管死者是皇帝还是苦力，都要用这些委婉语来表述，而所要讲究的只是用哪个委婉语最好，这一点倒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一般情况，不涉及语言的准确性。如果人人都同意“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别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就由准确性变成了方法。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他并不需要有太多的亲身经历，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仅仅听一个中国人讲的话，是不可能弄明白他的意思的。不管一个人的汉语口语讲得多么流利——甚至他能理解话语中的所有短语，而且还可能把听到的句子一字一句地写下来，但是他仍然不能准确地弄清楚说话人心里的意思。原因自然就是因为说话人没有说出自己心中的意思，而仅仅只说了一些与中心思想相类似的事情。他希望对方能够从中明白自己的意思，或者他的一部分意思。
在充分地储备了汉语知识之后，外国人便可以产生一种非凡的推论能力，从而形成了与中国人成功地打交道的基本条件，不管这个外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有多强，但他也时常会误入歧途，因为他的这些能力总是捉襟见肘。为了说明中国人生活中的这个普遍现象，我们先来谈谈我们最早接触的一类人——仆人。事实上，这些人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却是全民族的代表。一天上午，男仆的脸上毫无表情，说他的“阿姨”病了，因此他不得不请几天假去看望一下。但是从他的请求中，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个男仆根本就没有阿姨；如果有，也可以认为她并没有生病，还可以认为他根本不打算去看她。婉转地说，这个男仆很可能是与厨师产生了一些误会，而厨师的威信又恰恰比他高一些，因此，这个男仆只好远离这个战场，以拐弯抹角的方式暗示自己甘拜下风要投降。
如果一个人帮了你的忙，而你却不能立刻付钱给他以做报答，那么事后你再送去，他会很有礼貌地推辞不收。他会说：“为了这点不足挂齿的小事而要了你任何东西，会有损‘五常’的。”如果你把钱给他，那就是错看了他，如果你硬要他接受，那你就是在贬低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么一点钱与他对你抱有的希望相比相差甚远。就像奥列佛·特维斯特“想要得更多”，也可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这样说只是一种暗示，想让你现在或将来尽你的能力，给他更想要的东西，因此现在不能接受你的一点小钱，他宁愿把这件事放一放，留待以后他自己有了好主意时再提起。
中国人在谈及关于自己利益的事情时显得非常谨慎。在谈及别人，尤其是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会得罪人的时候，就更加小心了。虽然中国人喜欢闲聊，但是他们能够凭自己的直觉分辨出哪些场合不宜说太多的话。遇到这种场合，特别是有外国人在场的时候，他们就会沉默寡言。在大多数场合下，那些站在我们周围不露声色的人会给我们一些“指点”，有了这些指点，我们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就会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除非他们明显地看出这样做是有好处的，而且不会有任何风险，否则，他们的这种沉默寡言的本能就会占上风，我们的这些朋友就会保持一种深不可测的沉默。
最有趣的事情就是，看中国人是如何下决心通过一个最佳的方式，来把坏消息暗示给别人的。这样一来，原本平直无误地表达，却常常离题甚远。中国人经常使用的方式是间接暗示，或转弯抹角地暗示方式，表示这件事是不能言说的，也不可言说。一个传信的人会紧张地环顾四周，好像他的身边埋伏着间谍一样。他会把自己的声音压低，达到十分神秘的耳语状态，然后竖起三个手指头，暗示他这个用手势而不是语言指代的人就是家里的老三。他含混地开了个头，简单地议论了几句，表明事情是很重要的。就在他快说到紧要之处时，突然又停了下来，没有说出可供判断的谓语，而是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说：“现在，你明白了，对不对？”在整个过程中，那个可怜而又迷迷糊糊的外国人什么都没弄懂。毫无疑问，这时这位“报信人”——实际上什么信都没报，又像刚开始那样，把你带到黑暗之中，然后暗示你，说：“总有一天会你会意识到我说的是对的。”
中国人与别的民族存在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总希望把坏消息尽可能久地隐瞒起来，并且加以伪装。但是，中国人所采用的这种“好形式”需要太多的虚幻。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这种形式不仅令人吃惊而且还是徒劳无益的。我认识一位慈祥的祖母，无意中看到两位朋友在低声耳语，他们是来通知她，她的那位离家在外的孙子的死讯的。当两个人发现老人家在怀疑他们的谈话内容时，便反复地向她解释，说他们只不过在聊天，尽管半个小时之后一切全都明白了。还有一个例子，当一个离家数月的儿子经过回家途中的最后一个村庄时，有朋友劝他在到家之前不要看戏，于是，他猜想他的母亲死了，事实上他猜对了。我们曾经替人将一封信转送给一个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内容是：在他外出期间，他的老婆突然暴病死了。邻居发现没人看管，于是就把他家的东西全都拿走了，而这些东西本应留给他这个凄凉的人儿的。不过，这封信的信封上却写着这样几个极不协调的大字：平安家信！
中国人所具有的拐弯抹角的才能，也经常体现在放弃使用那些必需的数字上。例如，一本书的五卷统统都是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不变顺序为标志。四十多卷的《康熙字典》，并不是按照我们所料想的那种按表示内容的部首排列的，而是按照十二天干的顺序来排列的。在考试时，考生所在的那一个一个的小密室的划分，也是用《千字文》中上干个字来作标记的，因为这些字没有重复的。
关于拐弯抹角这一话题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那就是家人与外人对已婚妇女的称呼。在中国，已婚的妇女实际上是没有名字的，只有两个姓——她丈夫的姓和她娘家的姓。人们通常都称呼她“某某他妈”。例如，一位你所熟悉的中国人，会告诉你“小黑他妈”的病情。也许你从未听说过谁家的小孩叫“小黑”，但是他坚持认为你一定知道。然而，如果没有孩子的话，事情就变得很尴尬了。这个妇女或许可能被称为“小黑他婶”，或者其他乱七八糟的称呼。上了年纪的已婚妇女会随口称她们的丈夫为“外面的”，意思是指那个管家外之事的人；但年轻的已婚妇女如果还没有孩子的话，就不能这样称呼自己的丈夫，因为这样称呼不免带来一些困窘，她们有时称丈夫为“先生”。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妇女被逼无奈，用职业来代替丈夫的称呼——“油磨坊是这样说的！”
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国将军在开赴战场的途中，突然停下来向沼泽地里的一些青蛙鞠躬，他希望以此使自己的士兵理解：这些爬虫的英勇是令人敬仰的。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来说，这位将军的做法所体现的却是要求部队具有极强的推理能力。但是，同那些与中国人共命运的外国人所需要的推理能力相比，这种推理能力并不大。临近春节的时候往往就是还债的季节，有一年，我的一位熟人在碰到我之后，做了一些看起来意味深长的手势。他用手指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然后指了指我，最后又指了指他自己，其间却一言不发。尽管我惭愧地说看不懂他的意思，但是这种不理解当然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别人能够从他的手势中看出他的意思——他想借点钱。他之所以不直说，主要是不想让人知道，所以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吃喝嫖赌”这个词语中表现了四种最常见的恶习，但如今还得加上吸鸦片，所以人们在说话时会伸出一个手掌——五毒俱全，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沾染了所有的恶习。
由于复杂的礼仪规定，中国人常常不经意地就冒犯了他人，这是中国人拐弯抹角的又一例证。这些拐弯抹角的方法在我们看来是十分荒谬的。比如信纸的折法，稍有不慎，就会被当作是故意冒犯。有的汉字要写在比其他汉字高一格的位置上，也就是写在纸张的顶上，但是如果人们忽略了这一点，所造成的不敬要远远大于在英语中没有用大写字母拼写人的姓名。在社交场合中，如果没有讲应该讲的话，那么同没有到合适的地点迎接客人，或者没有按客人的不同而送出不同的距离一样，都是失礼的。
许多简单的动作只要忽略了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就可能隐含着一丝侮辱，而中国人就会立刻发现，但那个可怜而又无知的外国人，尽管无数次地成为这种侮辱的牺牲品，却浑然不知自己从未得到过的特殊礼遇！中国人在愤怒的时候，常常口出恶语，但那些具有文学天赋的人，则会用文雅的暗语来表达恶毒的咒骂，其中的真正含义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明白，就像一颗包着糖衣的苦药，只有在吞下去之后才会让人感到一阵阵的恶心。于是，“东西”这个原来仅仅表示物品的词语，却常常被人当作是辱骂对方的词语。中国人还可以拐弯抹角地表达出这个意思，说一个人不是“南北”，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东西”——“一件东西”。
即使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能够利用故意压低声音的方式，当场虚构出一个牵强的借口。中国人的这种非凡的创造力经常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只有外国人才会把当场捏造出来的借口当回事，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种即兴创作竟然是一种保全面子的适当方法。即使是最认真的外国人也不会强求自己达到一种能够上天、下海、入地，对之穷追不舍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轻松地弄清真相只是一种固定的习惯。即使是到了无路可走的程度，那些无知的中国人也能够坚定地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他们善于把自己的无知当做挡箭牌，然后充分地保证自己能够脱身而逃。他们的“不知道”、“不明白”，在上帝之爱的掩饰下 ，不知隐藏了多少罪孽。
关于我们的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可以比每天发行的《京报》上所展示的例证更具体了。有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习惯，用古话来说就是“指鹿为马”。有时这种习惯所表达的含义更厉害，更广泛。在中国，“事情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对于这一点，我们透过《京报》这个精彩的镜头看得就略真切了。尽管它是一个半透明的镜头，但是它所摄入的关于中国政府实质的光线，要超过其他所有窗口的总和。中国人在对待事情的看法上总是不讲真情，而注重那些无关紧要的方面。如果这是普遍真理的话，那么从一个人的言语上去猜测他的真实想法，便是一件最需要技巧的事情了。这一点在中国官方的生活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其中的拘泥形式和矫揉造作也都是仅存其中的。《京报》中的“头条新闻”栏目中就有对年迈官员身患重病的描写，文章中经常提到他们都渴望从官位上退下来，而其中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他们的请求遭到拒绝，反而要他回到岗位上，那么又是什么意思？他们上奏的那份煞有介事的长篇奏折真正暗示的是什么？一位被指控犯有重罪的高官被确认无罪，而仅仅是犯了一些不严重的错，难道奏折的作者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还是那位高官真的干了那些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呢？
曾经有人坚决奉劝我们，当我们仔细阅读《京报》上的每一份文件时，如果我们要逼近文件背后隐藏着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就能更多地了解中国，这要胜过阅读所有有关这个国家所写下来的著作。但是，假如将来所有的“蛮夷”对中国人的理解都达到了我刚才暗示的程度，那么我们就只能听其言猜其意，好像他真是一个中国人一样，难道我们那时就没有理由去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不知所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