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酒楼吃饭会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情。酒楼的店小二有个习惯，就是在客人付完饭钱即将起身离开之际，他会大声地报出帐单上的数目。其实这种做法并不是为了称赞客人出手阔绰——有的客人倒是这样认为的——而是有更实在的目的：他是想让其他的店小二都明白，自己没有偷拿客人给的“酒钱”或者小费。当然这些也是他们一直所希望的。
在西方，如果有一件需要商量或协调的事，只要派人送封信就可以解决，但是这种方式在中国却行不通。因为主管人员不相信任何人，所以要亲自出马，去见对方的主管人员。如果对方刚好不在家，那么他就得先回来，过上一段时间再去，直到见到面为止。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没人担保这件事不会被传话的人歪曲。
人们时常会谈论有关中国社会团结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一些家庭或者家族成员都十分愿意干预其他家庭成员的私事。其实对于一个异姓人来说，如果他是一个聪明人的话，那么他就不要参与这样的事情，否则他会遭到惩罚。有一句话说得好：“不同姓，难相劝。” “一个陌生人瞎掺和我们的事情，有什么意思啊？他一定居心叵测，有什么企图。”人们一定会这样认为爱管别人的闲事的人。无论你是他们的邻居还是朋友，他们都会这样认为，更何况是那些局外人呢。
在汉语中，“外”这个字的含义具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和意义。外国人因为来自外方，所以受到中国人的排斥；外村人因为来自外地，所以也受到当地人的排挤。如果一个外人来到一个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人又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而他自己又不想让人知道这一点，那么，这个人在此地就会被人格外排斥。“谁知道这个家伙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只要有一丝谨慎感的中国人都会在心里这样嘀咕。
如果一个人出门后不巧走错了路，当他在天色已晚的时候到达了一个陌生的村庄时，他会发现在这个村子里，没有人愿意走出房门给他指一指回家的方向。有一次，我就在陌生的地方转了好几个小时，想找个人问问路，我愿意出钱请人给我带路，可他们竟然连我这个请求都不愿多听一句。
在中国的私塾里，所有的学童都要大声地诵读课文，虽然他们的声音有时会使我们感到烦躁，但是更主要的是，这种做法极大地损伤了这些孩子的发音器官。这是一种“陈规旧习”的表现。但是当有人追问其中的原因后，我们才知道，之所以让他们大声地朗读，就是因为教书先生如果听不到读书声，那么他就会怀疑这些学童不专心读书。而那种让学童背对着先生背诵的奇异做法，也是为了让先生确定，学童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把注意力转移到先生手上的书。
并不是所有形态的文明都主张人们将款待陌生人当作是一种责任。所罗门有许多关于小心提防陌生人的箴言，而这些箴言在与东方人接触之后，便有了新的含义。只是中国人将这种谨慎提高到了一个令人无法超越的高度。一位被外国人雇用，收集童谣的中国教书先生，有一次听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哼唱着一支毫无意思的儿歌，而这首儿歌是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于是他便让这个小家伙再唱一遍，但是这个小男孩竟然被吓跑了。后来，这位先生再也没有找到这个小孩。如果有一个人发了疯，离家出走，而他的朋友则会四处寻找他，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一丝线索。这些人知道，找到他的可能性也许是很小的。如果他曾在某个地方呆过，然后又消失了，那么找他的人自然会问：“你把他怎么了？”面对陌生人的问话，回答的人如果不慎重，便会惹来麻烦。于是这个人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通过我们的亲身经历不难发现，当一个陌生人试图寻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时，也会碰到这种情况。举个例子来说：一个看上去像住在邻省的人，向当地人打听他想找的那个人的村庄该怎么走。当他来到那个村庄时，却失望地发现，全村人都异口同声地否认，这个村子里没有他想找的那个人，而且还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人。看起来，这种众口一词的假话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机会。而全村人同时采用这种一问三不知的对策，纯属是一种本能，就像草原上的一只犬鼠，当它看到陌生的东西时，会迅速地缩进洞里一样。
当陌生人来到某地时，当地人可以通过招呼声中的细微差别——方言，来判断出这个人大致是从哪来的。当一个乡下人来到陌生的地方时，当地的人就会不断地盘问他，例如问他住的地方离其他地方有多远。当地人似乎要通过他的回答来确定他是否在骗他们。同样，学者们并不满足于询问一个自称是秀才的人是何时进学的，除此之外还要问他所写的文章的题目是什么，他是怎么作文的。这样一来，骗局就很容易被揭穿。
事实上，外乡人是不能冒充是某个地方的人的，因为地区之间的方言不同，从而会使他露出马脚。这样一来，陌生人不仅不会发现自己要找的人的线索，而且还会引起当地人的普遍怀疑，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个例子，整村人都会装作一无所知。我曾派过几个中国人去寻访一些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里就诊的中国人，但是最终找到的却只有少数几个人。有一次，一个病人大胆地同陌生人说起话来，但是他只是告诉陌生人他的姓。实际上，这个姓是属于一个大家族的。而他断然拒绝说出自己真实的名和别人对他的称呼。还有一次，一位信客到某个村庄寻找收信人，但是全村人就像一无所知的白痴一样离他远远的。最后，这位信客所要找的人的线索断了，最终没有找到这个人。而这个他要找的人其实就在离他只有十里远的地方。
我曾认识一位老人，他的邻居是一个十分富有的老人。同他一样，年轻的时候是中国的一个秘密教派的成员。当我问起老人有关这位邻居的事情时，老人告诉我，他们两个人的房子离得很近，而且他们一起长大，共同度过了大约六十年的光阴。可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竟然没怎么打过交道。“这是为什么呢？”我不禁问道。“因为他不太爱出门。”老人回答道。“那你为什么不时常去看看他，和他说说话呢？你们的关系是不是不好啊？”老人显出一副十分清高的样子笑了笑，摇着头说：“关系很好，但是他很有钱，而我却很穷。我要是去找他，别人会说闲话的。他们会说‘他来这儿干什么啊？’”
对于中国人之间的猜疑，他们还是能够主动承认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不愿意独自呆在一个房间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客人就会感到一种不安，于是客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走到走廊上，而他的这种行为所表示的意思是：“不要怀疑我，你看到了，我并没有拿你家的任何东西；而且我并不在乎你家的这些东西。”当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中国人拜访外国人时，也会出现这样情形。
如果一个人的死因十分蹊跷，那么它将激发中国人那无比强烈的猜疑心。这也是最能引起中国人猜疑的事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出嫁的女儿突然死了。前面已经提到，女儿在出嫁前基本上是得不到父母的保护的，但是在她死后，她的父母却是能控制别人对自己女儿的死所产生的许多疑问的局势。女儿的自杀就是一个使父母摆脱忍气吞声的机会，因为在她死后，其父母可以昂首挺胸，大大方方地向婆家提出实实在在的赔偿要求。如果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那么两家人就会因此而打一场长期而又令人生厌的官司。其最初的动机是报复，但最后则演变成保住娘家人的面子。
中国有句老话：“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在从这个充满智慧的格言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上，人们必须轻轻地走路。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生性沉默寡言，而我们却与之相反的原因。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知道这一点，而我们却并不了解。
中国人的互相猜测也体现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上。因为卖主与买主之间毫无信任可言，所以双方在进行贸易往来时，一致认为应该把事情暂时交给一位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的利益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而且只有拿到钱，生意才算是做成了。如果其中有一些说道儿的话，有些就要写下来，因为他们坚信“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中国的银子市场是十分混乱的，其原因主要就是在于钱庄不信任顾客，同时顾客也不信任钱庄，但是双方还都很有理由。在中国的南方，甚至是中国的任何地方，凡是加盖印戳的银元，都体现了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的猜疑，尽管他们在做一笔生意时显得是那么的精明，但是当他们不愿意做哪笔生意时，他们则会表现得更加精明。无论是中国顾客还是外国顾客，他们都希望在天黑之后花掉银子，但是这件事本身就是很可疑的，怪不得城里的每一个商家都不断地忠告他们：“今天打烊，明日请早。”
我们从马可·波罗那里获知，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上去也是十分复杂的。很早以前，钱庄的汇票就开始使用了，但是这些票据绝非被人们普遍地使用，而且看起来，这种汇票所流通的范围也是极其有限的。那些相距十英里的两个城市的钱庄，竟然还会拒绝接受对方的汇票，对于这种做法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国的高利率，之所以从24%上升到36%，甚至更高，都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对彼此的信任所造成的。而人们进行的这种过分地榨取，并不是通过使用费，而是通过巨大的风险保险金。中国人的投资方式并不被我们所熟悉，因为它们与我们西方国家的投资方式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正所谓“民无信不立”。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致使自己的利益遭到了极大的损害。
前几年，报纸上刊登了一段关于纽约华人生活情况的报道，其中就有许多表现中国人在商业活动中互相猜疑的例子。在纽约，这个中国人的组织与他们在其他城市所建立的组织基本上是相同的。在这里，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府，其中还有十二名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做市政官员。这些人将市政府的钱和文件都存放在一只较大的铁制保险箱里。为了防止偷盗，确保绝对的安全，这些人竟然在这台保险箱上锁了一排锁，即十二把中国式的铜挂锁——而这一时期的纽约银行却在用一种结构复杂且外观漂亮的暗码锁。也就是说，这十二位市政官员每人掌管一把挂锁的钥匙。
若要打开保险箱，这十二个人就必须同时到场，各自打开自己的那把锁。不久后，其中一名杰出的市政官员不幸去世了，整个市政事务也因此陷入了一种极端的混乱之中。因为这位死去的官员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有人找到了，却也不敢冒险占他的位置，这是因为人们都害怕一种迷信的说法：如果谁占了死者的位置，那么死者会嫉妒他的继任，然后让这个人患上同样的病，最终死去。最后政府官员们只有通过一场特殊的选举，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件小事故就像一个窗口，有兴趣的人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富有组织能力、经商能力，喜欢互相猜疑，但却无限地轻信他人，以及对西方的制度和发明所表现出的无端的蔑视。
缺乏信任的例子也体现在中国的政府结构中。宦官——一个亚洲所特有的职业，在中国相当早的时候就出现了；而当今的清室已经用十分有效的方法将这个危险的阶层完全消除掉了，他们在历朝历代中祸害他人的权力也已经被剥夺了。
当敌对双方，例如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如果必须在一种较高的层次上进行一次合作的话，他们之间必然会产生猜疑。在管理政务方面，满人和汉人所存在的奇异结合，以及人事安排，都表明了他们之间是相互猜疑的。例如“六部”中，满人所担任的是正职，而汉人的职务仅仅是副职。通过这种互相的牵制与平衡，国家这部大机器才能正常运转。其中庞大且重要的检查机关，也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