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榜（1890～1974），著名化学家，“侯氏制碱法”的发明者，我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1921年，他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怀着“实业救国”的梦想毅然回到祖国。侯德榜的主要成就有：第一，他破解苏尔维法的秘密；第二，他实现了中国人自己制碱的梦想，发明了侯氏制碱法；第三，他为小化肥工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我国农业事业的发展意义非凡。
侯德榜出生于福建省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因为家贫，他自幼便半耕半读，但成绩优异，当地人赞其为“挂车攻读”。
1921年，侯德榜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热心，他忍痛放弃了自己钟爱的制革学业，回到祖国的怀抱。同年，永利碱业公司聘请他为塘沽永利碱厂、南京永利硫酸铵厂的总工程师，同时兼任厂长和永利化学公司的总经理。为了实现国人制碱的梦想，为了破解苏尔维法的奥秘，也为了解除洋人的封锁，侯德榜一头扎进制碱工艺的研究和改进上。5年来他一直苦苦摸索，1926年，他终于制造出优质的纯碱。
1939年，侯德榜首次提出新的制碱法，并设计出连续的步骤，国内的纯碱工业和氮肥工业因此获益匪浅，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这就是“侯氏制碱法”。
新中国刚成立时，侯德榜深感新中国领导人期盼民族工业复兴发展的苦心，因此下决心投入到化学工业的建设事业中。此时他虽然年事已高，却仍走南访北，在考虑到国情的基础上，研究国内化学工业可行的发展道路。1957年，国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小化肥工业的建设被提上议程，侯德榜建议用碳化法取得碳酸氢氨。他不顾自己年近花甲，硬是带着团队到上海的化工研究院，与那里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碳化法氮肥的生产，最终大获成功。此后，全国各地都兴建起许多的小氮肥厂，侯德榜对中国的农业生产作出巨大贡献。
侯德榜在世界化学事业上作出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他不仅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名誉会员，还担任美国化学工程师、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荣誉会员。
侯德榜对科学学会之间的活动也很热忱，他曾就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副主席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侯德榜晚年疾病缠身，但仍坚持著书。1958年，他完成八十多万字的巨著——《制碱工业》，总结了半世纪制碱工艺的经验。1965年，他与别人合作，制出“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氨”，这个发明获得国家的创造发明奖，为他光辉的一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在京档案】
1913年，侯德榜结束了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业，以优异的成绩被美国麻省理工化工科录取。1949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向他抛出橄榄枝，当时正在印度的侯德榜得知消息后，婉拒了印度塔塔公司的高薪聘请，决心回国。当他经历重重阻挠回到祖国时，聂荣臻亲自到车站欢迎他，周恩来也亲临他的住处去看望他。过了几天，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侯德榜，认真听取他对化学工业的意见，并表明了自己对民族工业的期盼。1974年8月26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于北京病逝，享年84岁。
竺可桢：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北京人物】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中国杰出的科学家与教育家，当代杰出的地理学家以及气象学家，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奠基人。其先后创立了中国大学中的首个地学系与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浙江大学校长长达十三年之久，被尊称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竺可桢为我国现代物候学发展的推动人，在物候学领域他也作出了呕心沥血的重要贡献。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所有成就都与他的工作密不可分。
竺可桢作为我国现代物候观测网的组织和倡导者。他组织起严格、统一的物候观测网，此为现代物候学发展的重要标志。1931年，早在他发表的《论新月令》一文当中，竺可桢总结了古代物候方面的成就之后，便倡议运用新的方法来开展物候的观测。在其推动下，于1934年开始，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就选定了九种动物、二十一种植物、几种水文气象现象以及几乎全部的农作物，委托每个地方的农事试验场来加以观测，这便是我国最早的并且有组织的物候观测。
当前保留有1934～1940年七年记录，抗战期间由于不少地方停测，这其中仅仅只有1934～1936年的记录较为完整。较为正规以及连续的观测是解放后才开始的。冬小麦的物候观测工作是从1953年开始的，而后又进行了水稻、棉花的物候观测。于1957年将农作物物候的观测工作往全国进行了推广。
在竺可桢的指导下，1961年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且建立了全国物候观测网，对物候观测方法（草案）加以制定，国内共同物候观测种类由此确定：木本植物共三十三种、草本植物有两种、动物十一种。不过可惜的是1966～1971年当中，大多数单位的观测中断了，一直到1972年才恢复。
近年来，国家气象局所属的诸多农业气象试验站也开始物候的观测。一些观测资料已经陆续出版，第一期年报的命名与内容，全都是竺可桢亲自审核过的。
不仅如此，他还带头编撰物候专著，对物候知识进行普及。1963年出版和1973年增订重印的《物候学》为竺可桢多年研究物候的成果结晶。他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系统对物候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介绍，其中包括我国古代物候知识，全世界各个国家物候学的发展，以及物候学的基本定律，运用物候对农时进行预告的方法等。
于1973年重印本中增加的“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一章中，他应用唯物辩证法，对物候变化的内外因素与联系加以阐释；鉴于物候变化原因非常复杂，他提出应该从遗传学、生理学等方面探索其中奥秘。他还觉得，物候工作应该是群众性工作，希望在农村能够广泛开展起来。
全书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有着较高的知识性、科学性。他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当中，大量引用古物候资料以及运用了物候学分析的方法。在评介该文时，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说：“在气候学的历史当中，竺可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历经半个世纪到现在，他曾经发表的论文，依然走在学术界的前端。”
【在京档案】
1949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该年10月16日，竺可桢马上便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开始进行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工作。并在1995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康有为：维新变法第一人
【北京人物】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出身于士宦家庭，世代为儒。是我国近代著名政治家、社会改革家、思想家、书法家及学者，他信奉孔子儒家学说，并致力于把儒家学说改造成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经担任孔教会会长。曾著有《新学伪经考》、《康子篇》等。
从小康有为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读书求取功名。家人都觉得，读书最直接、最有效的目的便是顺利通过科举考试，为自己开辟仕途、光宗耀祖，为国家效力。康有为17岁前，家人便给康有为一共请了六七位先生，无一例外，教学的内容都是学写八股文，记诵经书，为一次次的科举考试进行准备。可是，这种索然无味的应试学习与康有为聪敏的天性十分不符合，他提不起兴趣来。
光绪二年（1876），康有为参加广州的乡试落榜，他的祖父康赞修便将他送往南海九江礼山草堂，拜大儒朱次琦为老师。朱次琦是南海九江人，人们也尊称他“九江先生”。初到礼山草堂，朱次琦便用《五代史史裁论》为题，考康有为的学识根底。康有为模仿《史通》的体裁，博引群书，进行议论，一气写了二十余页，得到朱次琦先生的赞赏。在礼山草堂那段时间，康有为每天天没亮便起床学习，直到深夜才睡觉。他阅读的主要是儒家的书籍和史学、经说、辞章、掌故等，每天读书厚度以寸计，有的时候一天读十多本书。
在礼山草堂的三年里，康有为在朱次琦先生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的历史、文学、哲学，受到非常大的教益，不过，他试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还未找到答案。光绪四年（1878）冬，康有为与朱次琦先生辞别，回到苏村，上西樵山思考、学习，继续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之中，康有为领导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先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随后，他用上书与进谏的方式展开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像康有为那样敢于将其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与设想反反复复向皇帝提出。在我国的历史上，他开先河，提倡政治体制上中西结合，在中国最早提出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宪政方案：设议会、兴民权、进行选举以及地方自治，在坚持帝制和儒家传统的大前提下，逐步向西方的立宪经验加以学习。即便他的立宪思想有诸多保守成分在里面，可是它是我们民族思想文化成果的组成部分，应该受到重视。
在戊戌政变前的六年时间里，康有为于万木草堂收徒讲学，鼓吹变法，力求教育兴国，培养学生千余人，遍及北京、上海、广东、广西等各个省、市、自治区，真可谓是桃李遍天下，培养了梁启超、麦孟华、徐勤、陈千秋等一批政治家与学者，后来他们都成了戊戌变法的骨干。
1888年，中法战争之后，国势日蹙，康有为首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变法自强。随后，又六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用来挽救民族危机。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同维新派人士在各地建立学堂，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对维新变法的主张广泛宣传。之后光绪帝接受了变法主张，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变法，从政治、科技、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进行革新、改良。
【在京档案】
1888年，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未获功名。当年9月，他便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国家的危亡，对因循守旧加以批判，要求变法维新，并且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此三条纲领性的主张。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在得知《马关条约》的签订后，于松筠庵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公车上书”，依旧没有上达。1895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获得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同梁启超一同创办了《中外纪闻》，随后又开始在京组织强学会。
严复：带一门学问回中国
【北京人物】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以及教育家，为中国近代史上朝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系统地把西方的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以及哲学介绍到中国。在当时，他的译著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启蒙译著。严复的翻译严谨、考究，任何一个译称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少年时期的严复，考进船政学堂，接受自然科学的广泛教育。1877~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往英国留学，先是进入普茨毛斯大学，随后转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这段时期，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涉猎诸多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而且特别赞赏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回国之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到思想界，积极主动倡导西学启蒙教育，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顺利完成。他的译著不但区别赫胥黎的原著，而且还有别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
在《天演论》当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释了他救亡图存的观念，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呼吁救亡图存。译文非常简练，首次倡导“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了《国闻报》。在当时的知识界“与天交胜”，广为流传。除此之外。他的著名译著还有斯宾塞的《群学肄》、亚当·斯密的《原富》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首次将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古典经济学、自然科学以及哲学理论较系统地引进到中国，启发和教育了一代国人。
